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东汉漫长的衰微之后，魏晋之际，王祥、王览兄弟开始崛起。
  王祥正式踏入仕途是应徐州刺史吕虔之召为别驾。《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吕虔传》载：“文帝(曹丕)即王位(220年)，……迁徐州刺史……请琅邪王祥为别驾，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贤。”徐州一带是曹操与陶谦、刘备、吕布、袁绍等人互相争斗的战场之一，战争破坏特别严重。如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征讨陶谦，连破数城，“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①此后，被曹操击败的袁绍等人的残余势力、黄巾起义的余部、以臧霸为代表的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青徐豪霸，都活跃在此地区，战争持续不断。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或者沦为流民，或者成为“寇盗”，社会秩序始终无法完全建立。吕虔曾治泰山郡十余年，颇有政绩，调任徐州刺史后，深知必须聘请一位出身当地大族，了解当地形势，有一定号召力、影响力的名士来辅助自己，才能将屡经战争破坏的徐州稳定下来。当时的琅邪王氏虽处于中衰时期，但从王祥后来可以“纠合义众”看，其宗族势力仍是不可低估的。且王祥孝名日显，甚至有被神化的倾向，“卧冰求鲤”、“黄雀人幕”使乡里惊叹，以为是其孝行感动上天所致，恰好符合吕虔的要求。
  王祥出任徐州别驾后，竭尽全力稳定社会形势，在不长的时间内，把州中治理得井井有条，《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曰：
    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此处的“政化”，即文治教化，应该是别驾的主要民政工作。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并不清楚王祥在徐州推行了什么具体的教化措施，或可从中央的教化措施推测一、二。魏文帝初即位，即将崇儒的文化策推向全国，徐州自不能免，且王祥出身儒学世家，有较好的儒学素养，深知儒学有助于政治统治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对稳固战乱之后的徐州尤为重要，故其“政化”当以儒家思想为主。而要推广儒家思想，必须将儒学教育提到重要位置。目前尚无法找到黄初年间儒学在徐州传播的详细资料，但可从《三国志》卷二十九《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窥见琅邪郡的地方教育发展情况。管辂(209——56年)“父为琅邪即丘(今临沂市)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始读《诗》、《论语》及《易》本，便开渊布笔，辞义斐然。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也。”管辂十五岁，是黄初五年(224年)，是时中央刚立太学，而仅琅邪九县之一的即丘官学中即有学生四百余人，除去当地悠久的经学传承历史，以王祥为首的民政官员在战乱之后积极推广儒学教育，促进地方学术繁荣，应是此地官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琅邪仅是徐州六郡国②之一，纵然其他郡未必能赶上琅邪的地方教育发展水平，整个徐州的儒学发展以及儒家文化价值的普及仍是相当可观的。
  黄初五年(224年)，文帝改易青徐诸将，新将旧兵短时间内无法磨合，黄初六年(225年)，即爆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利城(今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东南)兵变，以致文帝不得不派出宿卫兵会合青州刺史、徐州刺史的兵力平叛，后来更是亲赴徐州处理相关事宜。《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载．
    六月，利城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讨平之；……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谯涡入淮，从陆道幸徐。
《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吕虔传》载：
    讨利城叛贼，斩获有功。
  王祥时为吕虔的主要助手，在此次平叛中出力甚多。《北堂书钞》引王隐《晋书》，谓王祥“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③，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二十一：《王祥传》所指的“寇盗”，即《吕虔传》的“利城叛贼”。正是在此次军事行动后，王祥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
  王祥出自儒学世家，且以孝行著称，符合统治者“以孝治国”的宗旨，任徐州别驾时合乎中央的文教政策，再加上荡平“寇盗”之功，显示出出众的治才，正与曹丕、曹椒时期才德并重的选举标准相合，因此得以“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④
  王祥任温令，时间大约是在文帝末、明帝初。此官职虽小，对王祥一生却至关重要。温县，在洛阳东南一百二十里。后来建立西晋王朝的司马氏，便是温县人，而且也是儒学大族。司马懿初为曹操谋臣，参与了汉中之战、襄樊战役、军屯、汉魏禅代等许多战略决策，在魏初已成为社稷重臣，被文帝曹丕比为萧何，黄初六年(232年)文帝下诏曰：“吾东，抚军(司马懿时任抚军大将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托付以“内镇百姓，外供军资”的重任。明帝即位，司马懿与曹真、陈群“并受顾命辅政”⑤，他统帅军队南抗孙吴，西拒蜀汉，北平辽东，立下赫赫战功。如此朝廷重臣，本不会与官卑职微的县令有太多联系，但王祥居官之地是司马懿的家乡，距京城仅百余里，且王祥亦出身儒学世家，孝名著称于世，与司马氏思想不异，容易接近。即便王祥任温令非司马懿所选，王祥在温令任上与司马氏拉上关系，则极有可能。
