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2005琅琊王文化研讨会历时两天，今天下午就要结束了。现在，我代表研讨会学术委员会，对学术研讨情况作一简要的总结。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8篇，就其内容而言，大体上可分为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研究、王羲之研究、琅琊王氏族谱研究和其他有关方面研究四类。根据论文分类和学术交流情况，仅将诸位专家学者论文的主要内容、观点作出综述。鉴于作者的观点有别，不少方面只是“一家之言”，故不作对与否的点评，以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
一、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研究
琅琊临沂王氏家族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世族（或称士族）。从汉末至唐代700年间，这个家族先后涌现出众多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和文史学家等著名人物。他们以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反映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闪光业绩，成为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次研讨会关于琅琊王氏家族文化方面的论文有8篇，包括王氏家族的思想信仰、处世哲学、文化成就等方面。王大良先生的《琅琊王氏思想信仰主流再认识》，认为琅琊王氏以儒家思想为其核心思想信仰，虽然受到“玄风独振”和玄、释、道盛行的冲击，但未能动摇儒家思想地位，为在隋唐时期的儒家思想的回归与延续做了充分准备。朱文民先生的《两晋琅琊王氏家族的佛事活动及其两位高僧》，对王氏家族儒、玄并重，兼擅佛释作了论述。认为琅琊王氏在两汉“以经学传家著称于世”，魏晋之际又“以崇信道教而闻名”。作者根据《高僧传》记载，证明王氏家族中晋代有两位高僧，一是王敦弟竺道潜（字法深）。二是王导弟释道宝。东晋中兴后，竺法深创立佛教“本无异”宗，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传播推动作用。王瑞柱先生的《琅琊王氏“持盈畏满”、“盛极自损”处世哲学之管窥》，认为王氏家族“持盈畏满”不是自我满足或浅尝辄止，而是以退求进，在取得成功后看到盛满时隐藏的风险，知足惜福;其“盛极自损”则是通过家族内部的约束，达到“盈而不满”，以使家族世代繁荣。王东惠、傅孙先生的《会稽琅琊楼与琅琊王氏书法精神》，在介绍了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仁里王村的琅琊楼历史上3个重要时期后，提出了琅琊王氏家族书法精神的传承性、变法性、审美性，并将这三性归结为“三崇精神”，认为可以“作为中华书法精神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之一”。王春灿先生的《浅谈王谢世谊及其社会意义》，将王、谢两大家族四代相交的历史划为“同期为官，初谊洛阳”、“东晋建元，重聚建康”和“会稽联姻，千秋佳话”3个阶段，突出了王导和王羲之在两个家族联谊中的作用，阐明了王、谢联谊具有的现实意义。
姜开民先生的《琅琊王氏家族文化内涵刍议》，综合两晋南北朝王氏家族成员的主要成就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将该家族文化分为孝悌文化、名士文化、经世文化、清廉文化、儒玄文化、学者文化和书画文化7个方面，涉及68人。认为王氏家族不仅在门阀制度下代有名人，而且在科举制度取代门阀制度后仍能登科入仕，继承和发扬诗书传家的家族文化。唐士文先生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琅琊临沂王氏家族名家文化成就述评》，根据史籍记载，对11位书画家、7位文学家、4位史学家和其他3位专家的文化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述评，并涉猎王氏家族中有文集者计54人。通过分析，他认为王氏家族名家文化成就，很多方面居这一时期全国前茅，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该家族名人辈出的原因有3个方面：一是家学家教渊源；二是社会环境和风气影响；三是个人的勤奋努力。提出“只有进一步开展对这一家族文化的宣传与研究，汲取精华，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衡正安先生的《关于南朝琅琊王氏籍贯及书家考》，亦对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十几位擅书法者进行了简略的介绍。
