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民间，过去最重要、最热闹的仅次于春节的其实并不是中秋，而是农历七月的普度。

按照闽南的说法，农历七月是鬼月，阎罗王每年在这个月会将地狱中的无主鬼魂放出来，到阳间享用民间的祭祀，初一打开地狱门，直至三十才关上。这期间，大家按照所在的街道或村落，根据约定俗成的日子轮流做“普度”，敬祭亡魂，希望他们早日脱离苦海或轮回转世。上世纪80年代的厦门港、美仁宫和江头一带，到处杯盏交错，欢声笑语，各家各户摆设酒席，亲朋邻里互相宴请，客人邀请的越多越光彩，越有面子，张家吃完到李家，不是过年，胜似过年。

有人说，约定俗成的日子轮流做“普度”，没书可读，还真有，1932年出版的《厦门指南》中有列入市区普度区分日期表。坊间还一说“二三西边，二四后保，昨天请，今日讨”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普度被视为封建陋习，认为大操大办容易滋生吃喝攀比之风，经济拮据的人家为了办几桌饭菜，甚至可能要向亲朋借钱，不利于社会和谐。政府经过不懈宣传竭力废除，如今，早已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起“吃普度”了。

我觉得普度的消失不仅仅是一个遗憾，而是闽南传统民俗的一个悲剧。比较起博饼，普度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民俗文化。

普度在闽南可谓根深蒂固，闽南人普遍信佛，农历七月十五日，是道教的中元节、佛教的盂兰盆节，后来佛道合一，成为一种很符合群众百姓信仰定式民间习俗。普度本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必如临大敌，赶尽杀绝。黎民百姓每年有一个月的机会在一块找乐，开开心心串门吃普度，更加有益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亲情、友情和邻里乡情的真诚融合。

反观厦门独具特色的博饼，最早玩的是会饼，模仿科举制，按饼的大小分为状元、对堂(榜眼)、三红(探花)、四进(进士)等，众人依次投骰子，看点数博取相应的饼。游戏大多仅限于亲朋好友在家庭里自娱自乐。但如今已悄然变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博饼了，原先的单纯的月饼早被琳琅满目的高档日用品所取代，并逐渐推向高端，状元奖品从金项链到彩电冰箱直至轿车游艇。尤其是宣传导向和商家的推波助澜，声势浩大几近疯狂。游戏从家庭延伸到公共广场，不仅创意了“中秋博饼王中王大赛”，也同时诞生了因奖品分配不均而对簿公堂的“厦门博饼第一案”。

博饼的变味，不但在于将人的赌性激活了，更要害的还在于它的“潜规则”，醉翁之意不在饼，许多商人、基层下属正是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手里的“卡片”名正言顺地公开赠送出去了。

从厦门普度的消失到博饼的鼎盛，总让人感觉到厚此薄彼，不可思议。如果说过普度是糟粕，需要明令禁止。那么，公开“博卡”、“博车”，难道不是封建遗渣吗？我觉得这是一种观念错位。

对民间民俗更多的是保留传承。我以为作为民间民俗理应记录，它能否生存在于民间的接受，无需外力引导。由民众从现实生活来取舍。其实我住新区也并不作普度，我只是认为普度也是厦门传统的民俗文化之一，理应有它的正名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