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王羲之传》，比起其他人的传记来，是字数较多的一篇，但是对于王羲之的生平，记录得不算详尽，完全凭着它来研究王羲之，仍有很多失记的事情。幸而，在当时及其后若干年，有一些记人记言的书籍出现，其中或多或少地记载了有关王羲之的轶事。这些书便是东晋年间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代殷芸的《小说》，加上梁代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引用的《中兴书》一共5种。其中以《世说新语》中的资料最多，有40多条。不过，它是集合前人著作编成的，有几条与《语林》、《郭子》相重复（那时也不算抄袭），还有几条被收入《晋书》，各条中所记的也有些是王羲之说过的只句片语，对研究他没有多大用处。这里只选了以上诸书所记的一部分，分四个题目，对王羲之的生平作一点补白工作。
 
一、王羲之的性格
 
1、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世说新语·品藻》）
2、王右军少时甚涩讷，在大将军许，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元规，复何所难。”（《世说新语·轻诋》）
3、王右军少尝患癫，后答许询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诵之，读竟，乃叹曰：“癫，何预盛德事耶？”（裴启《语林》）
从以上三条的记事看，王羲之少年（应包括青年）时，性格中突出的特点是有骨气，涩讷，还有发现自己癫痫病发作时，居然在下意识指挥下作出不错的诗来，因而不把癫病放在心上（以后再也没有记载他犯癫病的资料，大约治好了吧），这一特点叫什么呢？叫旷达吧。从王羲之一生中失官不惊，中年及晚年乐于过隐居的生活看，他有着旷达的性格。
有骨气、旷达，却又涩讷，似乎有点不调和，到底怎么回事呢？仔细分析一下，那条记载他性格涩讷的资料，似乎不可信：涩讷，指的什么呢？讷，是讷于言，就是不爱多说话。涩，好像指言语不流利。那一条记的是他在大将军王敦处，听说王导、庾亮拜访王敦，就要避开，被王敦劝止了。这与涩讷有什么关系呢？查一下《晋书·王羲之传》，是这样记他的：“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覬，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座客未啖，覬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这就对了，他年少时，为人庄重，不大爱说话，后来，周覬给他捧场，有了知名度，又长大了，于是能言善辩，词汇还很丰富。因此说王羲之涩讷的涩字，就用得不合乎事实了。
本传在王羲之有骨气之外，还加了一个鲠字，鲠是鲠直，有什么说什么，不怕得罪人。加上有骨气，敢担当，在那个君庸臣嬉的东晋，骨鲠的大臣是不多的，王羲之却真是一位骨鲠的官员。任护军将军时，他敢于革除一些积弊，爱护兵士。任会稽内史时，遇到荒年，不等朝廷命令就开仓放赈。他还敢于向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上书请求停止毫无准备的北伐，来救农民“倒悬之急”。向尚书仆射谢尚上书论征役和漕运带给人民的苦难。他应该算是一个在历史上受到称赞的“循吏”，可惜他的书法造诣太高，“书圣”之名把“循吏”之名遮盖住了。
为官处世骨鲠，罢官隐居旷达，这是王羲之性格的主要方面，至于辩赡，倒是次要的了。
 
二、时人对王羲之的评价
 
1、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世说新语·赏誉》）
2、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世说新语·赏誉》）
3、王右军少时，丞相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耶？”（《世说新语·品藻》）
4、殷中军道王右军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世说新语·赏誉》）
5、殷中军道王右军：“清鉴贵要”。（《世说新语·赏誉》）
6、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世说新语·赏誉》）
7、王修龄问王长史：“王家临川（按，指王羲之）何如君家宛陵（按指王述）？”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清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世说新语·品藻》）