二、王羲之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在前代研究基础上，对王羲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兰亭序》论辩为热点。经过讨论，虽《兰亭序》的真伪亦无定论，但推动了王羲之研究的深入开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王羲之研究又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各类报刊相继发表有关研究文章，研究的重点仍集中在《兰亭序》真伪、王羲之思想品格、书法成就及其生卒年等方面。1990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临沂王羲之研究会编辑的《王羲之研究》一书，收录论文31篇；200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2003年10月“王羲之书法艺术暨琅琊王氏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王羲之书法与琅琊王氏研究》一书，收录论文48篇。上述两部论文集，集中研究王羲之的生平及其家属亲属、王羲之的书法研究、关于兰亭论辩、琅琊王氏家族及其文化、王氏宗谱研究及遗迹介绍等方面。
本次研讨会有关王羲之研究的论文计22篇，内容涉及王羲之书法、思想、人际关系及有关事迹史实考证等。
（一）关于王羲之书法。王玉池先生的《从部分书迹看王羲之辞官以后的生活和书艺成就》，在简要叙述王羲之辞官前后情况之后，重点从“关心国家大事”、“同亲友交往”、“造房、修园、游历”、“子孙情况和自身健康状况”、“书艺作品”5个方面，对王羲之的《破羌帖》等19篇临本、摹本书帖和其《黄庭经》、《东方朔画赞》、《曹娥碑》三部书艺作品进行点评，指出其真伪、优劣、历代评价及现收藏地，是对王羲之晚年书法艺术的述评之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在《漫谈〈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中，王玉池先生认为弘福寺沙门怀仁“借出内府所藏王家”所集王羲之字而成的《圣教序碑》，有三大功劳：使得一般人都能见到王字；有些原帖早已不存者，借此碑保存了不少王字；许多学书者以此帖为行书范本，起到普及王字的作用。同时指出此碑存在的弊端：有些字绝非王羲之本人所写，而系怀仁自造偏旁拼凑；收录大量有争议的王羲之字。王佩芬女士的《论王羲之研究多元化的史学内涵与战略意义》，以书法艺术为轴心，对王羲之研究的模式、成就、新时期的史学内涵及战略意义进行探讨。在历数了自南朝至清代对王书的评价后，认为研究王羲之不仅要重视“正史”，同时又不能完全否定稗官野史中有益的内容。通过对《兰亭序》帖的分析和学术界诸部王羲之传略的简析，提出“换一个角度，改变一下思辩方式”去研究王羲之，是很有见地的。在另一篇《以学术眼光审读“二王” 尺牍》论文中，孙洵先生对王羲之尺牍（文体名，后相沿为书信通称）《初月帖》、《行穰帖》和《游目帖》等和王献之尺牍《鹅群帖》等作了阐述，得出“二王”尺牍从内容、人文背景、书法风格等，就是祖宗传衍下来的瑰宝，也是研究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可贵资料，“尺牍”最能揭示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性。俞鑫正先生的《试论导致王书精神渐丧的两个传播因素》，认为王书精神的实质是风流倜傥的“魏晋风骨”，敢于独创的“创新精神”。后来这种精神渐丧，原因一是“摹本”的过失——教材问题；二是帝王及各代书家的因素——导师问题。正是因为一个“有偏见的老师”带着一本“有缺陷的教材”去传播和推广王羲之的书艺，导致了其基本精神渐渐丧失。日本国祁小春先生的《关于王羲之尺牍中的单、复书问题》，求证甚为细密，在弄清何谓单、复书之后，重点论证了“关于吴氏所举复书的证据问题”和“陶弘景《真诰》所收的杨、许尺牍及相关问题”。认为东晋时“复书”的存在是可以确定的；陶弘景《真诰》中所称“单疏”即是“单书”，“上纸”、“下纸”即指“复书”的第一纸、第二纸。解决这个问题，对理解魏晋法帖中的尺牍(特别是王羲之的尺牍)是十分有意义的。赵炯先生的《从书圣的出现看文化时态对书法的影响》，认为王羲之对书法进行变革，并将书法艺术推向顶峰，是时代的要求。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哲学、思想、文学、绘画等各个领域都出现大的飞跃和变革，书法变革也势在必行。因此，书圣的出现仍是应运而生。徐玉如先生的《王羲之书法接受史研究》，鉴于人们往往注意于王羲之书法作品的产生，而忽视其作品是如何被接受的状况，从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3个方面，对王羲之书法接受史展开论述，以期在审美规律或赏析方面给人以启示。