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是笔者系列专文“王羲之尺牍研究”中的一部分【1】。因为所论问题比较单一，故将其独立出来作为一篇单独的小文提出，以就教于王羲之研究专家。由于在系列研究文中对一些问题、观点、论著及其相关问题已有说明，所以在本文中有些地方也许会存在过于省略之处。此次因匆忙交稿，无力重新改写，只是略作改订。由此带来不便之处，谨请谅解。 

1. 何谓单书复书？

 
单书、复书是古代书信的两种形式，单书以一张信纸书写，复书用两张(或以上？)信纸书写。一封书信的篇幅长短，一般取决于其所传达内容的多寡，从而最终决定其所使用的信纸张数。然而古代的书信，有时却并非完全如此，具体而言，古代书信所使用的信纸数，也许并不全取决于信文篇幅的长短，而取决于礼数的轻重。比如一通简短的书信，其所要传达的内容只要用一张纸就足以容纳，却使用两张信纸。这样做的目的是，寄信者出于对信中表达内容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收信人的礼节郑重的考虑。单书与复书的讲求，正是礼仪在书信形式上的一种反映。比如《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注引马融《与窦伯向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从这个记载来看，这件书简共一百来字、但却使用了两张纸，故可断定其应属复书形式。通过此例可知，古代书信的单、复书问题实颇关尺牍书式的形式构成，因而也是考察王羲之尺牍书式首先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了解王羲之法帖尺牍是否为单复书，不但可以考察并掌握其尺牍用语书式和用语的基本特征，也可以通过尺牍在形式上所反映出来的尊卑礼仪，推测王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考察其尺牍内容奠定坚实可信的数据基础。
关于单、复书的形式构成，敦煌所出唐人杜友晋书仪中多有叙述。【2】以下择要略录三种杜氏书仪中有关单、复书形式的记载。
 
《吉凶书仪》﹝伯3442﹞云：
凡复书以月日在前，若作单书,移月日在后，其结书尾语亦移在后。
 
《新定书仪镜》﹝伯3637﹞和《书仪镜》﹝斯329﹞之“四海吊答书仪” 小字双行注云：
        诸仪复书皆须两纸，今删为一纸。
 
《新定书仪镜》所录“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写本》P359)中云：
        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书疏之意本以代词，苟能宣心，不在单复。
 
《新定书仪镜》(《写本》P360)序云：
        周备仪首末合宜，何必一封之中都为数纸。今通婚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自余悉用单书。旧仪每一封皆首末具载，非直述作频重，稍亦疑晤(贻误？)晚生。
 
同上“通例第二”云：
    　 凡复书月日在前，单书月日在后。
 
赵和平于《写本》中的《新定书仪镜》之后所附题解，据唐人书仪所载说明以及书仪诸例，对单、复书形式做了详细考察。赵氏总结出四点特征：一是旧仪皆有单复两体；二是“诸仪复书皆须两纸，今删为一纸”。所谓“今”者乃相对于旧仪而言的杜仪撰作时期；三是复书月日在前，单书则月日在后。复书尾语在中，单书尾语在后；四是复书形式的信札今已难见，唯单书尚能从法帖以及敦煌书仪中略窥其端倪。
 
又，宋司马光《温公书仪》【3】卷九“慰人父母亡疏状”条前，引述前人郑、裴旧仪就单复书问题做如下说明：
 
    郑仪：书止一纸云“月日名顿首”，末云：谨奉疏，惨怆不次。名顿首。裴仪：看
前人稍尊即作复书，一纸“月日名顿首”；一纸“无月日，末云“谨奉疏，惨怆不次。
郡姓名顿首。封时取月日者，向上如敌体，即此单书。刘仪：短疏、覆疏、长疏三幅书，
凡六纸。考其词理重复如一……。
 
裴茞、刘岳书仪已不传，今敦煌所出郑余庆书仪亦残阙此文，故司马光引述此佚文，可以作杜仪的补充说明。据此可知，复书的第二纸不署月日的原因，是可将日期写在封上，因而可以略，而且其用纸非仅限于“一纸”之数。关于单书，在形式上古今基本无太大差异，兹不详说。唯需要指出的是，今所见王羲之等魏晋南北朝法帖(包含书迹、释文)实物形态，不见有唐代以来那种“月日在后”的形式。这说明“月日在后”乃是一种晚起的书写习惯。为了明了复书的具体式样，下面将赵和平据杜氏《吉凶书仪》中通婚书复原的复书形式转录如下，以见其基本形式(《写本》P374)：
 
第一纸：
月日名顿首顿首，阔叙既久未久，虽近，倾属良深若未相识云，籍甚徽猷，每深倾属。孟春犹
寒，体履何如？愿馆舍清休。名诸疹少理，言展末即，唯增翘軨。愿敬德厚，谨遣白书
不具。姓名顿首顿首。
 
