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俭(451—489年)，字仲宝，是宋、齐之际最活跃的政治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他不仅继王弘之后继续弘扬琅邪王氏的儒学家风，而且极大的推动了南齐初期的经学发展。《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云：“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    、
   王俭父王僧绰早亡，由叔父王僧虔抚养长大，他自幼好学，手不释卷，尤其在礼学方面用功颇多。据任昉《王文宪集序》记载，明帝在藩镇时，与王俭嫡母武康公主“素不协。及即位，有诏废毁旧茔，投弃棺柩”，王俭“以死固请，誓不尊奉。表启酸切，义感人神。太宗闻而悲之，遂无以夺也。”此事发生在王俭14岁时，任昉又说他“年始志学，家门礼训，皆折中于公。”“志学”即15岁，那时王家的礼仪训诫便都取决于王俭的意见，可见他的礼学造诣已经相当高。这正与刘宋以来礼学日益复兴的时代精神相合，也是王俭日后声名显赫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流高门的社会地位，再加上渊博的学识，使王俭少年时即获高名，他“少有宰相之志，物议咸相推许”①，丹阳尹袁粲见王俭后，赞叹：“宰相之门也。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气矣，终当任人家国事。”②
  宋明帝时，王俭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十八岁为秘书郎，历任秘书丞、司徒右长史、义兴太守、黄门郎、吏部郎、太尉右长史等职。王俭入仕时，正是刘宋后期，皇室内部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残杀，清人赵翼慨叹：“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无一有后于世者0”③当时在位的后废帝荒淫暴虐，杀害无常，他经常带随从出宫游玩，一路所遇之人乃至牛马驴狗皆被杀死。后废帝的残暴统治，不仅使百姓惶惧不安，以至白昼不敢开门，道上行人几乎绝迹，而且朝臣人人自危，终致离心离德。在不停息的内部倾轧和后废帝的恐怖统治中，以萧道成为首的政治集团迅速崛起，于升明三年(479年)代宋自立，建立南齐政权。
    在此次权力转移中，王氏子弟做了不同的选择。王僧虔和王延之静观事变，《南齐书》卷三十二《王延之传》载：“宋德既衰，太祖(萧道成)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时人为之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而积极参与者又分成了两派：王蕴与司徒袁粲等人谋划诛萧道成，失败被杀；王晏则投靠萧氏，他在担任萧道成的长子萧赜的记室时，尽心侍奉，很受萧赜的信任。
    在这次改朝换代中反映最积极的当数王俭，他主动向萧道成靠拢，成为其得力助手。对萧道成来说，能够取得士族的支持，尤其是王、谢等大族的支持是他夺取刘宋政权的关键。《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建元元年载：
      太傅道成以谢胱有重名，必欲引参佐命，以为左长史。尝置酒与论魏、晋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朓曰：“晋文世事魏室，必将身终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道成不悦。甲寅，以朓为侍中，更以王俭为左长史。
《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载：
      先是，齐高帝为相，欲引时贤参赞大业，时谢朓为长史，帝夜召朓，却人与语久之，朓无言。唯有二小儿捉烛，帝虑朓难之，仍取烛遣儿，朓又无言，帝乃呼左右。俭素知帝雄异，后请间言于帝曰：“功高不赏，古来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俭因又曰：“俭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难吐．何赐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岂复宁济；但人情浇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唯大业永沦，七尺岂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无理。”俭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经常宰相，宜礼绝群后。微示变革。当先令褚公知之，俭请衔命。”帝曰：“我当自往。”经少日，帝自造彦回，款言移晷，乃谓曰：“我梦应得官。”彦回曰：“今授始尔，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且吉梦未必便在旦夕。”帝还告俭，俭曰：“褚是未迭理。”虞整时为中书舍人，甚闲辞翰，俭乃自报整，使作诏。
《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载：
     俭察太祖雄异，先于领府衣裾，太祖为太尉，引为右长史，恩礼隆密，专见任用。转左长史。及太傅之授，俭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议咸相推许。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迁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
从这三段史料可以看出，萧道成在篡位之前，急于取得门阀士族的支持，出自一流高门，且资历、名望都在王俭之上的谢眺是萧道成重点争取的对象，但谢朓却建议他效仿司马昭，“身终北面”，令萧道成大为失望。褚渊也认为废立之举“未必便在旦夕”。唯有王俭积极参与其事，直言不讳地劝萧道成早登帝位，乃至迫不及待地为萧道成私作诏书。萧道成遂提拔王俭为左长史，委以重任，南齐建立，礼仪诏策皆是王俭所定。