认为“只有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不断接受，才有王书的真正价值”。陈国峰先生的《〈兰亭序〉形质美的客观依据》，认为书法艺术最主要的是它的形质和神采两个组成部分；形质就是笔画、结体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掌握和谐比例关系，就能达到美好的效果。他利用黄金分割律和勾股定律对《兰亭序》中字的排列、写法进行分析，认为《兰亭序》达到形质美的和谐。刘涛先生的《从“钟张”到“二王”》，列举史料记载，认为王羲之的书法顺承关系显然渊源于钟繇的行书和张芝的草书。文章从王羲之的正书、行书、草书和王献之的楷书、行书、章草、飞白等方面，对“二王”新书风的发展进行阐述。主要观点是：王羲之的新书体流行之后，钟繇、张芝便不为世人所法；王献之借助“草纵之致”的笔势，为行草书法确立了新的典范。“二王”的“奇笔”乘势兴起，正是顺应了时风。王厚香的《论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对王羲之书体艺术（包括楷书、行书和草书三个方面）、书法理论贡献作了论述，认为正是由于王羲之勇于创新，追求卓越，采择众长，变古制今，才能创造出雄逸矫健、媚丽流美、中和典雅的书风，将中国书法艺术推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形成了崭新的书法艺术体系。此外，魏宝玉先生的《琅琊两书圣——浅谈王羲之与颜真卿的书法艺术》，认为王羲之、颜真卿是行、楷两书圣，是行书的两个里程碑，他们都是书法的革新家。
（二）关于王羲之思想。王晓家先生的《王羲之道家思想源流考论》，认为王羲之思想的主流倾向是“以柔进取的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主要用于治国”；又以“以柔退走”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为辅，兼之揉和了释家“普度众生”的遁世思想，主要用于修身。该文所论，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汲广运先生的《论王羲之的仁政思想》，从“重责任，忧国忧民”、“斥弊政，改革利民”、“耻空谈，勤政爱民”3个方面，论证王羲之为地方官时的“仁政”思想和实行的惠民、利民措施。通过列举大量事例说明作者的观点，证明王羲之为官以儒家思想礼教为规范，几十年仕途未曾改变。
（三）关于王羲之传说、轶事及人际关系。刘瑞轩先生的《试论有关王羲之的传说》，列举王羲之“写经换鹅”、“笔飞与笔架桥”和“吃墨”等传说，认为这些传说，一是赞美王羲之崇尚高法的品格；二是称赞他蔑视权贵，同情人民的高尚思想；三是歌颂他的勤奋精神；四是称道他的书法成就和价值；五是反映人们对王书的热爱。王晓真女士的《南朝书中所记载的王羲之轶事》，分“王羲之的性格”、“时人对王羲之的评价”、“王羲之和几位知交的关系”和“王羲之誓墓辞官的真相”4个部分，辑录除“正史”之外、主要是《世说新语》中的资料，对王羲之的性格特点、为人处世及辞官原因等进行辩析。所论并非全是“轶事”，其中有的乃是王羲之人生的重大问题。徐国兆先生的《谈谈王羲之与王述的仇隙》，从王羲之与王述的个人性格、品行的对比及造成隔阂的责任入手，客观地指出王羲之性格为人不可取之处，正是由于王羲之怠慢王述甚至辱及其父母，才导致了二人矛盾激化，最后不得已而誓墓、辞官。张肇东先生的《独秀山的书圣文化》，介绍位于浙江嵊州甘霖镇的独秀山，乃王羲之晚年生活之处。作者根据传说，将读书处、墨池、鹅池、夫人墓和祭书台等胜迹分别予以介绍，旨在供研究王羲之丰富多彩的晚年人生做参考。
（四）有关事迹史实考证。考证类论文内容涉及王羲之书法、有关人物等方面。王汝涛先生的《论何延之<兰亭记>乃是信史——附论<兰亭>临摹本的变迁》，以翔实的资料、平和的心情对郭沫若先生引用失当、辨别有差、认为何延之的《兰亭记》是伪造的说法进行了论辩，用大量史实证明唐代“何延之所记的事并不离奇”；《兰亭记》是信史而不是虚构的小说。并对《兰亭序》临摹本的变迁提出6点看法，继而又与今人两篇有关文章的“新观点”进行商榷。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兰亭序》“昭陵被盗真迹毁”，才使得《定武本》“临本摹本成瑰宝”。该论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任平先生的《王羲之、王献之书札所见人名称谓略考》，对二王书札中“所见人名称谓”进行考释，这对了解他们的书札内容和二王事迹有所帮助。文章通过对30多个人名称谓考释后，得出了4点结论，探得男儿小字的4条规律，从中反映出东晋时期的一些文化观念，对进一步了解二王的思想很有帮助。刘涛先生的《王羲之<伏想清和帖>与殷浩》，对王羲之的《伏思清和帖》中所称“殷生”是否为殷浩，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答疑，认为“殷生”就是殷浩。