第二纸：
名白，名第某息某乙弟云弟某乙，侄云弟某兄弟某子,未有伉俪，承贤若干女妹侄孙随言之。令
淑〔有闻〕,愿托高媛，谨因姓某官位，敢以礼〔请〕，姓名白。
 
封题：
           郡姓名白书若尊前人，即云某郡官姓名
           谨    谨通某姓位公阁下
 
据上引唐人记载、赵氏总结特点以及赵氏复原的复书例形式等可以得知，单、复书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
 
1、在形式上，使用纸张数的不同和签署日期(月日)的位置不同：单书一纸，署日期于信尾；复书二纸，署日期于信首。
2、在内容上，单书寒喧之后论事。复书一纸寒喧,一纸论事。也有在第二纸中适当地重复第一纸中相应的寒喧套语。
 
关于敦煌唐人书仪中的单、复书问题，除了赵文以外，陈静论文《“别纸”考释》中相关部分以及吴丽娱所著《唐礼摭遗》(下略称“《摭遗》”)，都有专门论述。其中以吴论最详，【4】可以参考，兹不赘述。现在我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包括在存世的王羲之在内的东晋人尺牍中，是否存在单、复书形式？其实据唐人书仪已明确说到复书源于“旧仪”，并言“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从这些记载来看，尽管答案是肯定的，但就一些具体问题仍然须要考察。在此方面吴氏在其《摭遗》的有关章节中曾经做过一些考证，现引述如下并加论证。
 
〈2〉关于吴氏所举复书的证据问题
 
吴氏为了证明魏晋人尺牍中，已见复书迹象及魏晋民间存在“长嫂少弟有生长之恩”的“孤叔为嫂期”之礼，曾例举王羲之吊嫂亡与哀孙女夭亡诸帖为证，疑其即为复书。(吴氏《摭遗》书，P274－75及P382)吴氏所举吊嫂亡帖有二，即唐张彦远《右军书记》(下略称《书记》。《法书要录》卷十所收)186帖和178帖。现录出如下：
 
186帖：
七月十六日羲之报，凶祸累仍,周嫂弃背,大贤不救,哀痛兼伤,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遣书感塞。羲之报。
 
178帖：
 顿首顿首,亡嫂居长,情所钟奉,始获奉集,冀遂至诚,展其情愿,何图至此,未盈数
旬,奄见弃背,情至乖丧,莫此之甚。追寻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当奈何奈何!兄子荼
毒备婴，不可忍见,发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羲之顿首顿首。
 
吴氏论云：“此二帖在原书(笔者注：即指《书记》)中并未排列在一起，但显然都与亡嫂有关。首帖报告嫂亡，并称嫂为：‘周嫂’。此帖仍是叹恨嫂亡……。‘周嫂’即‘期嫂’,唐人因避唐玄宗讳，改期为周。以长嫂为母，故为之服期(周)而称期(周)嫂，恐是魏晋风尚。而从第二帖接续第一帖‘重叙亡人’的情况看，内容上下连贯，并且第一帖月日在前，第二帖无月日，‘结书尾语’在中的情况也符合敦煌书仪所说，所以我怀疑这两帖本是一件复书。”
 
笔者认为，此二帖并不能构成复书关系。理由如下：第一,按书仪习惯，上纸郑重具礼，故多称“顿首顿首”；下纸言事，多略而仅称“言”、“白” (也有上下纸用语相同者，皆作“名顿首”，下纸不略)。即第一纸“月日名顿首顿首……姓名顿首”、第二纸“名白……姓名白”乃其通例，上举赵和平还原的复书之例，亦如此式。第二纸书“顿首”情况本不多见，而在第一纸已书“报”的情况下，第二纸又书“顿首”之例则绝少见之，何况“报”乃用施于卑辈之语。【5】在一封信中，先“报”后“顿首”，正犯书仪“头轻尾重”之忌。【6】第二，吴氏以后帖“无月日”，据以作第二纸之证。不知此帖头“顿首顿首”之前，亦阙“羲之”名，故原帖中的月日与名一起脱落的可能较大。此外，魏晋尺牍的单书也是月日在前(后文将论及)，在王羲之等魏晋人的传世尺牍中，尚未发现唐代那种“月日在后”的写法。又吴氏以帖中“周嫂”原应为“期嫂”,以证王羲之以长嫂为母，故为之而服期。这个结论或许不谬，然尚嫌证据不足，因此事与复书无关，在此姑且不详论。【7】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王羲之尺牍中还是有可能发现复书的痕迹。比如吴氏所举那一组吊祀亡嫂诸帖中，即有踪迹可寻，惜吴氏未能注意。以下录出检证：
 
《书记》177帖：
六月二十七日羲之报，周嫂弃背，再周忌日,大服终此晦，感摧伤悼,兼情切剧,不能
自胜,奈何奈何!穆松垂祥除,不可居处,言已酸切,及领军信书不次,羲之报。
 
