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是中华书圣，他的书法“尽善尽美”、“古今莫二”，他写的《兰亭序》名扬天下，尽人皆知，但在仕途上却因与一个名叫王述的人“情好不协”，最终导致誓墓、辞官，“以愤慨致终”。许多人为王羲之鸣不平，说王述的不是。那么，王述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本文就他俩的性情、为人及其过节根据史书记载作一番分析，以明是非。
 
一、王羲之其人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父旷，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善草隶，累迁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1]王羲之少年时便有了出众的表现。十三岁时，去谒见吏部尚书周顗，周顗“察而异之”，割牛心炙给他吃。牛心炙是古代用以待贵客的重要食品，周尚书“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王羲之的从父大将军王敦也十分器重王羲之，说“汝是我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薄（裕，少有德行）。”^[2]并冀以厚望。王羲之入仕后，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很赏识他，请他为参军，又迁长吏，称赞王羲之“清贵有鉴裁”。^[3]扬州刺史、中军将军殷浩也称羲之“清鉴贵要”^[4]并屡为举荐。《晋书·安帝纪》称“羲之风骨清举。”朝廷公卿因此咸爱其才器，多次召他为侍中、吏部尚书，可都被王羲之推辞了，并说：“吾素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向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5]阐述了他平生的志趣和对现实的态度。但稍加分析，可知王羲之辞而不就的原因是“不乐在京师”，意在巴蜀的名山胜水。如果王羲之真无“廊庙志”，也不至于沉浮宦海二十多年了。他任会稽内史前苦求宣城郡不许，便是例证。他之所以希望外任，目的是远离朝廷，不受朝规约束。《世说新语》中有这么一句话评介王羲之：“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是最恰当不过了。或许有人以为这是评其书法，但书如其人。王羲之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王羲之的才能和见识早有定论，他的人品又如何呢？《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么三件事：
1、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支道林也在会稽。孙绰对王羲之说：“支道林标新立异，胸怀学问极好，你想不想见他？”王羲之自负一腔才气，非常轻视支道林。后来，孙绰和支道林一起乘车到王羲之处，王自顾干自己的事，不睬支道林。过了一会儿，支道林出去了，王羲之有事也要外出，车已在门口等着。支道林对王羲之说：“你不要走，贫道与你谈几句。”于是便论说《庄子·逍遥游》。支说了几千句，辞藻新奇，象姹紫嫣红的花朵一样绽放。王羲之已听得入了神，于是宽衣解带，早忘了其他事。这则故事说明王羲之是个清高自负的人，主观意识强，很少有他看得上眼的人，也就难怪史书对王羲之有“狂放不可一世”之喻。
2、王羲之对谢安、谢万翻箱倒柜的招待的很热情周到，对妻舅郗愔、郗昙的到来却很平淡。为之，郗夫人对两个弟弟说：“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去找他了。”说明王羲之不仅轻视别人，连自己的亲舅也不例外。
3、王羲之与王修、许询生前是要好的朋友。等到他们两人去世后，王羲之对他们的评论很苛刻。孙岩听后，劝诫王羲之：“您过去和王、许交情很深，可到他们死去后，却没有保持最终的友情，我认为这不可取。”王羲之因此极为惭愧。从这件事上可看出王羲之的心胸不够宽阔。
以上三个例子可见王羲之的性格和为人是不可取的，这种缺陷也正是导致与王述矛盾的根源。
 
二、王述其人
“王述，字怀祖，太原晋阳人。祖湛，父承，并有高名。述早孤，事亲孝谨，箪瓢陋巷，宴乐永日。由是为有识所知，袭爵蓝田候。”^[6]据《晋阳秋》记载：“述道体清粹，简贵静正，怡然自足，不交非类。虽群英纷纷，俊乂交驰，述独蔑然，曾不慕羡。由是名誉久蕴。”丞相王导因他是东海内史王承的儿子，又是孝子，便起用他为属吏，说他“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7]王述家贫，在当宛陵令期间，犯了贪，很是接受了一些赠遗，并被举检达一千三百条。王丞相知道这事后，婉言告诫他。他回答：“足，自当止。”^[8]很诚实。后来，他当了郡守，果然变得“清洁绝论，禄赐皆散之亲故。”成了清吏，并受到了当时诸公的好评。谢安称赞王述“去了皮都是真率”。简文皇帝司马昱评论王述：“他的才干既不出众，对于名利又不淡薄，但只凭一点真率便足以胜过他人许多。”王述最大的优点是真率、直言，最大的缺点是庸俗、急躁。《世说新语》也有三件事可说明王述的性格及为人。
1、先说性情。有一次他吃鸡蛋，用筷子去挟，挟了好几次没挟着，便大怒，拿起鸡蛋便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转个不停，他便用脚去踩。不想没踩着，这下可把他气坏了，便从地上把鸡蛋捡起来放到嘴里，嚼碎了马上吐了它。此事如发生在小孩身上，有趣可爱，但发生在已成人的王述身上，便粗俗不堪了。难怪王羲之听了大笑：“使安期（王述父，与王述性格相反）有此性，犹当一豪可论，况蓝田邪？”故《中兴书》评曰：“述清贵简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为累。”
2、再说他的真率。王述在任王导属吏时，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听王丞相发言。大家竞相称赞王丞相如何如何，王述坐在末位听不过，便说：“丞相又不是尧、舜，哪能事事都正确？”王导极赞赏这句话。这句真话就是放到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象王述那样的胆识敢说，也没有几个人能象丞相那样的贤明、宽容。
3、王述升任尚书令时，接到诏书便拜就了。他的儿子王坦之说：“按惯例您应该谦让一下。”王述问儿子：“你认为我能胜任不？”王坦之说：“怎么能不胜任？但谦让是美德，恐怕不能缺”。王述听了慨然道：“既然说我能胜任，还谦让什么？人们都说你超过我，由此看，你肯定不如我。”量己而后动，义无虚让，是王述为官的准则；不虚伪，实事求是是王述为人的准则。他追逐名利，但与王羲之言不由衷的“吾素无廊庙志”的个性大相径庭。谢安因此评说王述：“行为与举措都与平常人不同。”
 
