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琅邪王氏家族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发展历程，面对门阀政治终结而皇权政治重建，以及统治者极力提倡儒学的历史形势，王氏子弟顺时而进，重振儒学家风。晋宋之际形成的“王太保家法”，昭示着王氏儒学的复兴；南齐时期，被称为“一代儒宗”的王俭，极大的推动了魏晋以来经学的发展；梁朝时期，王氏子弟多以国子生入仕，且有“三世国师”的殊荣，家传儒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一)“王太保家法”
   晋宋之际，刘裕乘乱崛起，讨桓玄、诛刘毅、杀诸葛长民，弑晋安帝，逼晋恭帝禅位，建立了刘宋王朝，以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
   在这一历史性的大转折时期，社会巨变使琅玡王氏子弟面临着两个不同的选择：任由王朝更替，我自逍遥如故，代价是家庭乃至家族整体实力的日渐削弱；积极进取，乘改朝换代之机赢取个人、家庭和家族的最大权益。事实证明，选择后者的王氏子弟一改东晋中后期的逍遥门风，重拾儒家积极人仕的精神，为新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在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在刘裕建立刘宋王朝、刘义隆稳固刘宋政权的过程中，一部分王氏子弟积极参与其中。王诞追随刘裕北伐南燕、南征卢循、西讨刘毅、铲除诸葛长民，“尽心归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①王韶之奉刘裕密令缢死白痴皇帝晋安帝，搬掉了他禅代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王昙首、王华先随刘裕北伐，历任要职，后被指派到荆州刺史刘义隆身边，担任其主要辅佐。景平二年(424年)，以徐羡之为首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和少帝，迎立刘义隆。刘义隆和大部分荆州属官疑虑重重，不敢轻易东下，而王华和王昙首为刘义隆分析朝局，力排众议支持刘义隆回京继位，此后更是竭力辅佐刘义隆铲除顾命大臣，稳固政权。
  此外，王惠、王球、王准之、王敬弘等人相继投靠到刘裕麾节，为推动王氏家族的复盛而不懈努力。其中王弘所起的作用最大。
  王弘(379—432年)，字休元，起家为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参军主簿。他承袭了王珣的重儒之风，严格按照儒家礼教要求自己，“造次必存礼法”。父亡后，他将田园产业全部分给诸弟，并坚持服丧三年，“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终其哀，唯弘固执得免”，堪称孝、友典范。桓玄入京，“收(司马)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时尚在丧，独于道侧拜，攀车涕泣，论者称焉，②儒家思想已成为王弘立身行事的主要准则，贯彻到政治实践中，便是积极入仕，追随刘裕、刘义隆父子建功立业。
  王弘青年时期，正是门阀政治的晚期，无力单独或联合起来制约皇权的门阀士族，不得不屈尊降贵，投靠有势力的低级士族武装集团。最初，他们或追随刘裕，或投向刘毅，义熙八年(412年)，刘毅死，投靠他的高门士族谢混、郗僧施被杀，门阀士族别无选择，大都会聚到刘裕麾下。《南史》卷十九《谢方明传》载：刘裕心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凑，其不至者唯(谢)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诛后，方明、廓来往造穆之，穆之大悦”，对刘裕说：“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刘穆之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和刘裕都清楚，他们手下武将人才济济，政治人才却十分缺乏，所谓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元兴三年(404年)，刘裕统帅北府军讨灭桓玄后，面临着一系列难题：日常的文牍处理、政令草拟与发布、朝廷典制的制定，乃至禅位诏书、开国典礼仪式等等琐碎事务，都需要富有统治经验的政治人才来处理。而通晓朝典、谙悉人物、具有丰富的政治、社会经验的人大部分出自文化水平高、长期占据国家要职的门阀士族。同时，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深厚，思想影响深远，经济实力雄厚，政治上的向背对新王朝长治久安关系更大，不拉拢他们，新王朝的统治也很难巩固。因此，在执政之初，刘裕便注意搜罗王、谢等世家大族的子弟，为己所用。