又78帖：
 日月如驰，嫂弃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
疏酸感。
 
此二帖从内容、形式看，所述为同一事，发信时间及收信人也前后完全一致，已具备了构成复书的某些条件，比如：1、写信时间相同(均在再周忌日之后)；2、均言祥除事；3、收信者均为兄子穆松；4、对兄子使用“报”于吊丧告答书之礼仪亦合。今检唐人书仪中吊大小祥及除禫范文，唯有单书例，【8】无复书形式，无法据以比勘对照，故此二帖究竟是否为复书尚无法定论。此外《淳化阁帖》卷二收王洽(323－358)《仁爱帖》、《视抚兄帖》，此二帖按前后顺序排列，内容相关，皆为吊兄亡事。笔者疑此二帖即原为一件复书二纸，《淳化阁帖》误分刻为二帖。 图1王洽《仁爱帖》、《视抚兄帖》二帖(《淳化阁帖》卷二)

兹录之如下：
《仁爱帖》释文：
洽顿首言: 不孝祸深,备豫婴荼毒,荫恃亡兄仁爱之训,冀终百年永有凭奉,何图慈兄一
旦背弃,悲号哀摧,肝心如抽,痛毒烦冤,不自堪忍,酷当奈何!痛当奈何! 重告恻至,感增断绝,
执笔哽涕,不知所言。洽顿首言。
 
《视抚兄帖》释文：
      洽顿首言:兄子号毁，不可忍视，抚之摧心，发言哽恸。当复奈何奈何！洽顿首言。
 
王洽二帖所告同为吊兄亡一事，收信人也是兄家孝子，即兄子某人。按，吊丧告答书的叙述形式，其顺序一般先是告问丧事、倾诉哀苦，然后寄语居丧者，叙以体察对方悲痛心情、感叹无奈、安抚慰问的语词，此为吊丧书通例。此形式不但多见于晋人吊丧书札，在唐代的书仪中也比较常见。【9】据《视抚兄帖》内容，具礼顿首之后，忽然出语安抚兄子(丧主)而不说明原由。这显然是原由已有所交代，即有了《仁爱帖》言兄亡事在前，才有可能如此行文。前举王羲之《书记》178帖之后半部，亦作“兄子荼毒备婴，不可忍见,发言痛心,奈何奈何”， 内容文辞与《视抚兄帖》几乎一致，这些都能证明《仁爱帖》与《视抚兄帖》内容前后衔接，吻合无间，完全可以合为一帖。所以笔者怀疑，此二帖极可能为一件复书。若然，据二帖具礼项语词皆作“洽顿首言”，可以知道复书第一、二纸的起首具礼语亦可一致，未必定作前敬后简之式也。
 
吴氏(《摭遗》P275－276)又举王羲之《九月二十五日帖》、《旦极寒帖》、《延期官奴小女帖》三帖(即《书记》174、175、176三帖。帖文略省略不录)，即疑其可能为复书。吴氏谓此三帖“顺序成自然段落，内容像是与夫人作书,从第一帖‘兼哀伤切，不能自胜’与第三帖之‘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事似有关,故断为一件。”按，吴氏以此三帖在《书记》中之排列前后相接属，且内容亦有关连,遂疑为一件复书。此说难以苟同，现辩之如下：
 
一,《书记》所收王帖，其排列顺序彼此间在形式内容上并无连属关系；二，第一帖称对方为“足下” (称“足下”礼在平怀之下【10】)，而第二帖又称对方为“夫人”，故知二帖之收信人不同，辈分亦异，何况与妻书是会否使用“顿首顿首”语也是疑问；三，第一帖言“兼哀伤切，不能自胜”乃承上句之“时速感叹”而发，观其辞，应属因“经节”事而“诉哀”之语，非吊丧孙女之夭亡之辞也。王羲之书帖多有因“经节”而“诉哀”现象(按，关于此问题拙文“王羲之尺牍书式的考察”中已有相关讨论，兹不赘论)，“诉哀”语词与因家族不幸所用的“吊丧”之语本有轻重之别。故此帖所叹者，与第三帖“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一事应无关涉。
 
此三帖既然不能断定为复书，那么魏晋时期的尺牍复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式？与唐代是否相同？以下据《真诰》所录杨羲、许翙的尺牍予以进一步检证。
 
