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王戎和从弟王衍相继为三公，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进一步推动了琅邪王氏家族的发展，使之真正成为一流高门士族。他们的崛起，已经不是单凭深厚的儒家经术，在“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①的时代，“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②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安身立命的主要哲学依据，由儒人玄是提升家族文化影响进而保全家族社会地位的必由之路。适应这一形势，王氏家学在西晋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儒玄兼修成为这一时期王氏子弟的主要文化特色。
  王戎(234——305年)，字濬冲，祖父王雄，官至幽州刺史，史载他“天性良固，果而有谋。……怀柔有术，清慎持法。……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③，显然是一个儒门弟子。王戎父亲王浑仕至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王浑曾与名士阮籍为友，但自从他带年仅十五岁的王戎到官舍后，阮籍每次拜访他时，停留片刻即去，而见王戎则畅谈良久才告辞，声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④王戎十五岁是正始九年(248年)。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振起玄风，玄学清谈风靡上层知识界。观阮籍之言行，可知王浑似未染玄风，王氏家学中的儒学仍是其主流思想，以致身为玄学名士的阮籍对王浑兴致缺缺，反倒与年龄相差二十余岁的王戎结为忘年交，并将他引入嵇康隐居的竹林，与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等人悠游竹林，饮酒清谈，后人誉为“竹林七贤”。其中王戎年纪最小。
  王戎生于儒学世家，却长于玄学盛行之时，他最终由儒入玄，与他极强的思辨能力、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仕途经历密切相关。
  王戎自幼聪慧过人，善于观察、思考。《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记载：“戎幼而颖悟，神采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王戎的眼睛光彩有神，可以直视太阳而不感到晕眩，裴楷以“岩下电”比喻其具有穿透力的眼神。虽戎“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境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王戎异乎常人的举动，被坐在楼阁土的魏明帝看得清清楚楚，不由为其超常的胆略而惊叹。而王戎更赣时人和后人叹服的是其极强的辨析能力，他曾与一群儿童在路边嚣耍，“见李树多实，等辈兢趋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冬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王戎成年后，凭借父祖余荫和个人才干，踏入仕途。据《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记载，父亲王浑死后，其故吏赙赠数百万，王戎辞而不受，由此显名。此后他“袭父爵，辟相国掾。”按，司马昭为相国是景元四年(263年)十月。是年四月，钟会伐蜀。出发前曾造访王戎，“问计将安出”，王戎回答说：“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则王戎于此前已投身司马氏。另据《世说新语·德行》“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条引《晋诸公赞》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辅政，钟会荐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即俱辟为掾。”此处“文皇帝辅政”，是正元二年(255年)。综合两条资料可知，王戎由钟会举荐，被司马昭辟为掾，时间当是在255年至263年之间。此后，王戎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豫州刺史、侍中、光禄勋、吏部尚书、司徒。
  王戎在仕途上一路前行，其主要思想支柱自然源于家传儒学，儒家传统思想对士人的政治要求是成为辅佐圣君治国平天下的股肱良臣，建功立业，仕途显达是理所当然的目标。王氏家学传承二百余年，其政治理想已渗入每一位家族成员内心深处。王戎虽名列竹林七贤，但他身上所表现的玄学精神显然远未撼动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因此，早在竹林之游时，他就被阮籍讥为“俗物”⑤，这正是王戎希冀入仕追求功成名就的理想与阮籍避世逍遥思想的冲突体现。也正是这种理想追求，促使王戎在仕途生涯的前期和中期实现了建功立业的抱负。《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称王戎“在职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也就是说，在日常的政务处理中，王戎还是发挥了一定的治世理民之才，而他最显著的功业，无疑是任豫州刺史时参与伐吴之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孙吴后期，赋役苛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频繁发生，更兼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政局动荡不安，危亡指日可待。