8、王孝伯问谢公：“林公（按，指支道林）何如右军？”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按，指王胡之）前亦贵彻。”（《世说新语·品藻》）
9、祖士少道右军：“王家阿菟（羲之小名吾菟）何缘复减处仲？”右军道祖士少：“凤翎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清迈，我家亦以为澈朗。”（郭澄之《郭子》）
10、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容止》）
11、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说新语·企羡》）
上面所引的1至3条，是王羲之少年时代亲友们对他的评价。4至9条是他为官后当代名人对他的品题。10至11条是对他诗文的评价。这些评价，有的恰当，有的不恰当，可是总算是与他同时代的人的看法，对认识他的为人多少都有些帮助。
前三条中，阮裕称赞琅琊王氏家族中三个有名的年轻人时，这三人大约快二十岁了。其中王悦（长豫）后来早死。王应（安期）后来接过王敦的兵权，继续造反，兵败而死，只有王羲之在青史上留下了不错的名声。可见阮裕的称赞未必准确，例如另外一个有才能的王允之，就没有被他看中。王敦称赞王羲之为族中“佳子弟”，王导把羲之比作刘绥（万安）也只是一句囫囵话。“佳子弟”不如自己过继的儿子王应亲。刘绥以后也没有做出什么事业来。我一直怀疑当时人对少年王羲之的看重与周覬的有意抬举他有关。
第4条至第10条，是王羲之为官之后，一切当代名人给他的评语。祖约称他“清要”，殷浩、王胡之称他“清鉴贵要”或“清贵”。《晋书·王羲之传》中，庾亮也称他“清贵，有鉴裁。”这些评语说抽象还算不上，说不抽象又使后代读者难以弄懂它的含意。原来在东汉年间，许邵、许靖兄弟就好评论人物，旁人称作品题，流传到了晋代，品题人物多用四个字，有时简化为两个字。这种品题的用字，似乎有个套路，有些固定的词语，评论某人时，拉来一套便是。是什么意思，当时人看了懂得。到了后代就未必懂得了。例如品题王羲之为“清贵”，明代的杨升庵就说：“右军清真，谓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语为诗，‘右军本清真’，是其证也。今日吴中刻《世说》，乃误改为清贵。”不过，一连有王胡之、殷浩、庾亮三个人都称王羲之“清贵”，贵就未必是错字。我们可以理解，“清贵”或“清简贵要”应该是个好评语，清，大约说他有一种爽朗的风度，贵呢，是超出流俗之人。用这两个字形容王羲之，和羲之为人差不多。至于庾亮还说他“有鉴裁”，这就好懂多了，羲之的确能鉴别人，如他对殷浩、谢万、王述，都有正确的看法。
庾亮又说“逸少国举”，庾倩还把它写到王羲之的碑文上去。我曾向人请教“国举”二字是什么含意，人家告诉我是受到国家的举荐，看“拔萃国举”四个字，想想也有理。不过，东晋好象没有国家举荐的制度，姑且把这个“国”字理解为郡国的国吧。
第10条说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鸿”，有人说八个字是评论王羲之的书法，我以为是对的。后人也多认同这八个字的评语。第11条说王羲之很高兴有人把《兰亭集序》比作《金谷诗序》，把自己比作石崇。这本来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反应，两晋不大讲儒家的道德礼法，石崇生活穷奢极侈，士大夫并没有很多人对此有反感。他邀集好多文士在金谷园饮酒赋诗，又亲自写了篇《诗序》，在当时倒是有名的风雅之举，王羲之在《兰亭集序》的文章结构上显然受了《金谷诗序》的影响。可是，后代有些人看了这一条很不以为然，认为王羲之自比石崇，是掉了价儿。恐怕倒是不合乎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的。
 
三、王羲之和几位知交的关系
 
1、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座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世说新语·言语》）
2、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君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世说新语·赏誉》）
3、王右军谓许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许未答。王因曰：“安石固相为雄，阿万当裂眼争耶？”（《世说新语·赏誉》）
4、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右军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世说新语·轻诋》）