〈3〉陶弘景《真诰》所收的杨许尺牍及相关问题
在梁陶弘景编《真诰》卷十七、八中，收录不少杨羲(330－？)、许翙(341－370)平日来往尺牍。由于杨许本为上清派茅山宗的创始人(按，关于此问题拙著第六章“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 中已有讨论，兹不赘论)，因而他们的书简也作为道教典籍收入《真诰》传世，而道教典籍的传播属于宗教事业，其形式内容的完整性是宗教典籍传播的最基本要求。因此杨、许尺牍较之于传世的二王法帖，内容形式完整，保存完好，无后人造假作伪、商贾割裁断裂之虞。杨羲等人生活的时代(东晋南朝)与地域(江、浙一带)均与王羲之相近。而且其尺牍也都是一些日常性的简短书简，在形式、内容、书式和用语等方面都与二王尺牍极为相似，因此在研究上，可以将杨、许尺牍作为与王羲之法帖同类性质的数据来看待，也就是说，从杨、许尺牍总结出来的特征规律，也同样当适用于王羲之尺牍。吴丽娱研究复书问题，就未能注意到《真诰》资料；而日本的中田勇次郎、上田早苗二人考察王羲之尺牍，亦未能注意到敦煌写本唐人书仪。【11】有此二憾，则此问题又不能不重论之矣。
检《真诰》陶注杨羲、许翙尺牍，发现陶弘景已言及单书复书。以下录出四首杨羲尺牍文并陶注：(尺牍文依《真诰》原排列顺序。小字为陶弘景原注)
1羲顿首顿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体安和以慰。此觐返命,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2羲白,得主簿书,云野中异事,郗书别答,奉觐乙二,谨白。此背无题,恐失下纸。
 
    3羲顿首顿首,旦白反,不散风燥。奉告,承安和,行奉勤白书，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4羲白,云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羲别当自赍。谨白。长史许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题折纸背。【12】寻杨与长史书,上纸重顿首,下纸及单疏并名白,又自称名。云尊体,于仪式不正可解,即非接隶意,又乖师资法,正当是作贵贱,推敬长少谦揖意尔。侍者之号,即其事也,都不见长史与杨书,既是经师,亦不应致轻, 此并应时制宜,不可必以为唯(准？)。 图2 杨羲书简陶注言及“单疏”部分(《真诰》卷十七)
 
据陶注内容，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1、复书的存在可以确定
3、 4二帖当为一件复书，是可以肯定的，不然就无从解释陶注。据此可知东晋尺牍的复书形式为：上纸重复作“顿首顿首”(3帖)，下纸名白,或自称名(4帖)。此与唐人书仪完全合致。现将杨文与唐人书仪(上引赵录通婚书)的基本型anggoiangen因此這编制表如下，以资比较：
 

杨羲复书尺牍			唐人复书书仪
首尾语	首    语	尾    语	首    语	尾    语
第一纸	羲顿首顿首	行奉勤白书，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日月名顿首顿首	谨遣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顿首
第二纸	名白	姓名白	名白	姓名白
封  题	长史许府君侯     侍者白		郡姓名白书
			谨  谨通某姓位公阁下

 
由比较看出，二者的基本型及用语都大致相同。是知唐人书仪的第一纸“月日名顿首顿首……姓名顿首顿首”、第二纸“名白……姓名白”之复书程序，其源头可直溯东晋。进而由此可间接推证，传世王羲之法帖中有不少以“羲之顿首顿首”(即陶注所云“重顿首”形式)起头的尺牍，其为复书上纸的可能性较大；同理，帖前不署日期而直接以“羲之白”起头的尺牍，为第二纸的可能性也较大。由于存在复书现象，对晋人书帖尺牍中的具礼语词“顿首”、“白”的含意，就应该慎重对待，不能简单地据以作为衡量礼仪轻重的标准。【13】
2、关于陶注所称的“单疏”、“上纸”、“下纸”
陶注称“单疏”。“疏”与“书”字意互通，“单疏”即单书，是可推知复书也当称作“复疏”。“上纸”、“下纸”指复书的第一纸、第二纸之意。
为了便于说明分析，现辑出与单、复书及封题相关的陶注杨羲书简，列出表如下，以资参考。
 
〈表〉

◎复书“下纸”尺牍(帖文顺序皆依《真诰》排列。帖号为笔者所附)

1羲白,二吏事近即因谢主簿属郑西曹, 郑西曹亦以即处听,但事未尽过耳,事过便列上也。自已以为意,此段陈冑王戎之徒,实破的也,谨白。此书失上纸。

2羲白,奉赐绢,使以充老母夏衣,诚感西伯养老之惠。然羲受遇过泰，荣流分外,徒衔戢恩眷,无以仰酬,至于绢帛之锡,非复所当,小小供养,犹足以自供耳。谨付还,愿深见亮。羲白。

3羲白,此间故为清净,既无尘埃,且小掾住处亦佳,但羲寻远，不得久共通耳。寻更白,羲白。此二条共纸书,又似失上纸。

4羲白,符书讫,有答教事，脱忘送，适欲遣，承会得告,今封付，别当抄写正本以呈也。不审竟得服制虫丸未?若脱未就事者,当以如年为始耶。羲前所得分者即服,日日为常,不正闻有他异,唯觉初时作六七日闻(闲？)头中热,腹中校沸耳，其余无他，想或渐有理，谨白。

5羲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释,小掾独处彼方,甚当悒悒。羲比日追怀，眷想不可言,上下顷粗可，承行垂念，谨白。

6羲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阕尔，顷在东山所得手笔及所闻本末,往当以呈,比展乃宣,羲白。