    王弘早在刘裕入京执政之初，便应招为其谘议参军，他没有象一般高门子弟那样安流平进，而是抓住历史机遇，积极进取，跟随刘裕西征刘毅、司马休之，北伐后秦，并不辞劳苦从前线返回京城为刘裕求九锡。当时刘裕借北伐立功名，以便回朝纂位，而九锡是通往弹代道路上的重要一环，王弘回京为刘裕求九锡，获得其信重，于义熙十四年(418年)出任江州刺史，后被封为华容县公。
    刘裕统治期间，始终将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宗室或亲信寒人手中。在朝中，以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人占据中央要职，对曾经把持东晋政权，社会基础仍十分深厚的门阀士族，刘裕既要拉拢、利用他们，以巩固其统治，又对他们始终心存猜忌，在利用的同时，也尽力限制、打击他们，士族唯有谢晦进入决策圈，但始终不能被完全相信。刘裕临终选定了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为顾命大臣，却又叮嘱太子：“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③显然是要太  子日后将谢晦赶出朝廷，以免祸生不测。
   永初三年(422年)，刘裕病死，少帝少年即位，居丧无礼，游戏无度，在刘宋立国未久，内忧外患之际大兴土木，耗费资财、人力无数，且刑罚苛虐，百姓怨声载道。以徐羡之为首的顾命大臣，为了刘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不得不将他废黜，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
  废立之前，徐羡之等人将檀道济、王弘同时召进京，告以废立赫。王弘既非顾命大臣，又不象檀道济是“先朝旧将，威服殿算，且有兵众”④，他能参与此事，是因为他是江左一流高门琅邪王氏的头面人物，举足轻重。时琅邪王氏子弟在官者有王昙首、王华、王球、王惠、王敬弘、王准之、王韶之等人，家族势力和社会影响颇大。徐羡之等人拉拢王弘，是希望他和自己一起承担废君之责，并给臣民一个众臣皆同意废立的印象，减少废立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王弘弟王昙首、族弟王华分任刘义隆的长史、司马，是其主要辅佐。若王弘参与废立，日后刘义隆投鼠忌器，总不致于再追究，徐羡之等人的性命、权势也就能保住了。
  很快，少帝被废杀，刘义隆入京即位，是为宋文帝。徐羡之等人在当时的形势下，为挽救刘宋王朝废少帝，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然此事本身却是对君权的严重挑战。顾命大臣们将刘义隆捧上地位，已是功高震主，何况还杀了新皇的兄长，有弑君之罪，难保他日后不会就此发难。废立前夕谢晦“竦动不得眠”⑤，傅亮赴荆州迎銮时“流汗沾背”，“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深自结纳”⑥，都反映了废立之举带给他们的沉重心理压力。为了保住自己在新朝的权势和性命，趁刘义隆未到京城，徐羡之录诏命，迅速任命谢晦为荆州剌史，“欲令居外为援，……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檀道济仍为南充州刺史，与谢晦“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得持久。”⑦
  顾命大臣们为自己留了后路，却未给共同参与废立的王弘安排重要职务。文帝入京后，徐、傅以他的名义下诏将王弘“进位司空”，以表彰其安定社稷之功，诏命中既无“录尚书事”之语。又无“余如故”或“本官悉如故”之辞，也就是说，王弘若任司空，就必须解除江州刺史之职，而不录尚书事的司空，只是一闲职，实际是明升暗降。显然，这是徐、傅控制王弘的举措，防备他在江州与朝中的王昙首、王华等人相互勾结，以减少谢晦在荆州的压力。
