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政变之后，曹爽、何晏被杀，天下名士减半。嵇康被杀，竹林七贤解体，玄学清谈之风再遭重创。但玄学作为新兴的学术思想，融儒道之精华，其生命力早己超过了日趋荒诞繁缛的汉代经学，成为时代的思想主流已经是大势所趋，司马氏压制玄学，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待到西晋建立，尤其全国统一之后，玄学清谈再度盛行，大部分西晋上层士族都经历了一个玄学化的过程，这就是元康玄学。
  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是王衍、乐广、裴頠、郭象、卫玠等人。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均与琅邪王氏家族有密切关系。
  乐广，字彦辅，出身孤贫，侨居山阴，虽善清谈，并不为人所知。王戎为荆州刺史时，举乐广为秀才，使他得以进入洛阳的清谈场。元康年间，乐广与王衍成为当时的清谈领袖，“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①
  裴頠是王戎的女婿，是玄学“崇有”论的代表人物，元康年间，他与“贵无”论的代表人王衍互相攻难。《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载：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尊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弊……。”《世说新语·文学》载：“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郭象，字子玄，是玄学“自生独化”论的代表，其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理论与王戎思想不异。《晋书》卷五十《郭象传》曰：“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郭象与王氏子弟交往颇多，《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裴散骑(裴遐)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卫玠，字叔宝，是元康清谈场中最著名的少年才子，与琅邪王氏关系密切。王衍弟王澄为当时名士，《晋书》卷四十三《王澄传》说王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入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尝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王澄)第一，子嵩(庾敳)第二，处仲(王敦)第三。’”但王澄每闻卫玠谈理，都要叹息绝倒。《世说新语·赏誉》“王平子迈世有俊才”条注引《玠别传》曰：“玠少有名理，善通《庄》、《老》。琅邪王平子高气不群，迈世独傲，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
    王衍是王戎从弟，比王戎小二十二岁，王戎为竹林名士，他则是中朝名士。当时文士成名的主要途径不是著书立说，而是在清谈场中驰骋辩才，如乐广善清谈而文笔不佳，上表让河南尹，请当时的文学家潘岳代笔。王衍“初好论纵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②
    王衍与王戎一样，没有留下理论著作，他谈《老》、《庄》，多是祖述何晏、王弼，《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载：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
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
正始时期，皇帝年幼，曹爽和司马懿辅政。适应大臣执政的形势。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的思想随之抬头。曹爽的同党何晏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王弼提出了“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理论。即万物的本体是“无”，“无”是神秘的和不具有物质属性的，而“有”则是从“无”派生出来的。圣人体法自然，所以应当以“无”为本，运用到政治方面，即确立清静无为的君主政治，主张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唐长孺先生指出：魏晋玄学家抬出道家思想来的目的之一是“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指导怎样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治主张随着门阀的发展与巩固，实质上是要削弱君权，放任世家大族享受其特权。”③元康时期，惠帝是一白痴，不能亲政，前期是皇后贾南风依靠张华、贾模、裴頠、王戎等人执政，后期则是诸王相继掌权。在这种政治环境中，“贵无”论产生并甚嚣尘上就不难解释了。王衍持“贵无”之说，宣扬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的思想，既是适应当时的政治状况，也是希望以文化来影响政治，为士族专权提供理论根据。
    又云．
    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圣人有情无情之论，是魏晋玄学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最初是何晏提出圣人无情，而王弼以为圣人亦有情，因为圣人能体会“自然”而贯通“无”的道理，所以不会因此丧失理智而有过分行动，即不为情所累。圣人有情无情之争，并不是一场空泛的讨论，而与现实生活中自然与名教，情与礼的冲突密切相关，任情即顺应自然，用礼法名教约束情则有悖于自然。此处王衍所言“圣人忘情”，就是庄子之流，妻死鼓盆而歌，完全与自然一致。而“最下不及于情”则是指缺乏感情之人，亲人故去也会无动于衷。王衍之“悲不自胜”，既是真情流露，又未达到庄子的境界，置身于“忘情”与“不及于情”之间，故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融情与礼于一身，也就是合自然与名教于一身，实践了王戎自然与名教“将无同”的理论。
    王澄是元康年间著名玄学名士群体——任诞派的代表。与王衍的“贵无”派，裴頠的“崇有”派不同，任诞派根本没有致力自然与名教的理论融合，主要是追求个人心灵上的自由、乐趣，在行为上实践他们认为的老庄精神，做出种种放诞任达之举，以此作为标榜清高，追求享乐的手段。魏晋时期，随着儒学的衰微，名士们多弃儒经而尚老庄，蔑视礼法而习于放达，礼法名教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尤其在魏晋之际，嵇康、阮籍反抗礼教，不拘礼法，追求个性解放，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世说新语·德行》“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条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但是王澄诸人并不具备嵇康、阮籍反礼教，与社会对立的气质，他们所谓的名士风度，不过是单纯的纵欲而已，《晋书》卷九十四《戴逵传》云：“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王澄在京城与胡毋辅之等人纵酒任诞，穷欢极娱。出任荆州刺史，面对倾朝相送的官员，他脱衣上树，取出鹊巢中的幼鸟玩弄，神气萧然，旁若无人。到任后，日夜纵酒，对军政大事全不放在心上，最终打了败仗，自己也命丧王敦之手。
    总之，魏晋之际，儒学的经世功能弱化了，玄学成为学术的主流，“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④王戎由儒入玄，名列竹林七贤，王衍、王澄兄弟则是元康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声名显赫，王戎、王衍相继为三公，极大的提高了琅邪王氏的家族地位，从此，琅邪王氏真正成为政治、文化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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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第1244页。
②《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第1236页。
③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版，第323页。
④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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