5、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幽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世说新语·言语》）
6、谢太傅语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致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世说新语·言语》）
7、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安就乞笺纸。检校库中，有九万枚，悉以付之。桓宣武曰：“逸少不节。”（裴启《语林》）
8、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世说新语·雅量》）
9、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出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己。（《世说新语·文学》）
10、浩于佛典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公虚怀欲往，王右军驻之曰：“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易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林公亦以为然，遂止。（裴启《语林》）
11、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简文与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世说新语·排调》）
12、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屣，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勿烦复往。”（《世说新语·贤媛》）
王羲之当时以琅琊王氏子弟身份，又经过周覬替他扬名。少年时就有了一定的名气。以后作了官，和当时的庾氏、郗氏、谢氏、诸葛氏都多所来往。现在知道和他交友的人就有庾亮、庾翼、刘惔、许询、孙绰、王修、殷浩、谢安、谢万、支遁、祖约等。还有作为亲戚的郗愔、郗昙。本族人的王胡之、王彪之、王恬、王珣等。这些人与他的过往，有的记入他的本传中，有的见于他的书信（多已成为书法墨迹，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其中对于有些人的交往，值得专门研究，如他和周抚的交往。现在只就《世说新语》和《语林》所记载，选出几条有名的轶事来，加以分析，以使王羲之的形象，比本传所记的更加丰满一些。
王羲之和刘惔（真长），许询（玄度）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与他们的书信往来很多。刘惔在当时有名，是由于他的美貌，又作了驸马，还有就是善谈玄，孙盛谈《易》，殷浩辩他不过，刘惔出马，孙盛便“理屈”了。他为丹阳尹，却“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实际上就是不认真对待政务。许询，《晋书》未给他立传。高阳许氏，也是名族，他父亲以琅琊太守身份随司马睿南渡，担任会稽内史，他却当被司徒蔡谟征为掾时辞掉了，隐居在今萧山县。这里说的是刘惔在丹阳为许询修了一个“斋”，陈设华丽，饮食又好。许询觉得要是长期保有此地，比自己隐居的东山强。刘惔表示倘若吉凶由自己而定（自己握有权力），就能够保住。王羲之责备他们二人，说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不会贪恋好住处；稷和契这样的贤人，也不说什么“吉凶由人”的话。于是许刘二人都有愧色。在第5条中，王羲之与谢安共登冶城（有的学者考证，当时王羲之在庾亮幕中），王羲之发了一通议论：人应该像大禹、文王一样把全付力量投入到工作中去，不可“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两条合看，当王羲之刚走上宦途时，是主张尽心竭力作个好官的。只可惜，后来宦途不顺时，也一度想效法向子平的隐居。受王述欺侮而辞官后，也真的隐居起来。从王羲之这个转变可以看出东晋年间，君昏臣庸，真想做一番事业是多么不容易，而对王羲之的晚年也便有所了解了。
王羲之与谢安、谢万一直友谊深厚，从第3条看，羲之以为谢万不如谢安，从第2条、第7条看，羲之特别看重谢安。第8条记载了谢安在泛海浪大时，态度镇定，王羲之、孙绰却惊慌失措了。王羲之“有鉴裁”，他能看出了二谢优劣的不同，所以处处重视谢安（还有第2条，第6条的记载）。其实他比谢安大17岁，谢安早年又隐于东山，一般人还看不出其从政的才能来。