   徐、傅等人的安排，潜伏着“臣制君”的威胁。当时，文帝虽白捡了个皇位，却并不感激真正把他扶上台的徐羡之等人，他不能容忍臣子把皇位随便摆布，不能容忍东晋主弱臣强的局面再现朝堂，只是时局未稳，只能暂且隐忍不发。他仍任徐、傅在朝执政，并听任谢晦出刺荆州，但当徐羡之要将文帝的心腹武将到彦之调为雍州刺史时，“上不许，征为中领军，委以戎政(中领军统帅皇帝的警卫部队，此前谢晦任此职，轻易地发动了政变)。”⑧同时，文帝将自己的心腹近臣王昙首、王华都任命为侍中，并让他们兼骁骑军和右卫将军，掌控宫中禁军，确保自己的安全。
  从文帝的安排上，王弘觉察到他正积极设法摆脱徐、傅的控制，京城已成为双方争斗的战场，此时进京，弊多利少，还不如在江州，与朝中的王昙首、王华、王惠(时任吏部尚书)等人互相呼应，以观成败。于是王弘立即上表，极力表白自己未曾“预定大策”，“无功勤”⑨，固辞司空。当然，这也是巧妙的推托罪责的办法，不预定策，表面上指不预迎立文帝之策，实际暗示不预废杀步帝、义真之谋，将自己参与废杀之事一笔抹净。文帝允许王弘让司空却给他加上“使持节、侍中，改监为都督，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如故”，加强了他的军权，目的当然是让他继续留在江期，提防荆州的谢晦。
  自文帝即位至元嘉三年(426年)，王弘为不被文帝视为徐、傅同党，一方面通过王昙首向文帝洗刷自己，另一方面处心积虑，为文帝铲除徐、傅、谢三人积极筹划，谋取辅政大权。
  王弘为文帝立下的最大功劳是拉拢檀道济，拆散顾命大臣联盟。四顾命大臣徐、傅在内执政，一纸诏书即可解决；檀、谢在外，各拥强兵，岂肯束手就擒?若同时向四人发难，无异是促成荆州、南兖州两镇联兵，夹攻京城。檀道济虽英勇善战，但他既“无远志”，又与徐、傅、谢政见不同，曾屡屡表示不能轻易废杀，危害不大。谢晦则不同，他出身高门，深通兵略，当年随刘裕北伐，“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难与敌”，现在他占据上流，手握强兵，一旦势大，很可能重蹈东晋门阀政治的覆辙。到那时，文帝的皇位能否保住还很难说，王弘必有杀身之祸，从后来谢晦自江陵起兵的上表和檄文中，将王弘、王昙首、王华指为奸臣，并将王弘列在首位即可看出这一点。文帝和王弘都意识到，要想把大权从徐、傅等人手中夺回，当务之急是要设法除掉谢晦。但文帝身边实无人是谢晦的对手(后来，到彦之为讨谢晦的先锋，一触即溃)，当时唯有檀道济与谢晦堪称棋逢对手，所以只能从他身上打主意，除掉谢晦才万无一失。而要拉拢檀道济，必须秘密完成，极有可能是王昙首向文帝推荐王弘去完成这一使命。王弘出身高门，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又曾和顾命大臣一起参与废立，他与檀道济的交往，可较少受徐、傅等人的怀疑。《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载：檀道济“素与王弘善，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每构羡之等，弘亦雅仗之。”可见王弘已将檀道济拉到了自己一方。此事大概是在文帝的直接授意下秘密完成的，所以后来徐、傅被杀，王华等人不知实情，坚持要杀檀道济，谢晦在江陵上表，“虽未知臣道济问，推理即事，不容独存”，而文帝却表示“道济止于胁从，本非事主。杀害之事，又不相关”，“于是诏道济入朝，授之以众，委之西讨。”⑩檀道济威名素著，谢晦军一听说他率军前来，军心大乱，不战自溃。谢晦被俘，槛送京城处斩。
    其次，王弘为扳倒徐、傅做了大量工作。元嘉三年(426年)，交帝诛徐、傅的诏书称，自己初即位时，徐、傅、谢“匡国之勋实著，莫大之罪未彰”，而“今逆臣之衅，彰暴遐迩”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揭露当权者的罪状，并非易事。《宋书》卷六十三《王华传》载：
       (孔)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华每闲居讽咏，常诵王粲《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齿愤咤，叹曰：“当见太平时不?”