   建元(479—482年)年间，王俭极得萧道成信重，谏无不允。萧道成曾对王俭说：“卿谋谟之功，莫与为二。”建元四年(482年)，萧道成死，遗诏以王俭与褚渊为顾命大臣。未及半载，褚渊病亡，王俭挑起了辅政重担。齐武帝萧赜对王俭甚为倚重，“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王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④，协助两代帝王订礼仪，正朝纲，稳定内政，推动经济发展。
   王俭精于“三礼”，“三礼”之中，包括政治制度、礼节仪式和社会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它既是国家的法典，是统治者用以维系当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人们思想、言论、行为的规范，因此，儒家的礼治，具有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双重功能，它的根本意图和作用，是要各阶层的人们从思想到行动，均能符合儒家伦理，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以维持大一统的封建秩序。如徐勉所说：“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⑤但齐国初建，旧礼缺失，统治阶级面临着各种礼仪问题，从国家郊殷祭祀、明堂、释奠礼仪、官员服饰到士人婚丧礼仪等等，都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当时。王俭既是朝廷重臣，又长于经学，深谙朝廷典章礼仪和前朝故事，恢复重建旧礼之任，责无旁贷。他或引经据典，以前有为准(主要是郑玄注，偶尔也采纳王肃注)，或因时制宜，对旧礼加以改革，制定了相应的礼乐制度。《南齐书》卷九《礼上》载：永明二年(484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
  王俭重经尚礼，首先是为了经世致用。《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说他“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可见他不仅谙熟经典故事，而且能引经据典解答实际问题。《全齐文》中共录有王俭的礼仪论三十四篇，现仅抄录篇名如下：<乘舆副车议》、《服章议》、《金貂议》、《公府长史朝服议》、《又议》、《郊殷议》、《朝堂讳训议》、《太子迎车驾临丧议》、《国臣为太子妃服议》、《宫臣为太子妃服议》、《太子妃铭旌议》、《太子妃薨建旒议》、《太子妃灵还在道不设祭议》、《太子妃丧遇闰议》、《答褚渊难丧遇闰议》、《穆太妃小祥南郡王应不相待议》、《安陆王子妇为范贵妃服议》、《单拜录尚书优策议》、《司空未拜而薨掾属为吏敬议》、《司空解职而薨府史制服议》、《庶姓三公蠕车议》、《昭皇后迁柑仪议》、《迁柑设虞议》、《谅圈议》、《嗣位郊祀议》、《日蚀废社议》、《南郊明堂异日议》、《释奠释菜议》、《皇孙南郡王冠议》、《江斅不宜继愻启》、《立春在郊无烦迁日启》、《答王逡之问》、《南郡王冠祝词》、《南郡王冠醮酒词》。此外，根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和新旧唐书所录，王俭的礼仪著作还有：《古今丧服集记》⑥三卷、《丧服图》一卷，《礼论要钞》十卷，《礼答问》三卷，《礼义答问》八卷，《吊答仪》十卷，《古书仪》两卷，《皇宝书仪》七卷。这些著作，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解决了齐初在乘舆、朝服、祭祀、婚冠、丧葬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疑问。时“朝廷初基，制度草创，俭识旧事，问无不答。”萧道成曾叹：“《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为我生俭也。”⑦
  其次，是为了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自刘宋王朝重建皇权政治，皇权与门阀士族的势力经过了一系列的斗争，最终以门阀士族的退让结束。但他们仍然拥有雄厚的实力，社会影响极大，所以，刘宋王朝也不得不在朝堂上安排他们的位置，甚至有时皇帝也对一些高自标榜的士族无可奈何。《南史》卷三十二《张敷传》载：张敷为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
      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入辞，文帝令以后车载沙门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曰：“臣性不耐杂。”上甚不悦。 
《宋书》卷五十七《蔡兴宗传》载：
      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此王弘非当时的司徒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
  宋齐时期，皇权的确比东晋时期加强了，但皇帝的威权仍不能与秦汉帝王相比，这是宋、齐历代皇帝所不满的。同时对社会现状不满的还有一部分早已习惯门阀政治的高门士族，他们瞧不起出身寒微的皇帝，对寒人掌机要更是愤愤不平，每每以今世与昔日的辉煌相比较，愈比较愈觉得自己失去的太多，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更加不满。于是，从晋宋之际一直到南齐时期，士族与皇权的冲突屡有发生。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皇权取得胜利，统治者以政治手段限制门阀士族，加强皇权，甚至不惜对威胁皇权的士族大开杀戒，谢晦、谢灵运、刘湛等人皆因此丢了性命。宋、齐两代。琅邪王氏作为一流高门，循两晋积习，时或出现权重职显之臣，即使他们主动退让，也为日益加强的皇权所不容。因此，王氏子弟时时处处遭猜忌，受打击，在这两朝中，为皇权所杀者有二十四人之多。