7羲白,奉告，具诸一二动静，每垂诲示,劳损反侧,羲白。

8羲白,五色纸故在小郎处,不令失也,谨白。

9羲白,明日当往(原阙“往”字,据俞本补)东山,主簿云当同行,复有解厨事,小郎又无马,羲即日答公教，明日当先思共相并载，致理耳,不审尊马可得送来否?此间草易于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数日事也。谨白。右此前五书,并是在县答长史书，或是单疏,或失上纸也。

10羲白,承撰集得五许人,又作序,真当可视,乃益味玄之徒,有以奖劝,伏以慨然。羲闻似当多此比类，暮当倒笈寻料,得者遣送,谨白。已具纸笔，须成,当自手写一通也,愿以写白石耳,愿勿以见人。此当是煮石方，或是五公腴法。杨书至此后并是掾去世后事,不知谁领录得存,当是黄民就其伯间得也。

11羲白,汉书载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传，如为清约,辄写嵇所传季主事状赞,如别谨呈。洞房先进经已写,当奉，可令王旷来取。一作已白,恐忘之，谨又白。今所有红笺纸书者,即是此也。

12羲白,承昨雨不得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晴,暂觐乃宣。羲白。此三书似失上纸,并是在都时答。

13羲白,别纸，事觉忆有此,乃至佳,可上着传中也,辄待保降,当咨呈求姓字，亦又当见东卿。此月内都当令成毕也,动静以白。此又失上纸,书语是初送神仙传答也,保降者,须保命君来也。又注此并书, 并似在县下时,非京都也。

◎复书“上纸”尺牍

14羲白,得主簿书,云野中异事,郗书别答,奉觐乙二,谨白。此背无题,恐失下纸。 15羲白,得主簿书,云野中异事,郗书别答,奉觐乙二,谨白。此背无题,恐失下纸。

◎尺牍的封题

16给事许府君侯。此六字折纸背题。

17长史许府君侯。此六字题折纸背上也。

18长史许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题折纸背。

19长史许府君侯。此六字题折纸背

◎用函封书写的尺牍

20羲白,孔安国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刘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陈长文撰耆旧亦七十二人。此陈留耆旧也。此一书首尾具而不见题,当是函封也。

21信还,须牛,明日食竟遣送。右此书失上纸,亦应是函封,在县下时。

 
观前引杨羲尺牍文，基本上是按照复书之“一纸寒喧”(3帖),“一纸论事”(4帖)的程序书写的。关于第二纸(下纸)的论事部分，杨羲称之为“别纸”。例如〈表〉第13帖云：“羲白,别纸：事觉忆有此,乃至佳……”，后陶注：“此又失上纸。”杨羲自言此纸为“别纸”，【14】而陶注又称此纸尚“失上纸”，则此纸必为复书“下纸”无疑。类似情况还有不少，〈表〉第1～13帖皆如是。 陶弘景乃目验杨羲书简真迹之人，故其所注应该可信。
又，〈表〉第9帖的陶注云：“右此前五书,并是在县答长史书，或是单疏,或失上纸也。”据此可以推定：
 
A 在形式上
 
据陶注知东晋尺牍的复书“下纸”的形式，应该大致与单书(“单疏”)相同。由于彼时尚无唐代以降，才出现的日期(月日)置后习惯，故单书若省略日月，实际上与复书“下纸”无甚区别。其次，据〈表〉第3帖陶注“此二条共纸书,又似失上纸”，可知〈表〉第2、3帖同书于一纸(下纸)之上。这个现象说明了东晋尺牍的复书“下纸”概念，乃相对于“上纸”而言的，与纸数无关。一张“下纸”可容二书；同理，一书也可能占据多张“下纸”。《卢藏用仪例》所谓“何必一封之中都为数纸”(杜友晋《吉凶书仪》，已出)即此意。从常理来看，复书“上纸”近乎于礼节状子，作用仅在于“叙寒喧，明体气”而已，只有转入“下纸”，方谈正事。正事有长有短，长者须增纸数，故“下纸”不可能有张数限制，此理甚明。大约“别纸”的由来即本于此，特别是具有“附件”性质的“别纸”(详参见陈静《“别纸”考释》一文)。
 
B 在用语上
 
检读陶注杨羲尺牍，可得出如下印象：凡陶注言失去“上纸”之帖，必以“名白”起结，〈表〉第1～13帖皆如此。而前举的1、3以“名顿首顿首”起结者，则未见陶注说明失去“上纸”之例。此现象间接证明了我们上面的推测：即王羲之以“羲之顿首顿首”起结的尺牍，其为复书“上纸”的可能性较大；而以“羲之白”起结者，其为“下纸”或单书的可能性较大。当然，这一推定是相对而言的，不可作为判断王羲之尺牍是否为单复书的惟一基准。因为事实上杨羲尺牍中还存在以“名白”起结的复书“上纸”，如〈表〉第14～15帖即是。此二帖据陶注云“此背无题,恐失下纸”，则二帖均为“上纸”无疑。据此进而可证，凡“上书”纸背不书封题者，一般封题只书于“下纸”背后。前举的4帖有封题文字，而4帖已被证明为“下纸”，可为其证。据此可再类推，因〈表〉第16～15帖皆有封题书背，所以其为复书“下纸”的可能性极大。
 