  从小小的温令到朝廷重臣大司农之间，王祥“累迁”何职已经不得而知。在他出任大司农前十年，正是曹爽与司马懿两大政治集团互相倾轧之际，蒋济、刘放、孙礼、钟毓、卢毓、王肃等元老重臣被排斥、贬抑，何晏、夏侯玄、邓飚、丁谧、李胜等青年权贵纷纷登台亮相。在动荡的朝局中，王祥的事迹史无详载，说明其官职并非显要，未搅入政局纷争。
  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马懿父子借曹爽陪齐王曹芳出城祭拜高平陵(明帝陵)之机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何晏、邓飚等正始玄学名士被诛三族。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罢免了一大批追随正始名士的青年士子，重新树立起儒家名教的大旗。而王祥能在此时出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显然是因为他一贯的儒家士大夫形象。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十月，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封赏功臣，王祥因有“定策”之功为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次年正月，司马师带病征讨起兵反叛的毋丘俭、文钦，平定淮南不久，司马师病死于许昌。《晋书·王祥传》载：“从讨毋丘俭，增邑四百户，迁太常，封万岁亭侯。”王祥的具体功业如何已难详考，但比较在此役中立功最大的诸葛诞进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户，王祥显然未立军功。同样因此役进爵万岁亭侯，邑四百户的还有一人，即曾提醒司马师注意淮南的动向，甚得司马师信重的荀顗。而在司马师病重期间代替他监管诸军的大将军参军贾充，仅增邑三百五十户。与这二人比较，又可得出王祥在此役中定有参谋之功。因司马师的猝死，此后对王祥封赏的应是接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太常是九卿之首，清人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曰：“魏：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第三品。掌礼仪祭祀，及行事，掌赞天子，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并选试博士，查其能否。”太常主管礼仪祭祀和文化教育，非深明儒学者不能充任，王祥的前任如高柔、王肃、夏侯玄等人皆是知名学者。虽然现存文献中并未详载王祥的理论建树，但从他能出任太常看，也应该为当世鸿儒。
  甘露三年(258年)八月，曹髦率群臣至太学，命王祥为三老。三老本是先秦时期掌教化的乡官，西汉增置县三老，东汉以后复有郡三老，并间置国三老，由皇帝亲命品行高尚的耆宿大臣充任。王祥因“履仁秉义，雅志淳固”⑥而获此殊荣，史载他“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⑦《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是时司马氏把持曹魏政权，明王圣帝之教化乃至君臣之名分并不为时人所看重，王祥在君臣面前大讲忠诚，说明了两个问题：一，甘露年间，王祥的儒家信仰仍是最重要的，其理想治世仍是儒家宣扬的礼治社会，人们严格按照礼的规范行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二，此时的王祥对司马氏还抱有一线希望，讲“忠”意在提醒司马昭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留下万世骂名。同时，王祥也安慰曹髦，“天且弗违，况于人乎?”暗示他在时机不成熟时切不可轻举妄动。但曹髦年轻气盛，不甘心居于傀儡之位，两年后举兵攻司马昭，被司马昭的门客成济所杀。《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载：“及高贵乡公之弑也，朝臣举哀，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王祥的政治理想破灭了”司马氏的所作所为，使他对自己尊奉的传统礼教产生了怀疑。然终司马昭之世，不曾称帝，固然是因为禅代的社会条件并未完全成熟，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忠”仍然是人们比较看重的社会观范。
  王祥在朝，立身方正，处处以“礼”为行为准则。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封晋王，司马氏意欲篡夺位已是路人皆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时王祥为太尉，与司空荀顗同见司马昭，荀顗对王祥说：“相王尊重，何侯(何曾)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王祥回答：“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人内，荀顗跪拜，王祥长揖。何曾、荀顗皆司马氏死党，他们和司马氏早就确定了君臣名分，对司马昭跪拜理所当然。但王祥却不同，他在司马氏谋篡曹魏的过程中始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只是因名望高、资历老而至三公，若与何曾、荀顗一样跪拜，必为司马昭所轻。王祥虽不拜司马昭，却并没有公开站在其对立面，这对司马昭来说已经足够了。况且，司马氏要改朝换代，也需要像王祥这样的名士装点门面，因此，司马昭大悦，谓“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⑧