  刘宋十二人：王僧绰因参与废太子，被太子刘劭杀。王僧达傲慢无礼，言语不逊为孝武帝杀。竟陵王刘诞谋反，王玙之为其长史，事败被杀，牵连五子。王藻娶了一位忌妒成性的公主，因移爱左右人下狱死。王钊因事得罪了建平王刘休仁，被明帝赐死。王彧(景文)，妹为明帝皇后，明帝惟恐自己死后王或专权，明知他无罪，仍将他赐死。王蕴，宋末，他站在萧道成的政敌袁粲一边，被萧道成杀。
  南齐十二人：王逊，有功不蒙封赏，有怨言，被杀。王奂，为雍州刺史时擅杀部属，并武力抗击官兵，被杀，株连五子：王融、王琛、王彪、王爽、王弼。王融(王道琰子)，在齐武帝病重期间谋立武帝次子萧子良，被即位的太孙萧昭业赐死。王晏，助萧鸾杀萧昭业，夺得帝位，以功臣自居，言行不检，被萧鸾杀，株连弟王诩，子德元、德和。
   士族与皇权的斗争，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也使统治者意识到，要让士族臣服于皇权，仅仅靠强制手段是不够的，所以，刘宋君主在加强皇权的同时，积极寻求能够论证皇权的至高无上及其不可侵犯性的理论根据，力图在文化上彻底将士族征服，这一理论依据即是宣扬“君为臣纲”，主张君主集权的儒学，于是，儒学的重建被提上议事日程。
   刘裕早在即位前便礼敬宗炳、周续之等学者，有兴学之志，即位后，他在建康为周续之开学馆，招集生徒，甚至亲临学馆，接见诸生，临死前又下兴学诏：
     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旖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今王略远届，华域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⑧
不久刘裕病死，国学未能建立。元嘉十九年（442年），终于重建国学。文帝曾亲临国学，策试国子生。《宋书》卷五十五传论对刘宋初期的儒学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
    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魏军南下，文帝罢国子学。不久，刘宋王朝陷入政权纷争，终未能再立国学。泰始六年(470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⑨四学并立，学士人数相同，且玄学仍排在儒学之前，居于首位，说明儒学并未获得独尊。
   刘宋最高统治者的文化水平本就不高，无力承担起引领文化潮流的重担，所以，尽管他们有兴复国学的努力，也曾取得一定的成就，却始终不能真正振兴儒学，也始终未能解决士族与皇权的矛盾问题。
   士族在屡遭打击之后，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军事实力上不是皇权的对手，不宜公开对抗，便转而从文化素养上打击本无术学的统治者。从郑鲜之有意逼得刘裕出丑⑩，到王僧达嘲讽路琼之(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之孙)，上表辞官，言语不逊，孝武帝召见，了不陈对，都是以文化为傲人之资。但是，郑鲜之在刘裕统治时期始终不得重用，难以与徐羡之、傅亮等人相提并论，王僧达则被孝武帝诬为谋反下狱赐死，这在士族的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在皇权政治下，他们也极需寻求一条既与皇权妥协，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权势、地位，又能适度逍遥，不受皇权太多控制的思想理论根据，而当时流行的玄学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无论是皇权，还是士族，都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重新阐释皇权政治下的士族与皇权的关系问题，指导当时的社会生活。萧齐时期，这一任务由王俭完成了。
  《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传》载：
       (永明)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曰：“《曲礼》云‘无不敬’。寻下之奉上，可以尽礼，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总同敬名，将不为昧?”俭曰：“郑玄云‘礼主于敬’，便当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来通，则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须别称。”俭曰：“尊卑号称，不可悉同，爱敬之名，有时相次。忠惠之异，诚以圣旨，孝慈互举，窃有征据。《礼》云‘不胜丧比于不慈不孝’，此则其义。”太子曰：“资敬奉君，资爱事亲，兼此二涂，唯在一极。今乃移敬接下。岂复在三之义?”俭曰：“资敬奉君，必同至极，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虽同，深浅既异，而文无差别，弥复增疑。”俭曰：“繁文不可备设，略言深浅已见。《传》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书》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经典明文，互相起发。”