文章通过对殷浩生卒年的考证和《右军书记》中所见殷浩的别称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解决了殷浩卒年与《伏想清和帖》书写时间的冲突。此外，钱方法先生在《王羲之缘何辞官并归隐剡县金庭之小考》中，认为王羲之晚年辞官并归隐金庭有3个原因：一是官场凶险为内因；二是崇尚玄学的社会环境为外因；三是剡地山水秀丽是动因。王家德、张富春先生的《王羲之购置会稽田庄的历史环境》，认为王羲之在土地资源丰富、人口相对稀少的会稽购置田庄，是东晋朝廷有效调解北方南迁士族与土著百姓利益的政策促成的。包括王羲之在内的南渡士族购置田产，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三、琅琊王氏族人研究
在琅琊王氏族人个体人物研究方面，有三篇文章：刘晓焕先生的《论王戎》，对西晋大臣王戎从童年时代、“竹林七贤”、从相国府属到平吴功臣、同心辅政与改革吏制等方面作出述评，既肯定了王戎的功绩，也指出其苟媚取容、明哲保身、贪吝成性的“污点”。但作为琅琊王氏家族中的显赫人物，值得对其深入研究。梁宗奎先生的《论王导在家族、君臣、同僚关系中的协调作用及研究意义》，论述了王导在东晋初期的重要作用。文章从王导协调家族、君臣、同僚关系方面，论证他对稳定政局作出的贡献，肯定王导治国重人才、注意与同僚联络感情、讲究协调方法、治国有方、具有令人佩服的品格，并引申出王导此举的现实意义。孙丽女士的《东晋初王导推动清谈之风的原因及影响浅析》，认为王导在东晋初年极力推动清谈，但其清谈并非仅仅是为了“自托风流”，而是以清谈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达到团结南方士族，安抚北方士族，巩固东晋政权的目的。
四、琅琊临沂王氏族谱研究
王思印先生的《临沂琅琊王氏族谱的几个问题刍议》，根据地方志和史书记载及留居临沂几个分支的宗谱中相互抵触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意在为今后编修《琅琊王氏通谱》提供一些参考资料。牟元珪、王友明先生的《王姓源流考》，从中国姓氏起源与特点说起，先谈王姓的姬姓之王、妫姓之王、子姓之王、虏姓之王和河南、冯翊、营州、安东等地王氏的起源和变迁，再谈琅琊王氏起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及以后的变化，所用资料有一定研究价值。王汝涛先生的《纂修琅邪王氏会通世谱刍议》，通过援引《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的短讯《孔子家谱和女书载入吉尼斯记录》，提出“家谱更具有传录中华古老文化，凝聚爱中华情操的作用，适时地纂修旧谱、续修新谱便不能单纯视作延续封建余脉的行动”的观点，继而从琅邪王氏在我国历史中的地位、传世的王氏谱及其现状、纂修王氏通谱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三个方面作了详细论述，为市委、市政府和有关单位今后纂修王氏族谱提出了可贵的意见和建议。
五、其他方面研究
刘家骥、郁华章先生的《临沂右军祠始于唐朝》，根据赵明诚《金石录》记载的“唐立王右军祠堂记”，得出唐代临沂即有右军祠的结论。周郢先生的《〈临沂右军祠始于唐朝〉补考》，对刘家骥、郁华章的文章作了补考。作者根据宋人陈思的《宝刻丛编》记载，确定此右军祠当为越州（今浙江绍兴市）之祠。该文还对祠堂记的撰文者王师乾其人作出补正，“实其人为王羲之‘从十一代孙’”。
以上综述，不过是粗略点到而己，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如存有对一些专家学者的论文、观点概括不全面、不准确之处，请予谅解。总的来说，2005琅琊王文化研讨会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前年召开的“王羲之书法艺术暨琅琊王氏国际研讨会”的研究领域相仿佛，但增强了对琅琊王氏家族整体文化的研究；在重要史实考证方面，有的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也是本次研讨会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与会专家学者本着求真、创新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才使得琅琊王氏家族与王羲之研究的领域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宽。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继续努力，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为资政育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