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不顾一部分朝臣的反对，乘吴国国疲民弱之机，发兵20万，在沿长江千余里的战线上，六路齐进，发动了灭吴之役。当时的战略部署是：镇军将军司马伷自下邳向涂中(今安徽省滁县)方向进军，安东将军王浑自寿春向横江(今安徽省和县)方向进军，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向武昌方向进军，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向夏口方向进军，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而下，上下游配合，直趋建业。
  在这次统一南北的战争中，王戎奉命在长江中游督军南下，与胡奋、杜预所统军队夺取夏口以西各战略要点，以策应上游王濬统率的七万水陆大军。当王濬顺江而下之时，王戎派遣参军罗尚、刘乔为前锋，迅速南下，向武昌发动猛烈进攻。待王濬配合胡奋军攻克夏口，王戎即亲自督大军至长江沿岸，会同王濬攻克武昌，吴将杨雍、孙述及江夏太守刘朗各率众归降王戎。王戎督军乘胜前进，吴牙门将孟泰见势不敌，遂以蕲春、邾县二县降于王戎。至此，晋军主力已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区和中游的重要军镇。280年三月，王濬率军攻入建业，吴主孙皓眼见大势已去，只好亲到王濬军门请降，吴国灭亡，自汉末分裂割据将近百年的局面至此宣告结束，三国归于统一。五月，晋武帝论功行赏，以王溶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杜预进封当阳县侯；王戎也因功进爵安丰县侯，增食邑6000户，并赐绢6000匹。 
  灭吴之战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国家统一战争，王戎作为晋吴前线的军政长官之一，坚决主战且积极参与此次军事行动，属于值得肯定的进步人物，此时主导着王戎思想的无疑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王戎渡江后，竭力安定、抚慰归降西晋的吴国臣民，施以善政。吴国原光禄勋石伟秉性耿直，为孙皓所不容，被迫称疾归家，王戎欣赏石伟的刚直品性，赞其“清节”，上表推荐石伟于朝廷，后石伟被拜为议郎，以二千石俸禄终其身。抛开收服民心的政治需要，可以看出王戎为国选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此举体现的正是王戎自身的儒学政治伦理修养。他在江南为安定社会所作的努力，终使江南士民诚心归附，为江南局势由混乱转向安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巩固了西晋统一的局势。
  总之，王戎平吴前后的政治举动，确实是积极为国家统一并长久统治着想，符合儒家为国尽忠的行为规范。不久，王戎被调到朝廷任侍中，深受晋武帝的器重。
王戎仕宦生涯的后期，正是“／八王之乱”的动荡时代，他一度被免官，数次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在黑暗险恶的政治形势下，王戎逃祸不暇，再也不能赖“治国平天下”安身立命，他思想中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逐渐虚化，道家的保身哲学被发挥到极致，“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拜司徒后，“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也正是“与时舒卷”、“与时浮沈”⑥，王戎才能躲过一次次政治灾难，在乱世之中成为政坛不倒翁。直至司徒高位。
  在王戎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玄学思想成为其主流思想。(详匏第三章玄学风尚)在实际的生活中，王戎身上也体现出王氏家学的新变化。一方面，儒家伦理纲常根深蒂固的保留在他心里，努一方面，在礼法的遵从上，尤其在形式上，已经远远不及此前严格。《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王戎丧母守孝期间：
  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奕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頠(《世说新语·德行》考证为装楷)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溶冲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瑜于戎。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戎先有吐疾，居丧增甚。帝遣医疗之，并赐药物，又断宾客。
  由此可见，儒家极力倡导的孝道已经渗入到王戎骨子里，而他在司马氏推崇名教“以孝治天下”的时代，表现出对孝道的遵从，也获得时人的赞誉，称其为“至孝”、“死孝”。
  如果说王戎在孝亲伦理上还保留着儒家传统意识，只不过在礼制表面略微松动而已，那么在夫妻关系、与儿女的关系方面，王戎的礼教观念已经趋于淡漠。《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桓听之。
《世说新语·任诞》载：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