三、矛盾经过
《晋书·王羲之传》载：“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为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其中，《世说新语》和《晋书·王羲之传》所载有不同处，《世说新语》说成是王羲之有意污辱王述，“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又载：“蓝田（王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以上是王羲之与王述有关矛盾的文字资料，虽有出入，但原委讲得很清楚，是王羲之先污辱了王述，而后是王述蓄意报复。王羲之为何要污辱王述呢？因王羲之“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9]值王述丧母丁艰，王羲之代王述为会稽内史，王羲之屡次说要去吊唁，可好多天一直没去；后来去了，通报进去，王述哭着迎接，不料王羲之连门都不进便走了，以此来凌辱王述。于是彼此间的仇隙便更大了。王述是个“事亲孝谨”的人，焉能就此罢手。故等他当了扬州刺史后，对属下的王羲之自然要报仇雪恨。他以“周行郡境，而不历羲之。临发，一别而去。”^[10]反辱王羲之。后“又检校会稽郡，求其得失”，^[11]侦查到了王羲之在会稽郡种种不法行为，掌握了真凭实据，然后叫他自己看着怎么办？应该说，王述还是给了王羲之面子，给了下台的梯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如若王羲之经得起检校，也不至于誓墓、辞官。
 
四、孰是孰非
按，王羲之与王述同为太子晋裔孙，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望族，王述出身太原王氏大族，门第相当，却两族势力互为消长，本应相互协助才对，可王羲之自恃才高，时时抵毁王述，估计王述最多也不过作个仆射。不料后期王述竟蒙显授，作了扬州刺史，大出羲之意外。更让羲之难以接受的是他所守的会稽郡正好在王述的管辖之内。由于位遇悬邈，耻于其下，王羲之曾派参军去朝廷，请求将会稽分出来为越州。事情没办成，但这事已成为当时人们谈资的笑柄。让王羲之不悦的是子辈们也不争气，王述之子王坦之当时已有重名，官居侍中，故王羲之内怀愧叹，对诸子说：“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中兴书》云：“羲之与述志尚不同，而两相能。”羲之以轻狂、骨鲠著称，是文人雅士；王述以真率、急躁闻世，是个清官循吏，两人的性情就跟水与火一样不相融，但他们各以各的才能并重于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王羲之不去招惹王述，王述是极不会报复的。如王述丧母期间，王述很想王羲之去看他，并常常洒扫庭院等侯王羲之的到来，以示友好。《世说新语》还记载了这么二件事，可说明王述是个宽容大量的人。第一件事，谢奕性格粗豪，王述不知何事得罪了他。谢奕赶到王述处破口大骂了一顿。王述脸色严峻，面朝着墙壁，动都不敢动坐了半天。等谢奕走了好久，王述才转过头来问左右小吏：“走了没有？”小吏回答：“已经走了。”王述才敢回身坐好。第二件事是王述任扬州刺史时，主薄请问他长辈的姓名以免冲犯。王述训示：“我的亡祖、先父名扬四海，远近都知。我的祖母、母亲的姓名按例是不能传于外的。其他就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了。”试问，这样的人能去先伤害别人吗？孝悌是当时社会传统道德标准，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提倡，避讳则作为尊祖敬宗的表现形式，谁也不敢冒犯。王述是孝子，丧母已很伤心，而王羲之自恃门第，傲达不羁，屡与王述过不去，并触犯了王述的家讳，这在当时是不可饶恕的。王述守丧三年，忍气吞声，不能有所作为，但一旦复职，当上了扬州刺史，自然要对属下的王羲之进行报复。我想，换了任何一个人，辱及到了自己的父母是不会无动于衷的。王述报复是后发制人，虽有公报私仇之嫌，但只不过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错就错在王羲之不应将个人的恩怨加害到对方的父母身上，故王羲之辞官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魏晋之际，司马氏当权，以崇奉礼法、弘扬名教为名，迫害异已，士人动辄丧生，文人学者为避祸，奉老庄为宗，纵情山水，谈玄说理，以致玄风大盛。王羲之和王述是那个时代两种不同类型都有一定成就的人，在极重个人品德，忠、孝、礼、义是人才取舍标准的魏晋时期，王述因此而蒙显授，并成为一时楷模，是不足为奇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忠孝思想、道德观念的淡薄，王述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而王羲之因帝王对其书艺的推崇，渐渐为人们熟知，甚至被美化、神化，也属常理。但书艺与人品毕竟是两码事，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再也不要象王丞相那帮属吏一样“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12]
 
（作者单位：浙江省嵊州市文联）
 
注释：
[1]《文字志》。《世说新语》刘孝标注。
[2][3][4]《世说新语》。
[5]《晋书·王羲之传》。
[6]《王述别传》。《世说新语》刘孝标注。
[7]《世说新语》。
[8]《晋书》。
[9] 《世说新语》
[10] [11]《中兴书》。《世说新语》刘孝标注。
[12][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