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隔琼洲海峡与祖国大陆遥遥相望，面积约34000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台湾的祖国第二大岛，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扼要。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佛教东传最早和最主要的路径是海路，且大多是从两广一带往返。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从南海来中国的船只，自然把海南岛视为进出中国的海上门户，不可忽视的停泊地。佛教东传的第一站很可能是海南岛？早期往来于中印之间的高僧大德，如菩提达摩、法显、义净等，是否在海南岛上停留？如斯，海南岛是不是佛教文化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   
（一）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海南岛处于要冲地位
海南岛北倚大陆,南临南海,旁邻南洋岛屿诸国,是我国重要的海洋地域。在汉至明朝的整个横跨亚欧非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海南岛处于要冲地位。
史书多处记载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重要港口。《汉书·地理志》记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多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唐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里记述：“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九州石即今海南文昌七州列岛一带；象石，亦称独洲山、独猪山，即今海南岛东南岸的大洲岛，在万宁海面上。“独洲山在万州东南海中，周六十里，又名榜山，海舟多泊于此，南番诸国入贡，视此山为表”，也就是说，外国人由海路来中国途中，常在海南岛独洲山海域附近停泊，并且将此地作为到达中国的重要标志。
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海南岛已有专门的港口和水道，是外国来华船舶重要的停泊港湾。崖州大疍港（今三亚宁远河入海口处)，在唐代时已是我国与南亚诸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海路上的重要中转站，是海南岛与大陆、东南亚国家贸易的重要通商口岸。南宋淳熙年间（1165—1189年），琼州白沙津（今海口市海甸溪两岸）开通对外贸易与外籍船舶进出港口业务，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载：“琼州白沙津，蕃舶所聚之地”，足以见当时海南岛海外贸易的兴盛局面。
由此可见，古代的海南岛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更是古代航海到达中国的标志。这些都是支持海南岛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沿和早期传播地观点的有利条件。
（二）从古代航海技术看海南岛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我国南海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起步很早，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与东南亚进行沿岸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大力开拓南海对外交流与贸易活动，扩大了汉王朝与海外各国政府、经济与文化联系，开辟了东西方海上交流大动脉的形成，揭开了中国古代航海史的新篇章。
秦汉时期，南海和印度洋的航海事业有所发展，但由于航海技术和航行设备还较为落后等原因，航海水准基本上没有越出沿岸或逐岛航行的高度。《汉书·地理志》有一段关于西汉遣使出访西南洋的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对于这条传播路线，中山大学教授熊义民在《汉使西南洋行程考》一文中认为“由于汉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都不很成熟，出海的船舶一般都沿海岸线而行，这一方面是由于靠岸地区海浪较小，便于航行；另一方面是由于造船技术有限，船体较小，载重量不大，航速不快，汉使、商贾一般不可能在带满货物之外再装足数月所需的粮食和淡水，因而古时出海之船舶在远航的途中要经常靠岸以取得粮食和淡水的补给；但在靠岸而行也增加了遭受海盗袭击的危险性。商人冒险出海，是为利而行，必须带有众多的珍贵货物，汉使亦不例外，他们当然不愿举众多之珍宝异物在海盗面前束手就擒，因而其出海除了联合多只船舶同行外，还必须要组织力量防备海盗，这不仅占用了有限的载重量，而且增加了对粮食淡水的需求；商人为利而行，必须多带既轻便又昂贵之货物，尽可能将粮食淡水等粗贱物资压到最低限度，这自然又要增加其为取得粮食淡水等生活必需品而靠岸的频率，总之汉使远航至南印度之黄支国，绝不只仅仅停留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等国而已，还必须要在别的许多地方靠岸”。
从上述考察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使的航行路线大致为：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岸线航行，经五个月到达马来半岛东南部(都元国)，再绕过马六甲海峡，沿马来半岛西岸向西北航行，经四个月到今天下缅甸土瓦一带(邑卢没国)，再航行二十余日抵南缅甸之沙廉(谌离国)，在此弃舟登陆，步行十余日到缅甸之卑谬(夫甘都卢国)，在此乘船，从伊洛瓦底江出海，沿孟加拉湾西岸航行二月余到印度之康志唯南(黄支国)，最后从康志唯南附近的Chingleput城(已程不国)返航，经八个月航行到暹罗湾东北岸(皮宗)，再经两个月航行到越南中北部(日南象林界)，回国”，我们认为，据《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印度洋航线可见（详见附图1），这条往返南亚地区的汉使航程是一条沿着海岸线渐进的航路，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补给。