王华和孔宁子不遗余力地陷害徐羡之等人。卷末史臣曰：
    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
《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载：
   诛徐羡之等，平谢晦，昙首及华之力也。
但若仔细分析，便可发现，王华等人固然出力不少，却只能做些表面文章，真正能彻底揭穿徐、傅集团真面目的，还是他们集团内部的队。徐、傅、谢共谋废立，三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泄露本集团秘密的可能性不大。檀道济是一武将，刘裕说他“无远志”，不擅长搞政治斗争。而王弘则可以通过王昙首向文帝揭露废杀少帝的真相，也会将他们如何商议对付文帝的策略和盘托出(如徐、傅居中秉权，檀、谢在外掌兵，调开到彦之等)，尤其是他将檀道拉过来，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内幕。王弘如何陷害徐羡之等人，因史料缺乏，详情已不得而知，但肯定已为时人所知，否则，谢晦不会一听到徐、傅身死，立即肯定是王弘等人所为，在两篇奏章一道檄文中所列奸臣都以王弘为首：
    王弘兄弟，轻躁昧进；王华猜忌忍害，规弄威权。先除执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与不知，孰不为之痛心愤怨者哉!
    ……按车骑大将军王弘、侍中王昙首，谬蒙时私，叨窃权要。弘于永初之始，实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让，自谓任遇浮浅，进诬先皇委诚之寄，退长嫌隙异同之端。
    ……奸臣王弘等窃弄威权，兴造祸乱，遂与弟华内外影响，同恶相成，忌害忠贤，图希非望。……弘等既蒙宠任，得侍左右，自谓势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政事，欲冯陵恩幸，窥望国权，亲从磐踌。规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专权，所以结交谗慝，成是乱阶。⑿
谢晦表示若文帝能杀王弘、王昙首和王华，为徐、傅申冤，则自即可解兵放甲，入朝谢罪。而文帝杀徐、傅后，立即将王弘征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给班剑三十人，封赏远在别人之上。甚至拊御床对王昙首说：“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⒀王弘死后，文帝下诏奖诛徐、傅、谢之功，称王弘、王华、王昙首-抱义怀忠，乃情同至，筹谋庙堂，竭尽智力，经纶夷险，简自朕心”⒁。增封王弘千户。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元嘉初年杀徐羡之等人的重大事件中，王弘是主谋者，所以文帝对他的加官、班剑、封赠超过别人。王弘也没有象以前让司空一样上表固辞，而是立即接受，显然是因立有大功之故。
  元嘉三年(426年)，徐羡之自杀，傅亮、谢晦先后被杀。此后，文帝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身为朝廷重臣的王弘，借助家传儒学精神，辅佐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的措施。
  以农业为本是封建经济的一贯传统，王弘初入仕途，便建议司马道子行屯田之制，打出一面重农大旗。任江州刺史的八年间，省赋简役，安定百姓生活。东晋徭役十分沉重，范宁曾说，“古者使父，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当时旧制，百姓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服役者不堪其苦，不断有人远逃避役。“至有残刑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⒂在封建王朝，户口为政府赋税之源，又是兵源所在，倘若人口日渐减少，势必要影响国家的赋税、徭役和兵役，动摇国家根基。为巩固政权，统治阶级至少表面上提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⒃，在官方统治思想儒家思想中，民本思想更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弘出身儒学大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又长期担任地方官，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对问题的严重性也看的较为透彻，入朝辅政后，他上书文帝，改革役制：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新役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安定了人民生活，对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刘宋初，盗制较严，“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王弘以为，小吏无知，易起贪心，实有可愍之处，而百姓贫穷、愚昧，更应宽限一些，力主改为“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小宽民命，亦足以有惩也。”⒄至于权高禄厚的国家官员，既受国家俸禄，理应以身作则，倘犯偷盗罪，应严惩不贷，盗五匹便处死。由此可见，王弘的法治思想是治下宽而驭上严，这与“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⒅的王导时期竭然不同，对缓解当时的阶级矛盾以及整顿吏治大有裨益。
