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偏安江南，外有北方胡族的侵扰，内有权臣执政，先后爆发了王敦、祖约、苏峻、桓冲之乱，又有孙恩、卢循的教变，始终没有为儒学政治的安顿提供一个平稳的发展环境。而玄风南渡，佛教、道教的兴盛，也多少冲击了儒学的权威。总的来说，在东晋门阀政治环境中，儒学不在官府，而在世家大族，政府虽有意提倡儒学，但力不能为。
  作为东晋一流大族的琅邪王氏，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其家学走向了多元发展的道路，儒、玄、佛、道互相交融，文学、艺术交相辉映。这一时期，作为王氏家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仍然是王氏子弟主要的从政指导思想和重要的精神支柱，在王氏家族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东晋初王导推动儒学复兴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王敦、王导辅助司马睿渡江南下，开创了东晋百年基业，也将琅邪王氏家族推上了巅峰。伴随着王氏子弟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的纵横捭阖，在西晋时期遭受重挫的王氏儒学逐步走上了复兴之路。
 王导(276——339年)，字茂弘，是王览长子王裁之子，东晋杰出的政治家。《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云：
        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初袭祖爵即丘子。司空刘突寔引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并不行。后参东海王越军事。
       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王导十四岁是太康十年(289年)，时族兄王戎已是朝中显贵，王衍名声鹊起，从兄王敦尚晋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驸马都尉，张公赞王导为将相之器，其中的家族势力影响应是重要因素，但从中亦可看到王导个人的才华，“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当是在高官辈出的显贵家族中长期接受儒学教育的结果。王导成年后，历史已经进入了贾南风把持政权的元康时期，王戎、王衍任职中央，借助九品中正制度，援引王氏子弟入仕。但王导并没有被家族在朝中的优势地位冲昏头脑，他周旋于洛阳上层社会的权贵名士之间，静观朝局，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综合分析各方政治势力后，察觉到了朝野暂时安宁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凶险，这正是他在三十岁前只是承袭爵位而未担任实际职务的重要原因。最早征王导人仕的是司空刘寔，他是当时的礼学名家，永康元年(300年)升任司空①，辟王导为东阁祭酒。是年王导二十五岁，在朝局未稳、各诸侯王为争夺最高统治权互相残杀之时，连王戎、王衍都小心谨慎，远离政治纷争，政治观点日渐成熟的王导又怎会轻易涉足官场，于是，他拒绝了征召，不管是东阁祭酒，还是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一概不就。
  在中原已乱的情况下，王导与王戎、王衍最大的不同是他潜怀兴复晋室之志，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中积极寻找合作者和代理人，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投身政治斗争，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此期间，他与琅邪王司马睿“素相亲善”，固然是因司马睿的宗室身份大可借用，主要还是由琅邪王氏与司马睿祖孙的特殊关系决定的。东晋太兴三年(320年)，司马睿下诏：“先公武王(司马伷)、先考恭王(司马觐)临君琅邪四十余年，惠泽加于百姓，遗爱结于人情。……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杨郡。”②诏书中所言“惠泽”、“遗爱”未必都是事实，但司马睿祖父、父亲先后为琅邪王，与封国内的显贵家族琅邪王氏建立密切的联系却是一定的，甚至有了姻亲关系，如司马睿与王虞就是姨兄弟，二人“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③八王之乱中，司马睿正在各方政治势力角逐的洛阳，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危急时刻，王导建议他回到封国，避免卷入权力纷争，保存实力，以备他日大用。
  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与王衍共同执掌西晋政权，王导终于以“参东海王越军事”的身份踏入官场，从此开始了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
  在政治漩涡中多年冷静观察思考的王导，已经具备了长远的政治眼光。他看到，在经过长期诸侯混战和胡族侵扰之后，中原已难保住，只有江南还可暂时安身，南下已经是唯一的救国图存之路。为达此目的，王导入司马越的幕府不久即出任司马睿的安东司马，并力劝司马睿早图江东建设。《晋书》卷六《元帝纪》载：
        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后避晋愍帝讳改为建康)。
《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曰：
        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
  王导在南渡之事上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但要说是他一人之力却不可信，搜索史料，可见其他几种说法。《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
       (羲之)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
东晋人裴启所撰《语林》载：
       大将军(敦)、丞相(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旷字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
《晋书》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载：
       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
  东海王妃出自裴氏家族，其兄裴盾、裴郃一任徐州刺史，与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司马睿共治下邳，一为司马睿安东府长史，与安东府司马王导相交甚深。所以裴妃对于司马睿渡江之事，很可能起过推动作用。
  综合以上材料，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释“王与马共天下”》中曾做过精辟的分析：
        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首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至于司马睿本人，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另，王汝涛先生在南渡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在《琅邪王氏考信录·永嘉南渡决策者为王旷考》中明确指出，是王旷先说服姨兄弟司马睿，再劝说王导率全族南迁。
  当王氏家族确定了南渡计划之后，王导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以及与王衍和司马越的关系为司马睿游说，让司马睿出镇下邳，开始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永嘉元年(307年)，王导随司马睿南渡建邺，完成了建立东晋政权的关键一步。