据《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一文指出：“1976年，考古学家在广州发现了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专家认为这是一处能够成批生产在内河和沿海航行的大规模造船基地，可建造宽3.6～8.4米，长20～30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木船，若并台造船，则可以生产出装载容量更大的船只，反映了汉代造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汉代远洋航行主要有木帆船和楼船。木帆船又称风帆船，主要利用帆具依靠风力推进。船身首尾略窄，两边稍翘。风帆船设有两桅、三桅等，大多采用长方形、扇形或三角形的篷帆，可以迅速升降。船有三支桨、五支桨等。有的结构复杂，设有舱房，船头安装排浪板，船尾设有封闭的尾舱。这种船只适合于沿海航行和内河航运，并且从汉代起至今仍沿用于环北部湾沿海及内河地区”，此外，即使到了航海技术较为发达的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其航海途中也以海南岛独洲山作为停泊、补给的重要港口。由此可见，由于古代航海技术较为落后和海南岛处于海上丝绸之路要扼等原因，往来南海商旅、东来传法和西行求法的僧人必然会在海南宝岛留下足迹。
（三）海南“蕃客”之联想
外籍穆斯林“蕃客”进入海南岛最早时间可上溯到唐朝，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有唐一代，他们在从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国与波斯、阿拉伯等国之时，由于种种原因而落籍处于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要扼的海南岛。宋元时期，随着中外海上贸易的发展，“蕃人”、“蕃客”更是大量落籍海南岛，在岛沿海一带形成了外籍穆斯林固定的聚居村落——“番坊”、“番浦”。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万安州(今海南省万宁市境)大海盗冯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之住处也”。这些盘踞岛东南沿海的大海盗，因掠取大食、波斯商船而富，足见每年过往海南岛的蕃船数量众多，被海盗掠夺羁留岛上的“蕃客”亦不在少数，万安州大海盗冯若芳所掠夺的奴婢居处“村村相次”便能说明这一点。
姜樾先生在《海南伊斯兰文化》一书中指出，外籍穆斯林落户海南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蕃舶遇风浪而停靠海岸”。诸蕃商船经印度洋到达中国南部沿海的海上航行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遭遇暴风、暴雨袭击是常有之事。史籍中多有蕃舶遭遇风浪覆船靠岸海南岛记载，如“故诸番舶虽东洋琉球等国，被风飘多至琼”，“番人塘，在城(崖州城)西一百二十里。相传番人覆舟于此，故名”等等，特别是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第五次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和尚，被台风从东海吹到振州（今海南三亚），当时的振州别驾冯崇债盛情款待了鉴真大和尚一行。更巧合的是，据海南三亚南山寺记载：“公元804年，日本僧人空海（弘法大师）乘船西渡求法时也曾遭遇暴风雨漂流到海南三亚”。这仅仅是“巧合”，还是说明了海南宝岛海上地理的特殊性？鉴真和空海的例证，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海南宝岛在南海航线上的独特地位？
从海南“蕃客”这一事例，我们可以想象，自汉代以来，甚至更早以前，东来传法和西行求法的僧人随着商船往来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就没有曾在海南岛停泊补给？没有遇到过风暴，在海南宝岛停靠，继而就地传法？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四）“吉贝”传播路线的推断
近年来，有学者对吉贝传播路线的研究，对于佛教海上传播以及佛教初传的研究，也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
“吉贝”是中国古代文献对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特有的一种木棉织品的称呼。据《尚书·禹贡》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学术界多认为，这里面所说的“岛夷”指的是海南岛黎族先民，“织贝”是指有文采的棉织品。可见，海南岛种植木棉在战国时代就有记载，至今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但却因为棉纺起源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故中国早期的史料，多把它列为印度南亚等地的贡品。近年来，有专家学者研究吉贝的传播路线和传播时间，发现“吉贝”传播路线是由印度—东南亚—海南岛—中国南方大陆—日本。而更有趣的现象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传播路线也与“吉贝”的传播路线相一致，其传播时间也与“吉贝”传播时间相同。此外，在“吉贝”传播路线经过的地区（海南待考），均发现了南传佛像的遗址。
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推断：如果“吉贝”外来说成立，那么中国海南岛和南亚、东南亚间的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很早就已开始，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其传播路线或许从印度到东南亚后通过海路传入海南岛再进入中国南方大陆。无论是从当时的航海路线还是航海技术而言，早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通过海路往来，必须要沿着海岸线行驶，而海南岛是我国早期对外经贸、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忽略和不可回避的一个地方。
二、早期佛教东传的海路路线与海南猜想的可能
如果说在中国早期航海路线中，海南是一个重要的前沿之地，那么，佛教文化的传播是否也会使海南成为一个前沿呢？或者说海南是否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前沿？