    史载王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⒆，其为政方针与王导的“务存大纲，不拘细目”⒇明显不同，更与王徽之的“蓬首散带，不综府事”（21）有天壤之别。四代人，三种从政方式，究其原因，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个人修养密切相关。王导生活在皇权政治向门阀政治过渡的两晋之际，本人玄儒双修，引道入儒确立了清静无为的为政方针。王徽之生活在琅邪王氏家族中衰的东晋中期，本人重玄轻儒，故逍遥无为，远离权力中心。王弘则处在门阀政治结束而皇权政治重建的晋宋之际，统治者出于稳固自身统治的考虑，一方面不得不依靠世家大族帮助维护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竭力采取各种方法削弱世家大族过于膨胀的势力。刘宋初，刘裕、刘义隆父子都竭尽全力加强皇权，与东晋的主弱臣强相比，权力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统治者，刘裕在统治思想方面除儒学别无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儒学本身包含着有利于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因素，如天道观及“大一统”的思想，其更对政治混乱过程中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有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儒家的积极入仕，注重品德修养的主张才能造就出阶级需要的官吏。尤其刘裕起自军队基层，其属下虽军事人才济济，和但政治方面的人才却奇缺，这使他不得不大量起用文化水平高，并积累了一定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的高门士族，协助自己治国平天下。在这些人中，特别受到刘宋政权青睐的是熟悉朝典，勤于政务的人，而不是风流相尚，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22）之辈。《宋书《卷六十《王准之传》曰：“准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在这样的形势下，有识之士意识到，为门阀政治服务的玄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23）当务之急，是将能够造就出统治阶级需要的官吏的思想学说——儒学，提到首位。这便是王弘以礼自持并实行礼法政治的主要原因，也是琅邪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在晋宋之际由玄盛儒衰转向重儒的政治文化背景。
    王弘竭尽全力辅佐的宋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三十年，励精图治，使南方政局基本稳定，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出现暂时的繁荣，史称“元嘉之治”。
    宋文帝统治前期，大力伸张皇权，抑制权臣。元嘉初，铲除徐羡之等顾命大臣后，虽知宰相位重，不可轻授，但当时他身边除了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士族，实无合适人选，不得不暂时用他们辅政，再施以种种限制措施。文帝不容许再出现强大的相权，尤其不容许出现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因此，他在朝堂上增加了宰相人数，起用寒人出任中书舍人，一步步分割相权，使当时的宰相再也不能与东晋王导、谢安等人相比，正如刘湛所说：“今世宰相何难，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24）
    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门阀士族的参政权日渐减少，然其显赫的门第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却不是用强权或几个寒人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文帝逐渐起用宗室与门阀士族相抗衡。最先启用的是彭城王义康，平谢晦后，他出任荆州刺史。元嘉五年(428年)，义康羽翼渐丰，对王弘兄弟的权位虎视眈眈。此时，文帝不欲士族专权之心也已是路人皆知，故左光禄大夫范泰、平陆令成粲先后劝王弘让位于义康，称“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25）此时王弘已年过半百，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使他对时局有了明确的认识，且徐、傅、谢前辙未远，更兼文帝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辅臣之权，都使王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克尽臣职，不敢逾矩，甚至“自领选及当朝总录，将加荣爵于人者，每先呵责谴辱之，然后施行；若美相盼接语欣欢者，必无所谐”（26），以求不与君主分功，可谓谨慎小心到了极点。义康的崛起，使王弘意识到，刘宋王朝已不容自己再任首辅。元嘉六年(429年)，王弘上表推荐义康入朝执政，文帝顺水推舟，召义康入朝，代替王弘为司徒，二人共同辅政。然义康“意常快快，又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王氏兄弟不敢与之争，王弘借口年老有病请求逊位，王昙首则要求出任吴郡太守。但文帝起用宗室的目的并非委政宗室，而是使宗室与门阀士族互相牵制，以巩固皇权，故不许王弘辞职，昙首外出，为不得罪义康，昙首劝王弘“减府兵力之半以配义康，义康乃悦。”（27）元嘉七年(430年)，王昙首卒，此后，王弘更不敢留居权力中枢，“每事推谦，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28）
    此后，再没有一个高门士族的权力、威望能威胁刘宋王朝，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转到了君主与宗室、宗室与宗室之间进行。门阀士族只要不卷入皇室之间的斗争，便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而一旦触犯皇权，多不得善终。谢晦就是不明白皇权已决不容许门阀士族左右朝政而遭杀身之祸，刘湛也因图谋拥刘义康为帝，被文帝下狱处死。
    面对皇权的步步进逼，王弘没有象王敦、谢晦那样举兵反抗，他选择了退让，一方面是因为皇权已加强，而自己并无王敦、谢晦的实力，要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就不能在朝中争权夺利。另一方面，也与他尊奉的儒家学说有关，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中央集权，“君为臣纲”更为历代帝王大肆宣扬。王弘“造次必存礼法”，不敢也无力对抗皇权，只能退让。作为政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王弘的仕途经历可以折射出皇权不断加强的轨迹，他重振儒学家风，也正是皇权政治取代门阀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王弘的退让深得文帝赏识，他越是谦退，官爵越高，后来又进位太保，元嘉九年(432年)，王弘病死，获得死后配享高祖(刘裕)庙的殊荣。