3、关于封题及“长史许府君侯,侍者白”之含意
 
前举4帖末有“长史许府君侯,侍者白”文字，陶注称为“题”，实乃书信的封题。〈表〉第15～19帖中存有封题文字。类似者亦见于王羲之尺牍，如《快雪时晴帖》帖末有“山阴张侯”、《书记》106有“谢侯”、《小大佳帖》、《乡里人择药帖》帖末有“谢二侯”(均见《淳化阁帖》)等皆是。另外〈表〉第20～21帖似为书于函封的尺牍， 函封即封皮。【15】〈表〉第20帖陶注云：“此一书首尾具而不见题,当是函封也”，知此帖为单书；21帖陶注云：“右此书失上纸,亦应是函封”，因知此帖为复书下纸，二帖均书于封皮之上。
 
关于陶注封题，上田氏认为：“书写收信人名的书式，杨羲尺牍的陶注非常重要，很有参考价值。据陶注可知题封共有三种形式：一、单疏封题记于折纸背后;二、二纸封题记于下纸；三、封题记于函封外包面上。……使用函封写信，一般不在尺牍的起结处写信人名,而是于函套的某处记入。函封就是将书信折迭后，装入信匣予以封缄。所以收信人得信时，首先必须如《吴季重答东阿王书》所说的‘质白，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那样，发披封函,伸展书翰以读。”(《王羲之の知問－－その樣式をめぐって》)
按，上田氏的分析是正确的，然其“二纸封题记于下纸”之说，似欠详察。笔者以为，封题应该皆题于折纸背后。据表（10）第15～19帖封题，陶弘景皆注明为“题折纸背”可证。封题文字之所以在《真诰》中被转入了“正文”，当因誊写时平展折纸，纸背文字遂与正文同处在一张纸面上之缘故。王羲之法帖中偶见封题人名，亦当由此之故。总之，东晋尺牍的封题，一般书于复书的“下纸”和单书的折纸背后，或外包的函封上。而传世的某些带有封题文字的法帖，也可据此推定其为复书“下纸”或单书。
现在再来探讨封题“长史许府君侯,侍者白”的含意。“侯”本为爵名，然魏晋时期也用作敬称。唐杜友晋《新定书仪镜》录旧仪记录云：“旧仪父存不得云公，当为侯。皆是爵位，尊崇前人(笔者注：书仪谓“前人”者多指对方，即收信人)之意”(《写本》P362)。吴氏论云：“士大夫间被以侯称多见于魏晋滥封公侯以后，而东晋南朝犹多”，并就“侯”字称呼有所详考(参见吴氏《摭遗》P255)。很明显，杨以“君侯”称许，乃是敬语。关于“侍者白”一语，陶注以为有乖礼仪。按，“侍者”之意即为在傍侍候之人，与“左右”意同。古人书信称对方不直称其人，惟称侍者、左右以示尊敬。到了唐代，此称虽然已经略有降格而用于对平怀，但还是稍微保留了一些尊重的意味。如杜氏《吉凶书仪》“四海吉书仪五首”之“与平怀书”末封题两行分别作：
 
谨姓名白书亦云修封
谨通某姓官位左右，若稍尊前人称侍者。
 
又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内外族题书状样”条有“平怀亦云记室，次亦侍者、执事”(《写本》P537)，同《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亦有“执事、侍者已上并往还平怀书通言之(《写本》P604)”的说明。在东晋南朝时代，“侍者”仍属卑对尊语，尚不能施于平怀，故陶注对杨羲用此语表示不解。按，前引4帖后之陶氏注文，自“云尊体……”起，已结束单复书问题的讨论，转而议论他事，即针对1帖中杨羲对许长史称“承尊体安和以慰”一语发起议论。许谧(305－376)虽长杨羲(330－？)二十五岁，然在东晋南朝道教的上清派门中，杨羲为许谧(长史)“经师”，传经于许，故许应执弟子礼。正因为如此，陶才觉得颇为不解，说有乖于书简“仪式”和“师资法”。后来陶只能从许年龄长于杨方面来作解释，认为杨所以“作贵贱”之礼，实因“推敬长少谦揖意尔”，并认为封题称“侍者白”，也是出于此意。【16】
 