文惠太子萧长懋是皇权的代表，他对当时的士族势大，皇帝也不得不容忍的社会状况是极其不满的，但儒学衰微，玄风流煽之时，他找不出要士族完全臣服皇权的理论根据。从他的问话中，也反映出皇室。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士人对现状的普遍困惑和茫然。当时，王俭是士族领袖，萧长懋便有意在太学中向王俭发难，提出臣子对君尽礼尽敬，而君主对臣子并不需敬，借以抬高皇权。王俭以郑札主于敬”回答，认为无论是臣子对君主，还是君主对臣子，都应该敬。萧长懋对这样的回答当然不满，他进一步指出，若是君臣之间都应敬，那么，臣对君的“忠”和君对臣的“惠”即可同用一词，子对父的“孝”和父对子的“慈”也不应该有两种说法。面对太子的咄咄逼人之势，王俭也用概念的不同来回答，他承认尊卑竭然不同，但同时肯定爱和敬，孝和慈是有相通之处的。萧长懋立即反驳，人们对君主以敬为主，对亲人以爱为主，若是君对臣，父对子都要敬，岂不违反了礼教本意。至此，王俭已经完全明白太子是以儒家的忠孝大节来指责君对臣的敬，于是，王俭回答说，臣对君的敬，是一种达到极点的敬，而君对臣的敬，不太过违礼即可，同是敬，程度不同。王俭一方面承认君主的威权，肯定臣子的敬上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求君对臣亦要敬，其实是要求君主，在士族不危及皇权的情况下，保证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王俭用妥协的办法回答了君臣之间“敬”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了南朝时期士族与皇权的关系问题。此后的梁、陈两朝，无论是士族还是皇权。基本遵循了王俭的方针，皇权允许士族保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而士族则必须无条件的臣服于皇权，这使他们没有与皇权发生太大的冲突，得以与南朝相始终。
    当然，王俭关于君臣互敬的理论，并不是君臣之问互不干涉，而是强调臣应积极参与政务，对君的过失有所补救。《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载：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自“仲尼居”而起。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张子布(张昭)更觉非奇也。”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张昭传》：
     (孙)权既称尊号，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权尝问卫尉严唆：“宁念小时所闻书不?”唆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唆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
《孝经·事君章第十七》：
     子日：“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王俭诵“君子之事上”，要“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可以看作是他的君臣互敬理论的补充。他自己在当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刘宋着期诸帝，皆荒淫残暴，奢侈无度，萧齐建立，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才能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王俭身为宰相，“车服尘素，家无遗财”⑾，并经常劝君主节俭。《南齐书》卷二《高帝纪》载道成“即位后，身不御精细之物，……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天下，移变风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萧道成很难善始善终，即位不久，便“坏宋明帝紫极殿，以材柱起宣阳门。”王俭与褚渊、王僧虔联名劝谏：“臣闻德之基，俭者德之舆。……陛下登庸宰物，节省之教既昭。……简约之训弥远。……且又三农在日，千畛咸事，辍望岁之勤，兴土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迩。”萧道成采纳了此建议。可以说，齐初形成的节俭之风，与王俭有莫大的关系。
   王俭肯定了君主的权威，同时，他也大力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进入南朝，寒门庶族凭借军功迅速崛起，跻身政权中枢；而门阀世族则日渐衰微，逐渐丧失了独占政治、经济地位的特权。同时，大家族逐渐分化成小家庭，宗法松驰。南朝时期，关于同财共居的现象不乏记载，但多被列入《孝义传》。《宋书》卷九十一《孝义传》载：
     元嘉初，西阳董阳五世同财，为乡邑所关。
《南史》卷七十三《孝义传》载：
    封延伯字仲连，勃海人也。世为州郡著姓，寓居东海，三世同财，为北州所宗附。……义兴陈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荣兴、文献叔并八世同居。东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圣伯、范道根，并五世同居。零陵谭弘宝、衡阳何弘、华阳阳黑头、疏从四世同居。诏俱表门闾，蠲租税。
这说明，南朝时期，大家族已不多见，大家族制度正在向分财分居的个体家庭转变。江左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亦不能免，《宋书》卷六十《王韶之传》载：
     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殉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结徐羡之、傅亮等。……羡之被诛，王弘入为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常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厉，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两嘉之。
《南齐书》卷一《高帝上》曰：
      (王蕴)少有胆力，以父揩(《南史》卷二十三《王蕴传》作“楷“)名宦不达，欲以将途自奋。每抚刀曰：“龙渊、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诫之曰：“阿答，汝灭我门户!”蕴曰：“答与童乌(景文子王珣小字)贵贱觉异。”
《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
      ……入为侍中，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以分枝居鸟衣者，位官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鸟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