（一）海路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二条途径之一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很多，最为有名的是汉明帝梦感求法说。据汉末牟子所写《理惑论》和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序》记载，后汉明帝（28－75年）梦见金人，派遣使者到西域求法，经典由白马驮来，汉明帝因此在洛阳建白马寺。这个观点向来被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
但也有专家对此抱有不同看法，认为佛教并非从陆上最先传入中国，而是由海上最先传入中国。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路，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冯承钧在其著作《中国南洋交通史》中写到：“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胡适认为：“佛教入中国远在明帝之前，我也深信佛教东来，不止陆路一条路，更重要的是海道，交州在后汉晚年已是佛教区域，所以，佛教大概先由海道来，由交广到长江流域及东海滨，先流行于南方”，而在佛教最先传入中国的问题上，学术界一向只注重文献记载和直接物证，由于这种方法论的羁绊，使得海陆之争不得其果。李刚在《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论》一文中指出：“佛教的发展早期是没有佛像、佛寺和佛经的，教义只是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这就是说，在佛教产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传播。因此，那种以为佛教传入中国必须以佛像、佛寺、佛经为标志的观点，本身就否定了佛教的发展，其悖理之处自然也就不言而喻，由此可见，早期佛教的传播是观念的传播，那么率先流行佛教的西域滨海地区的胡人，就是佛教文化的载体，其与东南沿海地区通商路线，就是佛教传播路线”
例如最早来华传教西僧安世高（本名为清，字世高，是西域安息国的王太子）。他于后汉桓帝初年（147年）来到中国，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是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之西来译经僧。关于安世高来华的路线向来是个谜。慧皎在《高僧传》记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但梁启超推断说：“世高盖从海道来，在广州登陆，经江西北上，而在江淮间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故到处有其神话也”，为什么有这一说法，那就要研究安世高来华的背景。安息是阿尔萨克斯1世创立的国家。张骞于公元前119年至大月氏时派副使到安息，安息国王率二万骑到东境迎接。东汉和帝元年（88年），安息国献符拔、狮子，次年又遣使朝贡；永元十三年（101年），又向后汉朝贡。四十七年之后，安世高来华。当时安息垄断了中国与印度、罗马帝国的贸易，海运业掌握在安息人手中。所以，安世高随商人从海上来更合乎情理。
综上所述，佛教很可能最早是通过海路直接传到中国，而不是经由西域各国间接传到中国的。从秦汉（甚至更早）开始，中印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汉书·地理志》中就明确记载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到唐代以后，中国出使南海的使者、泛海贸易的中外商人、传教与求法的僧人，频繁往来，盛况空前。如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详细记录了唐初到印度求法的五六十位中国僧人的事迹，这五六十位僧人中，从第八、第九个人开始有人从海路赴印，从第二十一个人开始，就方向大变，几乎全是取海路，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海路相比陆路具有两大优势，一是避免了各国之间因外交关系变化导致的通关麻烦，二是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安全便捷。因此，起码从唐中叶之后，海路成为佛教东传的主要传播路径。
（二）佛教东传与海上丝绸之路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前140—前87年），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已有外交活动和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也随之得以展开。那么，当时在印度盛传的佛教随印度商人和使者一同传入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国最早南海到印度洋的远航路线辟于西汉，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的航海最远到达“已程不国”（即斯里兰卡一带）。
冯承钧先生认为:“自汉迄晋佛法盛行，其通道要不外乎西域、南海两道。当时译经广州或建业之外国沙门疑多由海道至中国”，事实确实如此，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东西海上交通既开，各国使者、商人接踵而至，西方文化也随之传来，佛教也有可能率先从海上传入中国。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印度宗教和中国丝绸沿着同一条道路相向而行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也印证了一条历史规律：宗教思想和宗教崇拜物是沿着已开辟的商路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的”，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说是“佛教传播之路”。特别是三国、东晋以后，遵循海道来中国传法的高僧络绎不断，至唐代，弘法求法高僧往来于海上，形成高潮。广州是世界著名的港口，有唐一代，各国每年抵达广州的船只达到每年4000艘。据记载，中西土僧人附商舶纷至沓来，广州成为南方佛教传播和翻译的重镇。相传最著名的禅宗始祖达摩就是通过海路，从广州登陆，逐渐北上中原传法的。另外，著名的密宗三大创始人，被称为“盛唐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高僧，以及昙摩耶舍、耆域、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般剌蜜帝等，也都是广州为传教根据地向北伸展传教，一直到达长江流域和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