4、关于不署月日的问题
 
杨羲尺牍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真诰》所收杨羲寄许谧短信，皆不署月日。这不太象是陶弘景编辑时删去的，因为同收在《真诰》杨羲尺牍之后的许翙尺牍，大部分月日皆存。【17】笔者的看法是：《真诰》所收杨羲寄许谧的一组尺牍，观其内容可知多属便条、字条性质。因而可以推测，杨、许二人的居住地相距也许很近，信件当日即可送到，所以不必署月日。通观杨羲诸帖，可以发现其所言之事多发生在“早”、“晚”、“今”、“昨”之间，不象寄给远方人的口气。比如有一帖云：“羲明日早与主簿至墓上省之也,晚或复觐”、又一帖云：“承今日获稻，昨已遣陈伋”等等，皆可为证。又〈表〉第9帖为杨羲向许长史借马便条，帖云：“羲白,明日当往东山,主簿云当同行,复有解厨事,小郎又无马,羲即日答公教，明日当先思共相并载，致理耳,不审尊马可得送来否?此间草易于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数日事也。谨白。”因明日外出，但“小郎”无马，希望借马并今天送来，数日后即还云云，可见二人相距必甚近。
 
按，王羲之等魏晋法帖中，亦有不少未署月日，今以杨羲书简观之，知其未必皆因残缺脱落所致，有可能原即如此。例如《褚目》200帖云：“昨遣书今日至也”、《书记》215帖云：“旦书至也，得示为慰……”、同216帖云：“三日先疏未得，去后得四日书为慰……”等等，皆未署月日。如此者尚多，而若读其内容，即可知其非为简省，而实无署日期之必要也。
 