《南齐书》卷四十六《王秀之传》云：
      初，秀之祖裕，性贞正。徐羡之、傅亮当朝，裕不与来往。及致仕隐吴兴，与子瓒之书曰：“吾欲使汝处不兢之地。”瓒之历官至五兵尚书，未尝诣一朝贵。江湛谓何偃曰：“王瓒之今便是朝隐。”及柳元景、颜师伯令仆贵要，瓒之竟不候之。至秀之为尚书，又不与令王俭款接。三世不事权贵，时人称之。
《南史》卷二十一《王僧祐传》载有王僧事占赠王俭诗：
汝家在市门，我家在南郭；
汝家饶宾侣，我家多鸟雀。
可见琅邪王氏已不再是聚族而居，同宗共财，堂兄弟之间已有贵贱之别，族兄弟之间更是关系疏远。其他士族大体也是如此，《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谓：
    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其间不可称数。
家族成员之间，本应紧密团结，互为奥援，发展到“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家族内部亲和力已减弱，而亲和力的减弱则大大避免了因手足相争而引起的心慈手软，以至“嫉谤谗害”，“不可称数”，更成为大家族的一种离心力，使血缘关系纽带越来越松驰，对世家大族的衰微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书》卷九十一《孝义传》史臣曰：   
     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肤。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儒学伦理所注重的孝悌及信义，在《宋书·孝义传》中大多体现在平民百姓身上，而非儒士及官员，难怪史官要感叹了。
  面对如此局面，身为世家大族代表的王俭竭力以儒家礼教，尤其是“孝”道来促进家族团结，他特别重视《孝经》和丧服礼，即有此目的。
 《孝经》宣扬爱敬忠孝之道，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之作，影响深远。《孝敬》开宗明义第一章：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 “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孝经》首先指出“孝”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行孝首先要孝顺父母，继而用孝顺父母的态度侍奉君主，做到忠孝两全，最后才可立身扬名，给父母带来荣耀，这样就尽了孝道。王俭以为，《孝经》“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他编订《孝经义疏》，在其编撰的目录著作《七志》中，将《孝经》排列：于第一部类“经典志”的最前面，冠群书之首。同时，他力排众议，在国子学中立郑玄《孝经》博士，突出了《孝经》在经学中的地位。《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载：
     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澄谓尚书令王俭曰：“《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乃与俭书论之曰：“……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俭答曰：“……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
  许慎《说文解字》称：“孝，善事父母者”。也就是说，“孝”在维系家庭血缘关系方面最易收其功效，若用以维系家族，尤其是大家族的血缘纽带，却是远远不够的。为增加宗族成员之间的感情交流，促进家族团结，最有效的方式是进行经常的聚会，如游宴清谈，婚丧嫁娶等。在特别讲究“孝”的时代，人们可以疏于交游，可以不赴婚宴，但若不参加丧礼，往往要受社会舆论谴责。《颜氏家训》卷二《风操》载：“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更有甚者，会因此而影响仕途，王景文即因“坐姊墓开不临赴，免官。”⑿因此，丧礼往往可以会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家族成员，成为促进家族内部联系的有效方式之一，有益于维系家族中的血缘关系，增强士族内部的凝聚力。在丧礼中，众多亲属需根据血缘亲疏，确定不同的丧服，正因为如此，南朝人极重对丧服的研究。《丧服》是《礼仪》中的一篇，魏晋南北朝论《丧服》的著述，清人章宗源在《隋唐经籍志考证》里，著录有71家之多，内容涉及到丧礼的各个方面，论证极为详细，在宗族之内分别亲疏，在亲戚之间区别门第，士庶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王俭对丧葬诸礼钻研尤深，在他的三十四篇礼仪论中，与丧礼有关的即有十六篇，其《古今丧服集记》更是流传后世。
    王俭定礼仪，大力弘扬儒学，也与当时的正朔之争有关。东晋以后，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由于北方主要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文化与汉文化有相当大的差距，故当时的江南被“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⒀正因为如此，北魏政权建立后，为了与南方争文化正统地位，极力提倡儒学。《魏书》卷八十四《儒林传》曰：魏道武帝“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在统治者的扶持下，北方的儒学以关陇文化和河西文化为根基，逐渐发展起来。北方文化的崛起，给南方政权以很大的压力，为加强文化正统的形象，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南朝更加重视儒学，身为南方政权宰相的王俭，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自东晋以来，南方经学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时风所趋，积重难返。从东晋到宋、齐之际，“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⒁建立南齐政权的萧道成，少年时曾师从名儒雷次宗⒂，比较重视儒学，即位之初，他赞叹“儒者之言，可宝万世”⒃，要将儒学作为立国之本，这与王俭的志趣恰巧相合。建元四年(482年)正月，有司奏请立国学，萧道成下诏：