  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女适裴頠，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戎色不悦，女邃还直，然后乃欢。从子将婚，戎遗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
  按照礼制规定，妇人应以“君”称其夫，“卿”乃是夫对妻的称呼，以明尊卑之别，这就是王戎为什么说“于礼为不敬”并要求妻子改正的原因，但经妻子从亲情角度解释后，王戎释然，“遂桓听之”了。王戎与子女的关系，也没有严格的礼教束缚。他一大早到女婿裴頠家，不经通报，直闯女儿、女婿卧室，竟然能毫无异色的寒暄。家资雄厚却又对子女索债，很难想象家庭内部父子之间如此斤斤计较财务往来，简直有些不近人情。由此可见，在王戎家庭里，夫为妻纲、父慈子孝的儒家伦理道德约束能力已经逐渐减弱了。
  永兴二年(305年)，王戎病死，终年七十二岁。此后，元康玄学名士王衍(255—311年)成为琅邪王氏家族的代表。
  元康年间，玄学思潮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整体冲击更为剧烈，琅邪王氏家学中自王戎儒道兼修发展而来的利己主义实用原则被王衍承袭下来。《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载：
  泰始八年，诏举奇才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纵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籍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王衍祖父王雄、伯父王浑、父亲王乂皆曾在西北边境担任军职，从兄王戎曾长期担任晋吴边境的主要军政长官⑦，堂舅羊祜是灭吴之战蓝图的主要规划者，他提出的作战方案被晋武帝完全采纳，在后来的灭吴之战中一一实现。王衍出身如此家庭，少年时期又正逢晋武帝积极谋划统一全国的时代，军事谋略思想必然影响到了他，因此王衍最初喜欢论纵横之术，并且有了一定知名度，否则，泰始八年(272年)王衍年仅十八岁，尚书卢钦怎会认为他是可以安定边境的“奇才”而举荐他为辽东太守?西晋一直面临西北羌族、北部鲜卑族的侵扰，这也正是晋武帝迟迟没有发动灭吴战争的原因之一。家中三代人的军旅生涯，使王衍深知赴边荒之地任职劳苦且凶险，自是不愿离开繁华稳定的京城，于是拿出名士的自矜以“雅咏玄虚”作为掩护，从此整日谈玄，不论世事，尚未入仕即逃避应担负的国家社会责任，显然是背离了儒家匡扶社稷的传统精神。因王衍声名甚高，且出身名门望族，他还是顺利入仕为官，相继任太子舍人、尚书郎、元城令，任职期间，虽终日清谈，而具体的政务也及时办理。此后，王衍在从兄王戎的提携下，在妻子的表姐妹贾南风皇后的关照下，于元康九年(299年)升任尚书令，后拜司空、司徒。
  元康后期，晋室已乱，王衍和王戎一样，也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终日清谈，不与时务，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与担忧，传统儒家忠节精神也不以为怀。贾南风陷害并废黜太子时，王衍的小女儿惠风是太子妃，为避免受牵连，他上表要求女儿与太子离婚。太子被遣送许昌囚禁后，曾写信给王衍和太子妃，陈述蒙冤经过，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而王衍惧于当时贾南风把持政权的形势，为保全自身利益而舍弃儒家道义，“得太子手书，隐蔽不出。志在苟免，无忠蹇之操。”⑧永康元年(300年)三月，贾南风派人杀了太子，四月，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劫持惠帝，毒死贾南风，随即一一收斩贾南风党羽，张华、裴頠等大臣皆被杀，王衍被禁锢终身。次年正月，赵王奉惠帝为太上皇，自己登基称帝。王衍素来瞧不起赵王，在愈加不利的局势中，他假装癫狂，方得暂免一死。从废太子事件到佯狂获免，王衍品格之卑劣与王氏家学中传统儒家教育的信念、节操相去甚远，足见其儒家政治理念的淡薄。
  赵王伦死后，王衍再被启用，“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赘，而思自全之计”。永嘉元年(307年)，王衍向“八王之乱”桫后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建议：“‘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洛阳)，足以为三窟矣。’”《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出为荆州”条注引《晋阳秋》：王衍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显而易见，在国难当头之时，王衍作为朝中重臣，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而是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忠君为国的观念已经被他彻底抛弃了。