（作者单位：日本国佛教大学）
 
注释：
【1】详考见拙著《王羲之研究》(台湾石头出版社近刊)中第二、三章“王羲之尺牍研究”。全文分上、下两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上篇：一、关于尺牍的名义；二、尺牍的文章及其形式；三、书仪与王羲之尺牍研究的关系。
下篇： 一、王羲之尺牍书式的考察；二、王羲之吊问告答书的考察;三、王羲之的尺牍是否存在单书复书的形式？
【2】在此使用的敦煌写本唐人书仪数据，主要据赵和平辑校整理的《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下略称《写本》)。其中杜氏三仪：《吉凶书仪》 (﹝伯三四四二﹞，《写本》Ｐ166～222)；《书仪镜》(斯三二九、斯三六一合并，《写本》Ｐ243～294)；《新定书仪镜》(﹝伯三六三七﹞，《写本》Ｐ305～367)三种为本论主要的唐人书仪资料依据。
【3】司马光《温公书仪》。严一萍编《百部丛书集成》影印清张海鹏《学津讨源》本。台湾：艺文印书馆，1964年。
【4】陈静论文《“别纸”考释》收《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一期(总第35期)。吴说详其着《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同书第九章“吉凶书仪中的单复书”一节。P259。
【5】检敦煌唐人诸仪规定，“报”似较“白”稍低、而较“告”略高。杜氏《吉凶书仪》“与卑者书”落款为“姓名报”；同仪还有一则于“月日名言”下注：兄弟云白，弟妹云报,诸卑幼云告”。本帖收信人为“兄子”，而王羲之用“报”，若晋唐之仪未有大变，则可推知其待侄儿如弟妹，则待嫂亦如母矣。王羲之与其嫂却存在“长嫂少弟有生长之恩”之关系，抑或此一“报”字道出其中消息？
【6】唐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内外族题书状样”条云：“凡应修书状，切须头尾轻重相称，勿令头轻尾重，头重尾轻，两心语重，如此之类，切不可也。”(《写本》P537)
【7】吴丽娱以帖中“周嫂弃背”之“周嫂”原当作“期嫂”,因避唐玄宗讳乃改之。按，此说非是。一、王羲之兄王籍之娶周嵩女，此可据《通典》卷六十载刘隗上表弹劾王籍文内容得知。故羲之嫂乃姓“周”氏当无疑义;又《晋书》卷六十一周嵩传载嵩乃“王应嫂父”。王应为王敦兄王含子,敦无子嗣，以兄子王应为继子。含有二子：长子王瑜，次子王应。嵩既为王应嫂父，是知嵩又有一女嫁王应兄王瑜。于此可见，周、王二氏联姻之关系颇深(按，《褚遂良书目》137帖又有称“大周嫂”者，或即为其从兄王瑜妻周氏？后略称《褚目》)。二、《书记》177帖亦有“周嫂弃背再周”语，前后二“周”并举，是知前者为姓氏,后者乃服期之“周”。“再周”指大祥服期,至唐仍旧(杜友晋《吉凶书仪》“国哀大小祥除奉慰表”注云“大祥云再周。”《写本》P189)作“周”也。《书记》78帖也属与嫂关联之书简，其中亦有“嫂弃背再周”语。此帖刻入《淳化阁帖》卷三,王羲之书迹原即作此。是知魏晋时“再周”已用作服期意。服期之“再周”既用于“嫂”后，则“嫂”前之“周”不应复含此意;三, 王帖中多出现“期”字。《书记》185帖有“葬送期近,痛伤情深”，此“期”字未改。至于“期”字用如人名的情况则更多，因为“延期”乃王羲之六子中某人之小名，故在其尺牍中频见“期”名。《书记》所收王羲之帖文多有“延期”、“期”语，如有名的《期小女》等帖即是。今检《书记》56、58、65、79、139、149、176、200、218、273、275、280、300、317、357、372诸帖中，皆见“期”字，皆未尝因讳而改。故吴之“期”改“周”说不能成立。
又，吴氏证王羲之服“孤叔为嫂期”礼一说，其结论应不误，今举一例以为补证。王羲之《誓墓文》中有“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晋书》王羲之本传)，可知他自幼失父，靠母兄鞠养，而具体关心照料其生活者，必兄嫂无疑。所以兄嫂和王羲之之间确实存在“长嫂少弟有生长之恩”，因而王羲之视长嫂如母而为之服期是可能的，此或为吴氏观点之一左证。
【8】关于大小祥除诸仪，杜氏《吉凶书仪》有阙文之目，唯存“国哀大小祥除奉慰表”(《写本》P188)，然此与家仪不同，不能比勘。又《新定书仪镜》(《写本》P325)有“吊大小祥及除禫”仪一首云：“名顿首顿首，日月迅速，承以ㄙ月日伏(俯)就祥制。禫云奄及禫制。惟孝感罔极，攀慕号擗，哀苦奈何!哀痛奈何!春中已喧，惟动静友佑。ㄙ疾弊少理，不获奉慰，但增悲仰。谨疏慰，惨怆不次，姓名顿首。”此单书语句，多与王帖合，如“日月迅速”对“日月如驰”等，可证唐仪来源甚古。
【9】在进入单书时代的唐代，这一行文顺序仍然保留下来。趙和平為著與複書形式作比較，曾從《新定書儀鏡》輯出一件“子亡父母告孫兒女書”單書(《寫本》P374)，其內容結構如下：“不意凶喪，汝父ム月日喪逝，哀痛貫割，不能自勝！念汝輩荼毒難居，哀苦奈何!哀痛奈何!……”此文後半之“念汝輩荼毒難居，哀苦奈何!哀痛奈何”，相當於《視撫兄帖》內容。
【10】杜仪“四海吉书仪五首”中，“与平怀书”称人“左右”，“与稍卑书”称人“足下”。《写本》P181～182。
【11】見中田勇次郎著《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日本:二玄社，1961年)、上田早苗論文《王羲之の知問－－その樣式をめぐって－－》(論文)。《东洋艺林论丛－－中田勇次郎先生颂寿记念论集》所收。日本：平凡社，1985年。
虽然上田氏也注意到运用杨、许尺牍与王羲之尺牍做比较，但由于他毕竟未见敦煌唐人书仪，因而不知中国书信史上有单、复书形式的存在，所以尽管考察甚详，但所得终归有限。
【12】本文中“侍者白”原作小字,以不合陶注所云九字书之数,改作原文。
【13】按“顿首”源于古礼。《周礼‧春宫大祝》郑注云：“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首、拜头至手，故谓拜手也”，知其礼本重。但用于文书等便已程序化，礼数已不如其初义。一般皆認為“頓首”禮節高於“白”。如中田論：“王羲之書目中の尺牘の書式”中，‘白’用於一般場合……‘頓首’則在比較鄭重嚴肅之場合下使用，若重疊之為‘頓首頓首’,則愈示禮恭意敬。(《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中“王羲之書目中の尺牘の書式”一節)”今觀楊羲複書，對同一人在同一封信的第一、二紙中“”頓首、“白”併用，只是複書形式使然，並無禮數輕重差別，故知其不可一概而論。
【14】陈静论文《“别纸”考释》(前出)认为“复书第二纸一开始并未定名，直到唐末五代才有专门的名字，即别纸。”而现据此已可知，东晋杨羲尺牍既已言及“别纸”，故陈说非是。
【15】关于唐代封皮的探讨，详参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之二)》 (《研究》P60) ，其中论之甚详。
【16】王家葵认为，杨之许信乃用卑致尊礼数，故怀疑许、杨也许本来并不存在师生关系。他在著书《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第三章 “真诰丛考”中指出：“按《真诰》的说法，杨羲乃二许的‘经师’，地位实在许之上……(引《真诰》文略)。但《真诰》卷十七中保存的杨羲致许谧的三十余通书信，所显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引《真诰》文略)。按，六朝人书札体例今已不可详知，但陶弘景作为时代相先后之人，已从书信的尊卑体格看出问题，即杨致许函使用的乃是卑者禀上尊高的礼数，而非师下弟子的语气。”
【17】《真诰》卷十八有一则许翙无月日尺牍云：“玉斧言,此间釜小,可正一斛,不与甑相宜。又上稻应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愿与诸药俱致,无见可否,足借,斧当于县下少一行十许字。谨启。此求米及大釜,皆是用作甗饭所须也。云谷未熟,当在九月中,此一书,长史在都下。”陶注因此帖无月日，故于注中考其月日云“当在九月中”。可证编辑人陶弘景是不可能自删日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