（三）佛教东传的主要人物与线路
据《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一书记载：“由南海线路东来传教和西去求法僧徒共238人，其中东来传教僧尼55人，西行求法183人”，当然，这只是见诸文献记录的僧人数目，而记载往往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相，其总数肯定远不止于此，因为能进入著作作者视野的一般都是高僧大德，而那些并无重大功业可记的大多数弘法传教者，往往无声无息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著名东来传法高僧菩提达摩，生于南天竺（印度），婆罗门族。南朝梁·普通年中（520～526年），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后北行至北魏，到处以禅法教人，被尊为中国禅宗的始祖。据海口市仁心寺寺史记载：“相传达摩北上航行至广州前，曾经在海甸溪（今海口市海甸岛）北岸上落脚，并“手播莲花，弘法海甸岛”，临别时，达摩口占一偈云：“天竺僧自天竺来，莲花宝地莲花开，南海观音临海甸，千五百年花再开”随后安坐于莲花宝座之上，飘然渡海北去。那么达摩是否有可能先在海南宝岛弘法后，才经广州而后至中原以禅法教人的？
法显、玄奘、义净是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高僧中最杰出的代表，前一位出现在东晋，是有史记载中国最早取经返回的僧人。后两位都是唐朝人，义净比玄奘约晚40年。这三位中，除玄奘是从陆路往返外，其他两位高僧都与海路有关。即使是玄奘，从陆路去印之后，印度鸠摩罗王也曾一度建议他从海路返回。法显法师是从陆路去，海路返回，由此撰写了《佛国记》，这部著作尽管重点记录陆路，简略了海路部分，但也应成为佛法东来的一个重要佐证。
西行求法僧人叙述南海最详者为义净。其在印度、南海诸国居留25年，对促进佛教传播，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其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述其行程：“于时咸亨二年（671年）坐夏杨府。初秋忽遇龚州使君冯孝诠，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复蒙使君命往岗州。……。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今改为室利佛逝也)。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从羯荼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从兹更半月许望西北行。遂达耽摩立底国。即东印度之南界也。……十载求经。方始旋踵言归还耽摩立底。未至之间遭大劫贼。仅免剚刃之祸。得存朝夕之命。于此升舶过羯荼国。所将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权居佛逝矣。”即从广州直接南行到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停留半年后到达末罗瑜国（马来半岛南端），再经羯荼国（马来半岛西岸），到达安达曼群岛，然后西北行至印度东北海岸恒河河口处的耽摩立底国。义净在印度留居“十载求经”，先后游历了毗舍离国、拘夷那竭和波罗夸城等地名刹古寺，所获甚丰。685年，义净离耽摩立底国那烂陀寺登舟东归，于689年达广州。据研究，义净多次经海路往返于中国与南亚、南亚次大陆及南海诸岛之间，由于当时各方面因素，极有可能驻留海南弘法。如果这一猜想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海南可能会成为各朝高僧们往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停留点。
另据考察，在海南宝岛上，密宗的遗迹和痕迹仍有遗存，如澄迈县的美榔双塔，有专家和学者考证，属唐密遗迹。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原副会长吴立民曾指出：“美榔双塔法像与在西安扶风法门寺佛塔地宫内发现唐本药师佛像是一致的”。对于美榔双塔的性质，吴老先生亲笔写下：“此乃唐本药师塔也”。又如海口仁心寺保存至今的五方佛毗卢帽，经我国著名考古专家韩伟鉴定，与佛教密宗传承密不可分。众所周知，佛法的秘宗传承分为唐密传承和藏密传承，其中藏密传承是在元朝才传入汉地的，而妹塔是北宋时期修建的，因此，在北宋时期已经存在的密宗传承必定是唐密传承。而海南的这些密宗遗存表明，义净或者是其他唐代密宗的高僧大德，在往来南海之间时，极有可能曾在海南宝岛上弘扬佛法，使密宗传承在海南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早期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东传的南方路线密不可分，这就为海南是否与佛教东传有关提供了猜想的前提；而我国早期航海技术不发达等原因，使得当时的船舶行驶必须要沿着海岸线行驶，而海南在早期航海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中断地和停泊点，这就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佛教是否先期或同期传入海南提供了猜想的可能。另外，佛教高僧传法及求法群体的存在、中国佛教与南亚、东南亚佛教之间的交流，海口市仁心寺、三亚市南山寺、澄迈县美榔双塔、定安县见龙塔以及海南岛上的佛教遗存都为此猜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因此，笔者认为海南有可能是早期佛教东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停留之地。当然，由于早期文献史料阙如，难以找到详实的记载证明，故笔者以“海南猜想”为题来进行种种假设性的推理，以期抛砖引玉，求证于方家来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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