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按时间顺序可划分为正始玄学(曹魏正始年间)、竹林玄学(魏末晋初)、元康玄学(西晋中后期)和东晋玄学四个阶段，并出现了相应的士族名士群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元康名士和东晋名士。琅邪王氏子弟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但该家族的代表人物却在玄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并且作为元老重臣，推动了元康玄学的兴起；王衍、王澄分别是元康玄学“贵无”论和玄学名士群体——任诞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敦、王导引玄风南渡，是东晋初的清谈领袖；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东晋中期名士的代表。魏晋时期，王氏子弟站在文化变革的风口浪尖上，他们不仅在清谈场上弄潮称雄，引领文化风尚，玄学精神更成为他们从政的指导方针之一，王氏家学中玄学思想的演变，堪称是以儒学起家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儒学衰微之际创建儒道融合新文化的历史缩影。   
一、玄学兴起
    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学定于一尊，由于其不可侵犯的地位，使儒学日益远离其他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再，致使儒学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缺少新的思想补充，日渐走向僵化。待到东汉谶纬流行，儒学中便渗透了大量的迷信色彩，内容空虚荒诞，失去了生命力。更兼儒学越来越繁琐，“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说一经乃至百万，自“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①，知识分子更不想去读了。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儒学也
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自汉末军阀割据至三国鼎立，战乱纷繁，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不仅百姓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统治阶级的地位也因政治斗争日益激烈而极不稳定，得失无常。而此时曾经的统治思想儒学既无力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也无助于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实际问题，因此，统治者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来巩固统治，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也需要新的精神支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士大夫不断地对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进行扬弃，吸收老庄道家哲学思想，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思潮终于产生了。
  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省南阳县)人，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其父早逝，其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妾，何晏遂成曹操养子，后娶金乡公主。何晏是玄学的创始人之一，少年时期即以才秀知名，好老、庄，主张儒道合同，引老以释儒，其主要著作有《论语集解》、《道德论》、《无名记》、《无为论》等。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年)，曹爽秉政，何晏党附曹爽，任吏部尚书，后为司马懿所杀，夷三族。
    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出身官僚世家山阳(今山东省金乡县)王氏，祖父王凯，父亲王业，后来王业过继给族叔王粲，故“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亦为王弼祖父。王弼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少年时就喜好老子学说，而且能言善辩，在何晏掀起的贵无论玄学风潮中迅速崛起，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以超人的智慧，著《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融合儒道学说，基本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基础，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王弼在哲学舞台上崭露头角是在正始前期拜访裴徽时，二人之  间的一次哲学交谈，《世说新语·文学》载：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日：“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众所周知，玄学是儒道融合的新哲学，其关键问题在于儒道思想的结合。从裴徽的提问中可以看出，“无“为万物之本，也是圣人的人格之本的观点，已经被玄学思想界普遍接受，但是，被视为圣人的儒家先王和孔子，在其著作中却不讨论“无”，反而是只能算是贤人的老子反复论述“无”的理论。这个矛盾，实际上涉及到了儒道经典及儒道圣贤在玄学理论体系中的关系、地位等问题，能否成功调解这一矛盾，关系着玄学理论是否能将儒道经典融为一体，关系着玄学理论是否能立于不败之地。当时的思想界，对此问题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裴徽的提问，正是当时玄学名士普遍迷惑和茫然的表现。年轻的王弼，却轻松的解答了这个困惑着无数名士的问题：圣人以“无”作为自己人格的内在本体，但是“无”又不可能用语言去解释，所以不去多说它；老子、庄子没有达到圣人体“无”的高度，仍然以“有”为自己人格的内在本体，所以总是议论自己不足的东西——“无”。王弼的解释，既维护了儒家圣人的地位，又提高了道家经典的地位，将儒道融为一体，奠定了玄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援道入儒，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就其本意而言，决不是要抛弃儒学，另立新说，而是要以道家思想丰富儒学，重新诠释自东汉以来日益陷人僵化模式的儒学。他们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认为“无”是化生万物的根本，而且是从来就有又永远存在下去。而世界上的“有”，即一切有形体的东西都是“无”派生出来的。王弼还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之说，所谓名教，就是封建礼乐衬度和伦理道德规范；它包含着忠、孝、仁、义、礼、信等教条。自然是道的特性和法则，即自然而然、自然无为。所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纲常礼法与自然无为的关系。在王弼看来，名教是“有”的表现，自然是“无”的本来状态，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出于自然，那么尊卑名分等等都是自然的存在，力图以道家学说去解释儒家的名教，为名教的合理性提供一种新的论证。何晏、王弼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和“名教本于自然”的认识论推向社会政治，提出“政治无为”的主张，他们认为，居于最高统治者之位的君主，所作所为要任其自然，不去干预或阻挠，也就是不去做伤害“自然”的事，不说违背仁义的话，作为君主，如果能够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天下即可大治。同样，百姓若能坚持自然无为，也就是说不去反抗作乱，就可以保全性命，安安稳稳的生活下去。可见，这种政治无为的主张，实际上是为曹魏政权的长治久安服务的。
    自曹爽执政，何晏得势，经常举办的清谈活动即成为正始时期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所谓清谈，类似于现在社会中的学术辩论会，一般在官员或学者的客厅中举行，参加者的身份可以是皇帝、各级官员，也可以是平民百姓、僧侣，是非官方性质的聚会。清谈的典型形式是有一个主持人，甲、乙两个主辩人，再加上四座的听众。一般是甲先提出某个观点，乙对此观点发难，一问一答为一回合，叫做“一番”，甲、乙双方轮番进攻，反复诘难，理屈词穷者为败方，或由听众根据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哲理辨析的深刻性以及声音的抑扬顿挫等要素评判胜负。清谈与玄学几乎同时形成，并在玄学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始年间的玄学清谈，随着何晏等人的上台和王弼等天才少年的加入而风靡洛阳思想界。《世说新语·文学》载：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注引《文章叙录》曰：
    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
正始年间的玄学清谈从洛阳兴起，迅速向周围州郡扩散，只是一些边远州郡尚未波及，所以裴徽为冀州刺史，称“虽在大州，未见墨才可用释人郁闷者，思还京师，得共论道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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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3页。
②《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管辂传》注引《辂别传》，第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