  在定策南迁的过程中，王导留给后人的历史形象与安排三窟之计的王衍迥然不同，率领族人避祸虽然也是其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王导在长期的思考、准备之后，希望在江东复兴晋王朝，同时确立起王氏家族的霸业。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再度成为王氏子弟尤其是王览后裔的主导思想，支持着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为自己、为家族、为国家开辟新的天地。
 中原沦陷，国丧家亡，士人纷纷南渡避难，但江左初创，内忧鞒患，不能尽如人意。身为辅政大臣的王导，竭尽所能安抚江东，心怀忧惧的士人见到王导便可以打消顾虑，坚定对未来的信心。
《世说新语·言语》记载：
      温峤受刘琨使命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云：
      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频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
  温峤、桓彝皆将王导比为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的管仲，司马睿则将王导比为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萧何，对他说：“卿，吾之萧何也”，尊为“仲父”，王导之于东晋政权的存亡重要性和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王导对永嘉之乱后江东政权草创、前景未卜的局面感触更深。中原已经落入石勒之手，新政权时刻面临着胡族的威胁，“北寇游魂，伺我之隙。”④江南内部，陈敏新败，战乱时有发生。自己势力所及，只有长江下游的三吴地区。更何况，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北方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之间、南北士族与皇室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也使社会难以稳定。但是与他人失落、感伤的情怀相比较，王导更多的是弘道济世建功立业的豪情。《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载：
      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
 “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包含的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直接说明了王导以家国为怀的儒家心志。王导根据江东社会的实情，采取“镇之以静”的政策，制定了“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皲，抚绥新旧”⑤的基本施政方针，为东晋政权打下了基础。
  王导在建立和巩固东晋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应对过江初极其困难的局面，为了团结南方士族，安抚北方士族，实践“清静为政”的政治方针，只能顺应时事，引玄风南渡(详见第三章玄学风尚）。但王导毕竟出身于儒学世家，其显赫的家族地位和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传统，使他不可能挣脱与儒家名教的牢固联系。而且，作为政治家，他也深知儒学更适于“治国平天下”，其社会原则、伦理纲常、道德精神、礼乐教化，对协调社会关系、处理社会事务、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等方面仍然起着实际的支配作用，这是其他思想无法替代的。道家无为学说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还可以，若作为统一国家的主导思想，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内容便显得贫乏，不可依靠。东晋初建，如果不对元康以来乱礼狂放，空谈虚无之风进行遏制，如果不能重提儒家学说和儒家精神，依赖礼法政教维持的社会统治秩序必将遭到更加严重的冲击，直接关系到东晋王朝的存亡。身为东晋初期统治集团核心中的决策人物，王导在他执掌政权的三十余年间(307—339年)推行的种种措施：结援吴人，注重维护南北大族间的合作，巩固江东政权；安抚士族，勉励他们“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竭力恢复儒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⑥，力劝元帝戒酒⑦；坚持嫡长制，安定王储⑧；妥善安置南渡流民，鼓励开荒，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宽众息役，惠益百姓”⑨的原则，等等，无一不是以儒家的政治理论为基础。由此可见，尽管王导一生褒尚清谈，推崇玄学，但他始终具有强烈的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意识，没有象王戎、王衍那样心存事外、荒废政务，他兼治儒道的政治实践，是以道为用、以儒为本，利用玄学清静简约、与民休息的政治学说，实现了安邦定国的儒家政治目标。
  王导不仅自己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修身治国之本的指导思想并未动摇，同时注意引导东晋士族改变元康以来放荡不羁的形象，更在翻堂之上树立了一个礼法之士的典型——卞壶，为名士树立榜样，让他们折节改观，遵从礼教。《晋书》卷七十《卞壶传》载：
       壶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
  在遵循儒家传统伦理方面，王导重视自西晋以来己经淡薄的忠君之节，纵然皇室势弱而王氏宗族强盛亦坚持为臣之道。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属宗室远支，素无重望，渡江之初，当地大族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以至“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王导与王敦商议，利用上巳观禊之机抬高司马睿的声望。《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载：
    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王戎、王衍在中央的权势与名望，王敦为晋武帝驸马，当朝名士，又屡刺名州，“威风已振”，足以使江东士族将琅邪王氏视为一流高门，王敦、王导的“骑从”，使江东士族由此知道司马睿才是中原士族共推的新领袖，便相继来拜见。司马睿得以坐稳尊位，全赖王导经营，自然对他礼敬有加，曾对王导说：“卿，吾之萧何也”。尊王导为“仲父”，后来登基称帝时“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座。”虽然帝室权威软弱，而琅邪王氏家族的势力已发展到顶峰，王导并未恃功轻视而乱尊卑大礼，对司马睿命其共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之举，“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王敦谋反叛乱事件，凭王氏宗族势力几可取司马氏而代之，故他起兵之初，其兄王含即弃职逃出京城与他会合，而王导坚持辅政忠心，在刘隗劝说元帝尽诛王氏全族的危险情势下，每天带着二十多名群从兄弟子侄到皇宫门外素服待罪。“帝以导忠节有素”，命人送还王导朝服，并于宫中召见。王导跪地叩首，说：“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元帝赞王导“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其后王敦虽有逼宫废立之议，终因“导犹执正议，敦无以能夺”，无法实现篡权野心。正是由于王导认识到维护朝纲，稳定大局其实是士族集团根本利益所在，他们偏安江左保全社稷的希望与晋室政权巩固统治根基目标一致，所以始终拥戴皇室，维护君权。王导坚定的政治立场，使王敦第一次起兵仅祸及上层，并未波及东晋全境，可谓虽叛未乱。而王敦第二起兵时，王导公开指责他“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毅然与王敦划清界线，出任讨伐军的总指挥，表示“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总之，王导的行为选择昭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即便他是出于维护王氏家族的整体利益和士族集团的整体利益而采取安定政局的措施，也是一种积极事功的进取人世表现。
