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七回曾提及新城（今桓台县）王氏，书中写道：

……即如那新城县里有一个大家，他上世的时候，凡是生下儿女，雇了奶子看养。那大家深宅大院，如海一般；那奶母抱着娃娃，怎得出到外面？及至娃娃长到五六岁的时候，就送到家塾里边，早晚具由家中便门出入；直到考童生的时候，方才出到街头，乍然见了驴、马、牛、羊，还不认得是甚么物件，这样的教法，怎得不把那举人、进士科科不四五个与他中去？且是出来的子弟，那市井嚣浮的习气，一些也不曾染在身上；所以又都忠厚善良，全不见有甚么贵介凌岸态度。后来人家富贵的久了，大地的淳庞之气都也不肯敛藏，做父兄的便也没有这等的严教，那做子弟的也便不肯遵你这般拘束；如今虽也还不曾断了书香，只是不象先年这样蝉联甲第。到了那大司马手里，一个十一二岁的儿子说他是该袭锦衣的人，便与他做了一顶小暖轿，选了八个小轿夫，做了一把小黄伞，终日叫他抬了街上行走，出拜府县。你道这样童子心肠，当如此的事故，叫他葆摄初心，还要照依他家上世人品，能与不能？（《醒世姻缘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印本第539-540页）

《醒世姻缘传》中只说是新城县里的一个大家，没有点明是新城王氏，但此点不难证明，笔者举三个理由：一是在明清两代王氏是新城县首屈一指的大家。明清两代，新城王氏族人科甲蝉联，簪缨不绝，成为江北青箱，海内望族，并于明末出现了威震中外的兵部尚书王象乾，清初出现了一代诗宗王渔洋。二是小说中提到的大司马，指兵部尚书，明代新城县仅出了一位兵部尚书，就是王象乾。三是小说中提及大司马的儿子“是该袭锦衣的人”，查新城《王氏世谱》，王象乾有子名王与籽，“以父荫官锦衣卫指挥佥事”。可见，《醒世姻缘传》的这段话说的确是新城王氏。

早在1931年，胡适就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中对《醒世姻缘传》的史料价值做出过评判，他认定《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并且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们极应重视《醒世姻缘传》的社会史料价值。同时，《醒世姻缘传》一书在诸如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上至今仍笼罩着团团迷雾，对这些众说纷纭的学术问题，尚无人举出铁证以息众口。因此，在关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在直接证据难以寻找的情况下，就需要考证书中所涉及的这些社会史料，来解开“《醒世姻缘传》之谜”。也正鉴于此，笔者就《醒世姻缘传》中所提到的关于新城王氏的这段史料做一番考索，或许能对深入研究《醒世姻缘传》有所裨益。

说《醒世姻缘传》中的这则记述具有“史料”价值，那么，首先就要考察它的真实性，即史料中哪些是历史史实。这段记述对新城王氏的家世、教育、科举等等多有涉及。那么，笔者就用现存的史料来印证一下。

《醒世姻缘传》中所说的新城王氏家族的教育，是一种“封闭式”教育，说王氏子弟“直到考童生的时候，方才出到街头，乍然见了驴、马、牛、羊，还不认得是甚么物件”，不免有些夸张。但新城王氏重视教育并严于家教确是事实。

新城王氏始祖王贵元末自诸城徙居新城，传三世至王麟，以《毛诗》起家，曾任颍川王府教授。其子王重光,嘉靖辛丑进士，官至贵州按察使参议，赠太仆寺少卿。王重光有六个儿子，他对诸子家教最严，曾制家训云：“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 。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也，诺之而已矣。” （王渔洋《池北偶谈》，中华书局本第108页）综观这则家训，拈出的是“道义”和“读书”四字，王氏一门，为官则效忠国家、清正廉洁，为文则华章叠出、著述等身，无不得益于这四字箴言。因教子以严，王重光的六个儿子均成就功名。王氏后人将此家训刻石立于家祠忠勤祠。王象晋教育王渔洋兄弟也“恒举此训”，并把它写在厅事屏壁间，以作时时警示。

王重光次子王之垣，即王渔洋的曾祖，嘉靖壬戌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著有《炳烛编》、《摄生编》、《历仕录》等。《炳烛编》分门别类搜集了一些名人名言，有教育功能。而他的《历仕录》叙述他官场处事，王渔洋在《池北偶谈》中曾节录数则以作家训，其中有一条云：“予为举人时，以太仆府君忠勤死事，入京乞卹。时严世蕃用事，贿赂公行，予谓纵赂得之，适足为先人辱，遂竟归。归督诸弟子侄昼夜闭户读书，相继成立，竟得卹典。”他不靠贿赂权门，为其先人讨得追封，显示了他的耿直，此也是道义之一端。他督导诸弟子侄昼夜闭户读书，并使他们相继成立，更是秉承新城王氏读书之家训。王之垣课子殊严，这从关于王象晋的记述中可窥一斑。王渔洋在《池北偶谈》说王象晋已大耋之年，犹“时时夜梦侍先曾祖司徒府君（王之垣），或跪受扑责，如过庭时云”。正是由于严教，他的三个儿子，王象乾、王象贲、王象晋均成进士。我们不难看出，王之垣“督诸弟子侄昼夜闭户读书，相继成立”，与《醒世姻缘传》中关于王氏教育的记述大致不差。

