——胡怀琛《中国八大诗人》对王士禛的评价
 

    “敦厚温柔三百篇，风入微旨忆当年。可怜多少谈诗客，谁识渔洋是嫡传!”这是胡怀琛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八大诗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卷首所题六绝句之一。
    胡怀琛 (1886—1938年) ，安徽泾县人，字寄尘，民国学者，文学评论家。在这本国学丛书中，胡怀琛将屈灵均（屈原）、陶渊明、李太白（李白）、杜子美（杜甫）、白香山（白居易）、苏东坡（苏轼）、陆放翁（陆游）、王渔洋（王士禛）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诗人分别予以介绍。
    作者在自序中说，“八位之中，各有一种特色。我并不会戴了我自己的眼镜去看他们。各人的好处，虽则有时立在相反的地位；我并不去此取彼，或去彼取此。”八位诗人“是以他们生存的时代前后为次序的。”“每一个人做一篇，合成此书。”由此可见，胡怀琛先生所称“八大诗人”可以理解为具备不同创作风格的八位诗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八个著名诗人。如果评选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诗人，人们可能更多地考虑诗人及其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样一来，胡著称的“八大”可能有所变化。说白了，有人会进来，有人则会出去。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些，胡怀琛在自序中特别提到，“苏东坡以前六人，想是大家都不怀疑的，以为他们的诗，是有价值。而于陆放翁及王渔洋，或者还有许多人要怀疑，以为没有甚么可取的地方。却不知放翁的写实、渔洋的温柔敦厚，确是他们的特色，是我们所应该佩服的”。
    论及王渔洋时，胡怀琛首先对学界贬斥王渔洋之论表明不同看法：
    中国古代几个有价值的诗人，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屈原而后，如陶渊明，如李太白，如杜少陵，如白香山，差不多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诗是有价值了。但是清朝的王渔洋，却没有人说起他。不但是不说他好，而且是攻击他。如章太炎所讲的《国学概论》里面说：
   王渔洋、朱彝尊的诗，失之典泽过浓。
   又梁任公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里面说：
 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禛（即王渔洋）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
章梁两先生对于竹垞（朱彝尊）、梅村（吴伟业）、渔洋皆不满意。然余以为竹垞失之典泽过浓，是不错；梅村靡曼，也不错；独不满意于王渔洋，我不敢赞同。
   王渔洋的诗和方望溪的文，在前清称为一代正宗。然而在当时，已有人攻击他们，说道：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制艺阮亭诗。
   阮亭就是王渔洋的别号，人家说他的诗和望溪的文，同是才力薄弱，好像是不足称为正宗。我按，望溪的文，不是在本题范围以内，我故置而不论，单论王渔洋的诗。 
    在说明“王渔洋的诗有价值”前，胡怀琛首先阐明了“诗是什么？”“中国的诗是什么？”，认为“尤以温柔敦厚的感情，为中国诗的本色，而即为诗学的正宗”。胡怀琛指出：
    他（王渔洋）的诗就是“温柔敦厚，怨而不乱，深得《国风》《小雅》之遗”。简便说一句，就是“《诗经》的嫡传”罢了。
   他能得《诗经》的嫡传，一部分是他性情的关系，一部分也是时代的关系，再一小部分也是地理的关系。
   说到他的性情，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感物成吟，有一往情深之概，却又不流于轻佻艳冶……
   说到他生存的时代，和他的诗也有很大的关系。大概清初诗人，都是生于明末，对于国家兴亡之感，自然不能完全消灭，时时流露于文字之间。故清初的诗，比乾嘉以后要好。乾嘉以后，天下承平无事，诗人也无所感激，便不免言之无物，自然而然的，流入平庸一途……因为渔洋生于明末，然明亡时，年纪尚小，和其他的遗民不同；却又目睹兴亡，和生长在乾嘉以后的人又不同；况他又是个富于感情的人，能不有所谓“故宫禾黍”之感么？所以他的诗，也往往带一些感时伤事之意，却又低徊往复，而不忍直言……
   再说到地理的关系，就是因为他是个山东人。山东在黄河流域，所以他的诗，是《国风》《小雅》之遗，而没有染长江流域文学的彩色……
   总观以上各说，可见王渔洋能得《诗经》之传，乃有种种的关系，并非是偶然的事。而且他的诗，在实质上纯然是温柔敦厚的感情，并没有他种实质糅入其间，所以可称为《诗经》之嫡传……
    作为清代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和诗论家，无论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学界对王渔洋和他的诗作多有评论，要么持肯定态度，要么持否定意见，要么褒贬互见。很长一段时间，王渔洋的诗歌及其“神韵说”甚至遭到不公正的轻视和冷遇。从《中国八大诗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胡怀琛先生在王渔洋诗作及诗学理论的研究上是颇具开拓精神的。他的这一评价至少为王渔洋及其诗作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为世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王渔洋开启了一扇窗户。但是，也有人指出胡著在论述王渔洋时的不足。段启明、汪龙麟在其主编的《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中所指较为客观和全面：
    “温柔敦厚”乃中国传统诗教，有几人能脱此窠臼？以此概称王士禛诗之特色，难免失之笼统。指认王士禛为《诗经》之嫡传，《诗经》之写实精神，王士禛秉承多少？仅从“温柔敦厚”着眼而肯定王士禛为《诗经》嫡传，又难免失之片面。王士禛写诗，不独有个人之性情，所处之时代和生存之地域等因缘，更重要的，是这诸多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而形成王士禛对“诗道”的独特体认和感悟，即其“神韵说”，然胡著对王士禛论诗宗旨不着一语，仅从王士禛所处之人文环境立论，其结论自又难免失之浮泛。
    客观地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代杰出的诗人岂止八位？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所以胡著所称“八大”不是惟一的，更不会是法定的。正如作者在是书自序中所言，“我不是说中国只有这八位诗人，不过以为这八位顶重要罢了”。我们不能因为胡怀琛将王渔洋等八位诗人列为“中国八大诗人”，而轻视“八大”以外的其他诗人；也不能因为不少学者对胡怀琛将王渔洋列为“中国八大诗人”有不同看法，而否认王渔洋的创作成就和在诗学理论上的贡献。摆脱对待古代文学狹隘的批评思维，有助于我们更加辨证地认知古代作家及其作品。
    不管怎样，像胡著这样，将王渔洋作为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同的八大诗人来论述，还是值得关注的。这足见胡怀琛对王渔洋诗作的认同态度，也足见王渔洋作为清初诗坛领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正如蒋寅先生所言，“作为诗人的王渔洋，诚然是清代诗歌的顶尖人物……他的成就和业绩将随着时间的雕琢，日益凸现出来。”（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