   王导注重儒学的社会功用，对儒学之士多所引进，如贺循为“当世儒宗。……博览众书，尤精礼传”，为王导所推，荐于元帝。杨方，“公事之暇，辄读五经”⑩，被王导辟为掾，后著成《五经钩沉》、《吴越春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导在艰难的环境中为复兴经学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两晋之际，战乱频繁，官学遭到极大破坏，尤其是永嘉之乱给儒学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一方面，经学人才或死于战火，或避难于西北，江南大儒极缺，《晋书》卷七十五《荀崧传》曰：“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殷。”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才是文化传播的载体，经学人才的缺乏，使儒学失去了顺利传播和复兴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易》经书的损毁。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说：“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盂、京、费《易》亦无传人，《公》、《谷》虽在若亡。”再者，玄学的兴盛，对经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晋书》卷九十一《儒林传》称：“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兢，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王导为复兴经学、推行儒学教育做了最大的努力。早在东晋初，军旅未息，人心离乱，百业待兴之时，王导即上疏提议兴办太学，传播儒家思想：
         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序，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议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后裁之以位。虽王之世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卿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乡，学于乡以登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朴之业著，浮伪之兢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
    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惟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⑾
  王导充分认识到了学校教育引导社会人伦秩序的作用，运用恰当，即可发挥儒家伦理纲常规范封建国家等级尊卑的固有功能，所谓“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可以说，王导的上书，明显具有挟持名教、复兴儒学伦理传统的倾向，也是他以儒家思想治国的
总体政治纲领。
  在王导推动下，太学当年便兴办起来，置《周易》王氏，《尚书》、《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博士各一人，虽不能与西晋立博士十九人相比，但经学研究已初具规模。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周易》，王导选择了王弼注，南齐陆澄说：“晋献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敦由王、庾，皆俊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⑿王导舍弃了郑玄注而用王弼注，固然是因为他“能言玄远”，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起到了引玄入儒的作用，使经学逐渐上了玄学化的道路，这是适应社会形势，也是适应儒学自身发展需要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学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以玄学来丰富和改造自己，走儒玄双修的道路。此举亦可以看作是王导意图探索振兴儒学新道路，向传统经学回归的表现。
  两晋之际，王氏家学已经进入了多元发展的阶段，玄学、佛教和道教皆在家学中占据一席之地，逐渐形成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趋势，为困境中的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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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四十一《刘宜传》记载是元康九年(299年)，《晋书》卷四《惠帝纪》载：元康六年(296年)“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书监张华为司空”，永康元年（300年)四月赵王伦发动政变，“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颁皆遇害”，赵王伦自任相国，重新委派官员，“右光禄大夫刘定为司空”。今从《惠帝纪》。
②《晋书》卷六《元帝纪》，第153页。
③《晋书》卷七十六《王廙传》，第2003页。
④《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第1751页。
⑤《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永嘉元年，第2731页。
⑥《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第1747、1746页。
⑦《世说新语·规箴》：“元帝过江犹好酒，王茂弘与帝有旧，常流涕谏。帝许之，命酌酒一酣，从是遂断。”注引邓粲《晋纪》曰：“上身服俭约，以先时务。性素好酒。将渡江，王导深以谏，帝乃令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克己复礼，官修其方，而中兴之业隆焉。”《世说新语笺疏》，第560页。
⑧《晋书·王导传》：“初，帝爱琅邪王裒，将有夺嫡之议，以问导。导曰：‘夫立子以长，且绍又贤，不宜改革。’帝犹疑之。导日夕陈谏，故太子卒定。”第1750页。《世说新语·方正》：“元皇帝既登阼，以郑后之宠，欲舍明帝而立简文。时议者咸谓：‘舍长立少，既于理非伦，且明帝以聪亮英断，益宜为储副’。周、王诸公，并苦争恳切。……由此皇储始定。”注引《中兴书》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并非敬后所生，而谓裒有大成之度，胜于明帝，因从容问王导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贤?’导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优劣。如此，故当以年。’于是更封裒为琅邪王。”第304、305页。
⑨《晋书》卷六《元帝纪》，第150页。
⑩《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第1830、1831页。
⑾《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第1747—1748页。
⑿《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第6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