《醒世姻缘传》中曾提及新城王氏科甲蝉联，这也是事实。据邱少华先生统计：新城王氏自明嘉靖辛丑（1541）至清道光丙申（1836）295年间，共出进士29人，举人69人，贡生113人。在29名进士中，明代中进士的14人。在明代中进士的14人中，“象”字辈最多，共9人。而“象”字辈的下一辈“与”字辈，在明代中进士的，则仅有王与胤中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进士（另一位王与襄中顺治十六年己亥科进士）。从科举上来看，自崇祯二年至顺治八年24年内新城王氏没有中进士的，直到顺治九年（1652）才有王士禄考中进士，成为新城王氏入清以来的第一位进士。在顺治、康熙两朝，新城王氏族人又先后有9人中进士，王士禄、王士祜、王士禛三兄弟均考中进士并诗才超群，闻名天下。新城“三王” 在清初崛起于文坛，使王氏家族再度振兴。在王氏“象”、“与”、“士”三代中，“与”字辈在科举上成了蜂腰，在“三王”中进士之前，王氏“与”字辈中进士较少，这就极易给世人造成王氏家族衰落的印象。《醒世姻缘传》中说到新城王氏在明末的中衰，文中写道：“后来人家富贵的久了,大地的淳庞之气都也不肯敛藏，做父兄的便也没有这等的严教，那做子弟的也便不肯遵你这般拘束；如今虽也不曾断了书香，只是不象先年这样蝉联甲第。”并且举例来说明王氏家声衰落的因由，所举的例子也是“与”字辈的王与籽，乃王象乾之子。应该说，《醒世姻缘传》中所说的王氏在明末衰落的因由仅是一方面，其实，王氏在明末之所以出现衰败迹象，除去小说中指出的原因外，这还与当时晚明的社会动荡有关。因为这一时期（崇祯朝至顺治初）正是烽烟四起，明代政权摇摇欲坠之时，并且新城王氏还在崇祯四年（1631），遭受了明朝叛将孔有德的杀戮，几遭灭门之祸。应该说社会的动荡不安是造成新城王氏在科举上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醒世姻缘传》所记来看，西周生已见到了新城王氏在明末的中衰，但他似乎还没见到“三王”在清初的崛起，否则，如果是在王渔洋已经官高位显，并成为文坛领袖后，他不会说新城王氏“如今虽也不曾断了书香，只是不象先年这样蝉联甲第”之类的话了。这似乎能成为考证西周生生活年代的一个佐证。

小说中说的大司马即王象乾（1546–1630）。据新城《王氏世谱》载：“王象乾，字子廓，小字登科，号霁宇。行一。隆庆庚午(1570)亚元，辛未(1571)进士，仕至兵部尚书。八十三岁犹以特旨起用，行边视师，扬历中外五十余年，经纶事业详见《明史》及邑志。”王象乾在清廷所修的《明史》中无传，而在《明史》成书之前的《明史稿》中却有一篇较详细的传记，据此可考其生平履历。王象乾是整个新城王氏家族中官品最高的人，而一个家族的精英人物的去世，也往往被世人看作是家族衰败的标志。清人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中说王象乾“竟无子，继嗣辄亡”，是不确切的。从新城《王氏世谱》来看，王象乾只有一个儿子名与籽。王与籽，“字实甫，小字如松，号凤里，廪生，工书能文，好善乐施。以父荫官锦衣卫指挥佥事，配张氏，二子。墓在城东系河之北，有残碑。” 另，明天启四年所修《新城县志》卷九有王与籽“改荫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记载：清刻本（笔者所存残本）《楼村披阳张氏宗谱后卷》有王与籽撰《卫指挥佥事嗣台公事略》一文，王与籽名衔亦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从王与籽“以父荫官锦衣卫指挥佥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醒世姻缘传》的记载大致是史实。

综上所述，《醒世姻缘传》关于新城王氏的这段记载多属实。这似乎能使我们获得以下几方面的信息：一、《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熟悉新城王氏家族的情况，其生活的地点当与新城相距不甚远。二、西周生看到了新城王氏家族在明末的中衰，而没有看到或至少在写《醒世姻缘传》前还没有看到新城王氏在清初的再度崛起。那么，西周生当生活于明末清初，《醒世姻缘传》当写于崇祯、顺治之时。三、《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关注新城王氏的教育、科举，而且《醒世姻缘传》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写了一些与教育、科举、塾师等相关的事情，这似乎表明西周生可能做过塾师或幕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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