第12条的记事似乎不实。王羲之纵然重视二谢，却不会轻视二郗（郗愔、郗昙），谁都知道，早年王羲之的书法与郗愔、庾翼水平相等，他们是切磋书法的好朋友，又，王羲之留下一张《中郎女》帖，是为儿子王献之向郗昙（中郎）的女儿求婚的。两家关系密切，羲之夫人郗璿怎么会制止两个兄弟上门呢？
王羲之与支遁（道林）交往的两条（第9条、10条）显示了王羲之不是不懂得谈玄，只是不喜欢“虚谈废务”而己。支道林是名僧，王羲之并不买帐。直到支道林借《庄子·逍遥游》来谈佛法，王羲之才和他成了朋友，只是认为他谈佛学还是比不上殷浩（中军、渊源）。
殷浩和谢万在北伐打了败仗以后，被人看不起，王羲之却仍能谅解他们，可见王羲之为人的厚道。
第11条记事似乎有错误，曾慥《类说》所引南朝梁人殷芸所作的《小说》记事稍有不同：“简文帝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孙曰：‘此是啖石客。’简文曰：‘公岂不知天下自有利齿儿耶’？”啖石客和利齿儿指的都是孙绰，是王羲之和简文帝（司马昱。这时他被封会稽王，又晋封承相，时称相王）联合开了孙绰一个玩笑而己，玩笑也不大，道家有啖石之法，王羲之以为孙绰与人辩论时好强词夺理，戏称他为吃石头，司马昱也说他利齿，如此而己。
 
四、王羲之誓墓辞官的真相
 
    1、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消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回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世说新语·仇隙》）
2、羲之与述志尚不同，而两不相能。述为会稽，艰居郡境，王羲之后为郡，申慰而已，初不重诣。述深以为恨，丧除，征拜扬州。就征，周行郡境，而不历羲之。临发，一别而去。羲之初语其友曰：“王怀祖免丧，正可当尚书，投老可得为仆射。更望会稽，便自邈然。”述既显授，又检校会稽，求其得失，主者疲于课对。羲之耻慨，遂称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复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复征也。（何法盛《中兴书》）
3、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屣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 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按，指王述的父亲王承）有此性，犹当无一毫可论，况蓝田耶。”（《世说新语·忿狷》）
4、简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直以真率便敌人耳。（《晋书·王述传》）
王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上，因为得罪了王述，王述升迁为扬州刺史，对王羲之报复，羲之愤而誓于父母的坟墓前，辞官为民。这件事《晋书·王羲之传》记得很详细。但前面所的第1、2两条，说法却大不相同。据第一条，过错全在王羲之一面。据第2条，过错在王述一面。程炎震在其所著的《世说新语笺证》，在第1条下，有《证》曰：“《晋书八十·羲之传》，用《中兴书》（第2条），不取此文，盖‘以陵辱之’云，太不近情也。”按，第1条在4个关键问题上，写得不合理和不符合史实。第一，王羲之说去王述家吊丧，主人出来举哀，吊客回头走了。这既不合情理，也不符合王羲之为人处世的原则。其原因，1条中说“蓝田晚节论誉转重，羲之尤不平，”是不合史实的。王述在丁艰居丧以前，先后担任宛陵令，庾冰军府的长史，临海太守，建威将军，会稽内史（未带将军号），而王羲之呢，先后担任临川太守，庾亮的长史，江州刺史，宁远将军，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二人相比，王羲之多了一个带将军号的州刺史，任会稽内史又带将军号，均高出王述一筹。论为人的名声，殷浩说王羲之：“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而王述却被人评为“痴”，二人相比，谁的声誉高？王羲之旷达，并不计较殷浩那很高的评价，因此，仍未同意出任护军将军，怎么会嫉妒一个丁艰的前任呢？第二，说王羲之—听王述担任了顶头上司扬州刺史，吓得立刻派一个参军到朝廷去，请求把会稽郡从扬州划分出来，改为越州（《晋书》只在这一点上採纳了第1条的说法）。这也是不实之词。因为东晋时州一级地方，下面总管辖一二十个郡（北方各州寄居大江南北的州如徐州、豫州等例外），想当年立江州时，便是割了扬州的7个郡，荆州的3个郡共10个郡合成的。单独会稽一郡如何能升格为州？王羲之不会如此缺乏常识。