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时期，随着皇权的加强，为皇权政治所需的儒学日显重要，与现实政治无关的玄学则趋向衰亡，而儒学的治世功效在当时主要表现在能重建并维护封建秩序的礼学之中，因此，王弘以礼自持，王俭以礼治国，从而使琅邪王氏家族越来越趋向于礼，重振儒学家风。梁、陈两朝，是琅邪王氏家族走向衰亡时期，也是其家传儒学得到进一步巩固而玄学影响日渐减少时期。入梁以后，王氏子弟丧失了当年王弘、王俭等人的积极进取心和权势欲，他们抱着 “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进，不须苟求”①的态度，不依从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对一切变乱绝少过问，为避免日益加强的皇权对高门世族的猜忌、打击，他们在仕途上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赵翼《廿二史札记》“江左世族无功臣”中说：“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总之，梁朝时期的琅邪王氏，其进取锋芒已被宋、齐皇权挫尽，已经不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家族，再没有一人能象王导、王弘、王俭那样成为权力中枢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没有人能做出一番切实的事业。就他们在正史中的排列位置而言，除后妃传外，王祥在《晋书》中列于列传的首卷；王弘在《宋书》中列于列传的首卷；王俭在《南齐书》中的排名亦靠前。到《梁书》、《陈书》，王氏子弟的传记已被远远排在后面，这是琅邪王氏走向衰微的一个明显标志。
    南朝统治者多注重文化，以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②故《宋书》卷七十六《宗愁传》云：
    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高节，渚子群从皆好学，而愨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
《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称：
    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
《梁书》卷十四传论：
近世取人，多由文史。
《梁书》卷四十一《王承传》曰：
   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
在这种社会风气中，王氏家族特别重视对子弟的文化教育。王氏子弟多在幼年时期便接受儒、玄、佛、道、琴棋书画乃至医方、卜筮、阴阳、数术等各方面的教育，多才多艺者史不绝书。《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曰：“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尽管王氏子弟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作为，在文化上仍堪称一流，这正是琅邪王氏在丧失政治上的优势后，能始终保持一流高门社会地位的原因，也是当时的高门士族维持家族门户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田余庆先生言：“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人于士流。”③
  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子弟虽涉猎甚广，但他们所接受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却是儒家经术。《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称：“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故王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王筠“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④
  这一时期王氏家学中经学的比重El渐提高，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统治阶层的儒学素养和大力提倡密切相关。齐、梁王朝的建立者，皆出自兰陵萧氏，重视儒学教育，正是该家族的家学门风⑤。萧梁存国56年，其中梁武帝萧衍在位时代占了梁代绝大部分时间，萧衍的儒学修养，以及兰陵萧氏在学术文化上的建树，使得儒学在有梁一代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达到了南朝的最高峰。在很大程度上，萧梁的儒学成就得益于梁武帝萧衍，《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
    (萧衍)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则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
应该说，萧梁儒学之盛，萧衍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在皇权专制的时代，有作为的皇帝的个人作用，往往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姚思廉在《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对萧衍在文化建设上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
魏征也说：
    高祖……允文允武，多艺多才。……布德施惠．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宇，泽流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已来，未有若斯之盛。⑥
政府的提倡是儒家文化传播的制度保证，皇室乃至整个统治阶层的儒学素养的提升，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儒家思想的传播。同样的，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反过来也促进了统治阶层的文化素养，琅邪王氏的政治地位虽已降低，仍属于统治阶层的行列，受其影响是必然的。
  经学本来就是封建文化的核心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且，经学不仅是学术，它首先是政治，与仕途息息相关。梁武帝天监年间，制九流常选，规定“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⑦《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载：梁武帝即位，“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建国子学，下诏日：“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规定“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天监七年(508年)，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宜大启庠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讌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天监九年(510年)，梁武帝命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够上年龄的皆入国子学受业。正因如此，梁朝王氏子弟多由国子生入仕。如王训“补国子生，射策高第，除秘书郎”。王俭“补国子生，祭酒袁昂称为通理。(射)策高第，除长兼秘书郎
中。”⑧王通“梁世起家国子生，举明经，为秘书郎、太子舍人。”王劢“梁世为国子《周易》生，射策举高第，除秘书郎。”⑨王质“补国子《周易》生，射策高第。”⑩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
  随着儒学的渐兴，琅邪王氏最为人称颂的是“三世国师”。南齐时，王俭为国子祭酒，梁初，其子王暕又为国子祭酒，王暕的长子王承尤好儒学，“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唯承独好之，发言吐论，造次儒者”，后来也曾任国子祭酒，“承祖俭及父暕尝为此职，三世为国师，前代未之有也，当世以为荣。”⑾
  无论是王氏子弟的以国子生入仕，还是三世国师的出现，都说明经过宋、齐两朝的重振儒学家风之后，琅邪王氏家族的家传儒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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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史》卷二十二《王骞传》，第596页。
②《梁书》卷二十一《王曛传》，第322页。
③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页。
④《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王筠传》，第595、610、61l页。
⑤赵翼在《廿二史扎记》卷十二“齐梁之君多才学”条，历举兰陵萧氏皇族的文化成就，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杨荫楼《中古时代之兰陵萧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对此也有详细的论述。
⑥《梁书》卷六《敬帝纪》，第150页。
⑦《梁书》卷二《武帝中》，第4l页。
⑧《梁书》卷二十一《王暕传附王训传》、《王份传附王佥传》，第323、327页。
⑨《陈书》卷十七《王通传》，第237、238页。
⑩《陈书》卷十八《王质传》，第247页。
⑾《梁书》卷四十一《王承传》，第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