    王弘的举动，影响了整个王氏家族，此后的王氏子弟，除王僧达、王融等少数人外，多持谦退之风。王敬弘晚年辞官不就，隐居舍亭山，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之求奉朝请，他写信给恢之说：“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29）王微写信给元嘉后期的权臣王僧绰：“每共宴语，前言何尝不以止足为贵。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30）此风使琅邪王氏子弟没有和皇权产生太大的冲突，琅邪王氏家族因此簪缨不替，一直与南朝相始终。但“持盈畏满”、“处于不竞之地”也使王氏子弟日益远离权力中心，家族势力由此日渐衰落。
  总之，晋宋之际，是琅邪王氏的大转折时期，王氏家族由中衰走向复盛，以王弘为代表的王氏子弟也由逍遥无为转为积极进取，再由积极进取转为主动退让，保证了琅邪王氏家族的一流高门地位。这一时期的琅邪王氏，虽居于皇权之下，但始终处在政治斗争与思想发展的前沿。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身为政治斗争中风云人物的王弘等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政治转型的信息，及时扭转了自己的文化发展方向。他们仍然读《老》、《庄》，诗酒自娱，但放浪形骸，旷达不羁的激烈行为已不多见，而是尽量收敛，将自己的行为束缚在礼教范围之内。以王弘为代表的王氏子弟，在为人行事上转向重礼法，为儒学在经过玄、佛、道思潮强有力的冲击之后重新崛起，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正如王导当年将琅邪王氏推上顶峰之时，将家族学风引向儒玄并重一样，王弘在树立琅邪王氏的另一里程碑里，基本扭转了王氏家族的放诞任达之习，重振儒学家风。琅玡王氏为一流高门，王氏子弟的思想、行为对当时的社会影响较大，王弘“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31）此后的士族名士，虽仍以玄学相标榜，却开始热衷于礼学，服膺于礼教，出现了一批精于三礼的学者和礼学著作，如皮锡瑞所说：“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32）
 
————————
 
①《宋书》卷五十二《王诞传》，第1492页。
②《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22、1312页。
③《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9页。
④《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第1331页。
⑤《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第1343页。
⑥《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第1337页。
⑦《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第1348页。
⑧《南史》卷二十五《到彦之传》，第675页。
⑨《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13页。
⑩《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第1351、1358页。
⑾《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第1334页。
⑿《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第1351、1354、1356、1357页。
⒀《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第1679页。
⒁《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22页。
⒂《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第1986页。
⒃《尚书·五子之歌》，《四书五经·尚书》，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9页。
⒄《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18页。
⒅《晋书》卷七十三《庾翼传》，第1933页。
⒆《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17页。
⒇《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第1921页。
（21）《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王徽之传》，第2103页。
（22）《资治通鉴》卷九十，太兴元年，第2863页。
（2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7页。
（24）《宋书》卷六十九《刘湛传》，第1817页。
（25）《宋书》卷六十《范泰传》，第1622页。
（26）《南史》卷二十一《王弘传》，第572页。
（27）‘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第1680页。
（28）《宋书》卷六十八《刘义康传》，第1790页。
（29）《宋书》卷六十六《王敬弘传》，第1732页。
（30）《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第1666页。
（31）《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22页。
（32）[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