当代一位学者说：“王羲之作此请，说明会稽等郡有可分之势，此议在东晋虽未成为事实，但宋孝建元年（454年）割会稽5郡为东扬州，实际上实现了王羲之当年之议。”按，这一说法是将发生在100年以后的事，比附于莫须有的王羲之的倡议。刘宋孝武帝分扬州的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5郡为东扬州，是另有需要，故仍是这个孝武帝，在359年便把扬州改为王畿（皇帝直接管辖的区域），改东扬州（即会稽等5郡）为扬州。464年，行不通，又把王畿改为扬州，会稽等5郡改为东扬州。下一年（465年），就废除东扬州之名，又合并到扬州去了。前后折腾了11年，又恢复了原状，有什么“可分之势”，又与王羲之有什么相干？第三，说王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王羲之遂“称疾去郡”。按，这第1条很像是专门粉饰王述的行为的，所以造了一个不合情理的理由，说是王羲之先向王述挑衅的，但是，是王述到了扬州任上先向王羲之发动进攻的，这乃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要想完全推翻这个事实，只好拿出三句话作理由，然而马脚也就漏出来了：“密令数其郡诸不法”，是王述下密令找王羲之麻烦的。为什么不公开以刺史身份参奏部下郡守的“不法”呢？《晋书·王羲之传》记羲之在会稽郡的政绩够多了，除了不等朝廷明令便开仓救荒外，实在也找不出什么“不法”来了。下面两句，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了：“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怎么回事？先前有过仇隙为什么不敢上奏折参奏王羲之的“不法”呢？怕人说他报复吗？王述对于一个鸡蛋的报复是有名的事，鲁迅讲魏晋文学时都挑出来当例子举。他叫王羲之“自为其宜”，王羲之就那么听他的话？实际上是王述一次又一次派人到会稽找王羲之的麻烦，“主者疲于应对”，王羲之既耻于与他为伍，又有感于当时作一个好官不容易，所以誓于父母之墓，以后再不做官了（为什么第1条不敢提这有名的誓墓文？）应该说，王述的小动作并没有把王羲之赶下台（王述也没有搞小动作的才情，这些主意大约是他儿子王坦之出的），王羲之的骨鲠和旷达性格起了作用，是自己弃官不作的。第四，说王羲之“以愤慨致终”，这更是大大的违反事实。本传说他弃官后“与东土人士极山水之游，”说“我卒当以乐死”。一点儿因失官而愤慨的影子都没有。又“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王羲之如果不是立下那么严厉的誓，他随时可以再出来作官，不但生前不再作官，临死时还留下遗嘱：拒绝赠官。因此朝廷追赠王羲之二品高官金紫光禄大夫，被羲之的儿子们谢绝了。王羲之公元355年辞官，又过了6年才死去。6年中，他书法进入化境，怎能因丢官“愤概致终”呢？
在这里补充一点永和10年11年间的政治背景。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会稽王司马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执掌朝政。王羲之在司马昱幼年为琅琊王时，官居琅琊王友，如今又是他封国会稽的内史。他岂能不了解王羲之的为人？纵使王羲之给他上书（见王羲之传），说了几句骨鲠之言，也不至于就听信王述的话罢王羲之的官。无奈被司马昱重用，又是王羲之好友的殷浩，因与大将军桓温不和，又北伐损兵折将，被桓温逼迫从扬州刺史的位子上退下来，“自此内外大权一归于温矣”（《资治通鉴》卷99）。这种情况下，对于朝内第一重镇扬州，桓温岂能允许有才能的人去当刺史，司马昱才选了无才无能的王述去任刺史。不过桓温因为王羲之调停过他与殷浩的关系，对王羲之无恶感。当王述乘机陷害王羲之时，也没有左袒王述。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受到司马昱的信任，王羲之的堂弟王彪之更受司马昱的信任。这也就是王述不敢公然上奏章告王羲之，只能弄小动作迫使王羲之自动辞职的原因。
现在再对照着看第2条，便觉得它处处写得合理，也符合史实。王羲之的得罪王述，只在于王述居丧期间“申慰而已，初不重诣。”《晋书·王羲之传》增加了《金楼子》一段纪事：“王怀祖述之在会稽居丧，每闻角声即洒扫，为逸少之吊也。如此累年，羲之不至。及为扬州，称逸少罪。”以王羲之的性格，这是符合事实的。王羲之是否有些轻视王述呢？看第3条，是有那么一点。第2条又记王羲之的话，他认为王述在中朝为官，可以作尚书，晚年可以作到尚书左仆射，当地方官，便不行了，因为那得处理繁重的郡务。据第4条，司马昱也知道王述无才。无奈在那个情况下，桓温并不需要一个有才能的扬州刺史，所以王述才越来越官运亨通，又比王羲之多活了七年，晚年名誉倒转好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