    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尊前准，修建毂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⒄
同年三月萧道成死，九月，“以国哀故，罢国子学。”永明三年(486年)，武帝下诏：
  《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皲，犹树木之有枝叶。’果行育德，咸必由兹。……今遐迩一体，车轨同文，宜高选学官，广延胄子。⒅
南齐再立国学，选学生二百人，以王俭为国子祭酒，王逡之为国子博士。时国学中置郑玄、王弼《易》，杜预、服虔《春秋》，何氏《公羊》，糜氏《谷梁》，郑玄《孝经》，“众经皆儒，惟《易》独玄”，虽然“玄不可弃，儒不可缺”⒆，相较于汉儒注经而言，玄学家注经处于劣势。次年，“省总明观，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王俭“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⒇王俭是当时的经学大家，关于经学方面的著述甚多，根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和新旧唐书志等著录，有《尚书音义》四卷、《春秋公羊音义》二卷、《孝经义疏》一卷、《皇宝书仪》七卷，皆已亡佚。《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载王俭“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极大的推动了魏晋以来经学的发展。
    综观王俭一生，是倡导经礼的一生，被称为一代儒宗，他是王氏家族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在学术方面，特别是在推动经学的复兴与发展方面，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先祖王导，也超过其他王氏子弟。不过魏晋南朝毕竟是儒学的中衰时代，“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间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王俭执政期间，儒学虽有复兴，但时间短暂，王俭死后，这股风气逐渐式微了，“建武继立，因循旧绪，时不好文，辅相无术，学校虽设，前轨难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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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第434页。
②《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第591页。
③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十一，“宋子孙屠戮之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1页。
④《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第436页。
⑤《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第379页。
⑥《南齐书》、《南史》皆用此书名，《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志皆为《丧服古今集记》。
⑦《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第435页。
⑧《宋书》卷三《武帝下》，第58页。
⑨《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第315页。
⑩《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
⑾《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第434、438页。
⑿《宋书》卷八十五《王景文传》，第2178页。
⒀《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第347页。
⒁《南史》卷七十一《儒林传》，第1730页。
⒂《南齐书》卷一《高帝上》载：“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太祖年十三，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卷二《高帝下》载：萧道成“博涉经史，善属文，……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第3、38页。
⒃《南史》卷五十《刘瓛传》，第1236页。
⒄《南齐书》卷二《高帝下》，第37页。
⒅《南齐书》《卷三<武帝纪》，第46、49页。
⒆《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第684。
⒇《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第436页。
（21）《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第686、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