  永嘉五年(311年)，王衍随司马越撤离洛阳，司马越病死于项城(今河南沈丘县)后，六军无主，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明知天下已经大乱，在贼寇锋起的存亡危急关头惧不敢承担，推脱“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不久为石勒击败，王衍被俘。石勒问晋朝败亡所由之事，王衍陈述再三，“云计不在己”，“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儒家的忠节荡然无存。对于王衍这般不知廉耻的“名士”，甚至石勒都感叹：“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怒斥他“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⑨当夜派人推倒墙壁，将王衍“填杀”。王衍这不光彩的最后一页，甚为人不齿，东晋时期，庾翼写信给殷浩，激烈抨击王衍名实不副，败坏社会风气：“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兢。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好小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名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⑩《世说新语·轻诋》亦载：“桓公人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日：‘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则!’”
  王衍死后，支撑王雄家族的是其弟王澄(269-312年)。当王衍安排三窟之计，委任王澄为荆州刺史并询问赴任后的治理方略时，他慷慨陈词，“辞义锋出，算略无方，一坐嗟服。”但是到荆州后，王澄却日夜纵酒，对军政大事全不放在心上，“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巴蜀流人在荆湘者因王澄背信弃义、滥杀无辜，导致“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形势危急。洛阳陷，王衍死，怀帝被俘，王澄“亦无忧惧之意，……日夜纵酒，投壶博戏，数十局俱起”，终致“上下离心，内外怨叛”，打了败仗，无法在荆州立足，恰逢琅邪王司马睿召他为军谘祭酒，于是东下扬州，不料半途命丧王敦之手。“时王敦为江州，镇豫章，澄过诣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倾慕之。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澄犹以旧意侮敦。敦益忿怒，请澄入宿，……令力士路戎槛杀之，时年四十四。”⑾
  西晋时期，玄学风靡一时，琅邪王氏自王戎起正式由儒入玄(详见第三章玄学风尚)，结束了王氏家学中儒学独盛的历史。而西晋后期政治的混乱黑暗并不能给怀有传统儒家理想的士人以多少可以选择的出路，迫使王氏子弟不得不适时变更自己的主要思想，儒学因素被一步步剥离，直接导致了王氏家学走向了玄盛儒衰。如果说王戎思想中的儒学底蕴仍有显现，王衍、王澄的儒家意识，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现实政治中，都已退居次要地位。王衍、王澄兄弟的死，既是王雄一支退出琅邪王氏发展的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王氏家学重玄轻儒告一段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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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第1374页。
②《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第745页。
③《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第679页。
④《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第1231页。
⑤《世说新语·排调》：“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阮籍曾任步兵校尉)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注引《魏氏春秋》曰：“时谓王戎未能超俗也。”《世说新语笺疏》，第781页。
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第1233，,1234页。
⑦泰始八年(272年)九月，吴国西陵督步阐举城降晋，吴将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晋武帝分遣车骑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荆州刺史杨肇、巴东监军徐胤等率兵相迎十二月，杨肇被陆抗击败，羊祜等被迫退军，步阐被陆抗擒杀。事后，羊枯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则被免为庶人。《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载：“步阐之役，祜以军法将斩王戎”。王戎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如何，不得而知，但显然他在灭吴之战八年前已经在晋吴边境任军职。
⑧《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第1237页。
⑨《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第1238页。
⑩《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第2044页。
⑾《晋书》卷四十三《王澄传》，第1239—1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