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敦、王导死后，琅邪王氏丧失了与皇室“共天下”的政治地位，东晋中期，虽然琅邪王氏江左第一高门的社会地位未变。但能够进入权力中枢的王氏子弟唯有王彪之一人。其他王氏子弟随着政治地位的丧失，大多远离权力中心，沉迷于游山玩水，饮酒清谈，过着恬静而无忧无虑的生活。《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羲之辞官之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他曾写信给谢万称：“……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讌，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
    在悠游逍遥的生活中，老庄思想在王氏家学中的地位日渐重要，一部分琅邪王氏子弟受其影响，逐渐丧失了从政的兴趣和管理政务的能力。这其中最典型的是王徽之，《世说新语·简傲》载：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东晋后期，门阀士族日趋腐朽无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和他们占据的要职不相称。他们罕以世务经怀，“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①，失去了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门阀士族自身实力的削弱，使门阀政治趋于没落，为孝武帝伸张皇皇权提供了机会。早在谢安在世时，孝武帝即起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分谢安之权，谢安死后，司马道子为相，形成了宗室辅皇权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晋书》卷九十一《范弘之传》载太元十六年(391年)与司马道子笺曰：“晋自中兴以来，号令权威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虽然仍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已经不是此前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只有从属于皇权的士族才能够拥有实权，比较典型的是太原王氏，王恭与王国宝分别从属于皇权和相权，权力很大②。
    东晋后期，琅邪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王导孙王珣。王珣(350—401年)，字元琳，弱冠为桓温掾，后转主簿，值桓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显然，王珣与王徽之等人并不相同，他有极强的进取心，以才干知名当世，经常为桓温出谋划策，是桓温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桓温死后，谢安当政，“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③王珣受到谢安的压制，直到谢安去世之前，王珣只做到秘书监。谢安死后，王珣与弟王珉皆得升迁，俱为侍中。
    当时，司马道子大权独揽，专横独断，引起了孝武帝的不满，主相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各拉亲信，各树党羽，“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④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王珣站到了孝武帝一方，“时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为加强自己在中央的力量，孝武帝提拔王珣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地位仅次于司马道子。为控制地方，孝武帝出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镇守江陵；以王恭为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统率能征善战的北府兵。帝党控制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两大军事重镇，在朝执政的司马道子一度处于劣势。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暴死，白痴太子司马德宗登基，是为晋安帝。司马道子把持朝中大权，以王国宝、王绪兄弟为心腹，又忌惮在外掌兵的王恭、殷仲堪等人，意欲夺其兵权，致使与王恭等人的矛盾迅速激化，王恭和殷仲堪于隆安元年(397年)和隆安二年(398年)两次起兵“清君侧”。第一次起兵，司马道子被迫杀了王国宝和王绪，与王恭讲和。第二次起兵，则因司马道子世子司马元显拉拢了北府名将刘牢之，许以王恭原有的位号，终以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结束。在中央与藩镇的斗争中，王珣最初周旋于王恭和司马道子两大势力之间，左右逢源，直到王恭第二次起兵，王珣最终站到了朝廷一方，《晋书·王导传附王珣传》载：司马道子“假珣节，进卫将军、都督琅邪水陆军事。”王恭败死后，王珣与司马道子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司马道子辟王珣长子王弘为骠骑参军主簿，不久又拟提升为黄门侍郎。王珣仔细考虑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王弘尚年轻，不能在中央和地方的争斗中陷入太深，便婉言谢绝了。
  隆安五年(401年)，王珣卒，观其一生，并没有太多的功勋，但对琅邪王氏来说，他却是一个从中衰走向复盛的关键人物。青年时期，王珣是桓温的得力助手，并始终认为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是“废黜昏暗，建立圣明”，有“忠贞之节”⑤，说明他是站在门阀士族一边的。但随着孝武帝加强皇权，王珣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_皇权一方，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家族利益，尤其是他适应了孝武帝为加强皇权而重用儒生、振兴儒学的历史趋势，初步扭转家族学风。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珣传》云：王珣“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他与殷仲堪、徐邈、王恭、希恢等人皆以才学文章为孝武帝信重，与他们同时被重用的还有范号和王雅。
  《晋书》卷九十一《徐邈传》云：“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补朝廷之阙。”徐邈，东莞姑幕人(今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勤行励学，博涉多闻”，为‘‘东州儒素”，值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时，被谢安举荐至朝廷。
   范宁“少笃学，多所通览”，在玄学盛行的东晋中期，他“崇儒抑俗”，指责何晏、王弼“蔑弃典文，不尊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认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范宁任余杭令、豫章太守时兴办地方官学，广聚生徒，“课读《五经》”，史称“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⑥
    王雅，东海郯人(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是曹魏大儒王肃曾孙，他居官“以干理著称”，“性好接下，敬慎奉公”，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似仍保持其家族的儒学之风。当时，王恭与殷仲堪皆为著名的清谈名士，王雅却以为他们“无当世之才，不可大任”，⑦力谏孝武帝对二人不可委以藩镇重任。与此相反，王雅极力向孝武帝推荐王殉，《世说新语·谗险》载：“孝武甚亲敬王国宝、王雅。雅荐王珣于帝。”据此可推知，王雅应与王恭、殷仲堪思想差距较大，而与王珣却有相似之处。
   徐邈、王雅的原籍皆与王珣的原籍琅邪接壤，范宁父范汪，幼年时曾得王澄赞赏，认为必兴范氏，范宁子范泰与王珣子王弘关系密切⑧，可能他们三人与王珣早有交往，且徐邈、王雅、范宁皆以儒学事孝武帝，王珣与他们同被孝武帝信重，若说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田余庆先生称：“振兴皇权必与振兴儒学相辅而行，这两者的诸多事迹，都见之于孝武帝一朝。虽然成效不多，但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⑨王珣振兴琅邪王氏儒学传统的成效也不甚明显，但却为其子王弘真正重振儒学家风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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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七十五《刘惔传》，第1992页。
②关于太原王氏在东晋后期的活动，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之甚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9l页。
③《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珣传》，第1756页。
④《世说新语·谗险》“袁悦有口才”条注引《袁氏谱》，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92页。
⑤《晋书》卷九十一《范弘之传》，第2364页；
⑥《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第1984、1985、1988页。
⑦《晋书》卷八十三《王雅传》，第 2179、2180页。
⑧《宋书》卷六十《范泰传》：元嘉初，宋文帝急欲加强皇权，时王弘辅政，范泰对王弘说：“天下务广，而权要难积，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建议他举荐文帝弟彭城王义康同辅朝政。若非至交，恐说不出肺腑之言。《宋书》，第1622页。
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