  王祥自入仕途，历魏文帝曹丕、明帝曹毅、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常道乡公曹奂、晋武帝司马炎六代帝王，随波逐流，恬淡沅争，除以孝行著称于世外，实无突出的政绩可言，他自己临终回顾一生，也承认“无毗佐之勋。”尽管如此，王祥还是屡经升迁。终至三公高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司马氏为避开自身因篡权夺位，践踏君父大节而不便提倡的“忠”，打出“以孝治天下”的大旗，以“孝”为治国之本。朝堂之上，充斥着礼法之士，且多以孝子自居，以此为排斥异已的武器。如何曾性至孝，闺门整肃”，面刺负才放诞、居丧无礼的阮籍“纵情背礼，败俗之人”，建议司马昭将他“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⑨贾充为刺杀高贵乡公曹髦的元凶，又不肯接回发妻李氏，令母亲伤心，不忠不孝，无以复加，却面斥庾纯“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⑩王祥孝名甚高，恰好满足了司马氏的需要，成为一个极好的政治装饰品，因此，王祥在魏末青云直上，景元元年(260年)，王祥升任司空。咸熙元年(264年)，王祥改任太尉，封睢陵侯。泰始元年(265年)，西晋建立，王祥拜太保，封睢陵公。当时朝中，八公同列，王祥位居第一。《晋书》名臣传记中，第一位便是王祥。这一切都说明，王祥已经成为西晋最有名望的大臣之一。
  泰始四年(268年)，王祥薨⑾，年八十五岁，谥为元。临死前，他写了一篇遗训留给子孙：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块、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糟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⑿
  王祥先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指出生死乃是自然之理，告诫子孙要将自己薄葬，并不厌其烦地安排丧事的各个细节。汉代儒家讲究厚葬久丧，重祭祀，如东汉王充在《论衡·薄葬》篇中所述：“世尚厚葬，……谓死如生。悯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而淡于生死，不重祭祀，提倡薄葬的是道家，庄子以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将人之生死比为时间之昼夜，主张返朴归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⒀身为大儒的王祥，公然违背儒家IH习，告诫子孙将自己薄葬，固然与当时的薄葬之风有关⒁，也反映出其思想中带有浓厚的道家学说的印痕。
  自汉末开始，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思想解放成为一个时代的趋势。魏晋之际，玄学兴起，清谈玄理成为时尚，老至思想对士大夫的影响日渐加深。王祥在正始年间参与清谈(详见第三章玄学风尚)，说明他已经受到了玄学思潮的影响。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⒂王祥亲眼目睹了司马懿族诛曹爽及其同党，司马师杀夏侯玄、李丰等名士，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弑曹髦，杀嵇康、吕安，政治斗争的险恶、残酷，在王祥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他既希望能够建功立业，实践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又希望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但当时还没有为他提供解决这一矛盾的理论根据和现实途径。于是，我们便可看到，王祥晚年屡乞逊位，退出政坛，其举动与儒家的积极用世主张相悖，而合乎道家的功成身退之说。临死要求薄葬，也是道家思想的反映。但是，由于王祥深受儒学熏陶，再加上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他虽对儒家礼教产生怀疑，却无力挣脱它的束缚，儒家礼教始终是他的精神支柱，所以，他时时处处尊礼而行。针对当时的统治者打着名教旗帜标榜儒学，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礼教尚峻”⒃的形势，王祥在遗训的后半部分谆谆告诫子孙以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信、德、孝、悌、让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对子孙保持儒学家风寄以殷切期望。但遗训中却没有儒家伦理纲常最推崇的“忠”，王祥尊奉的“忠”的信念早在曹髦遇刺时就已经破灭了，司马氏此后的所作所为使他对社会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政权更替之际，一味提倡“忠”可能会招致灭门之祸，因此他在留给子孙的遗言中，特别强调“孝”、“悌”，将维系家族利益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此后的王氏子弟，多能遵从这条遗训，孝子甚多。如王戎虽放浪形骸，但以“死孝”为人称道。王悦“事亲尽色养之孝。”⒄正是从西晋开始，“忠”的概念逐渐淡化了，“孝”在人们的思想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东晋南朝时期，频繁的改朝换代，更使“孝”、“悌”逐渐由家庭关系的核心原则而成为主要的社会价值标准。“君臣之道丧，而父子之伦尚存也。……延及齐、梁而父子之伦独重。”士人不忠无人过问，不孝则为人不齿，以至“梁武于服除人见者，无哀毁之容，则终身坐废。”⒅对此社会现象，余嘉锡先生曾有中肯的评价：“自中原云扰，五马南浮，虽王纲解纽，风教陵夷，而孝悌之行，独为朝野所重。自晋至梁，撰孝子传者，《隋志》八家，九十六卷；两《唐志》又益三家，十九卷。其他传记所载，犹复累牍连篇。伦常赖以维系，道德由之不亡。故虽江左偏安，五朝递嬗，犹能支柱二百七十余年，不为胡羯所吞噬。”⒆
  王祥弟王览，史籍中也未详载他的思想、学说，然世代儒学的家风，再加上身为大儒王祥之弟，所受教育应大体相同，何况兄弟二人年龄相差二十岁，或许就是王祥亲授学业。后来王览曾任宗正卿，晋武帝下诏称他“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⒇，其子王基任治书御史、王会任侍御史，王正任尚书郎、王琛国子祭酒，均为较高文职官吏，其儒学修养应是最基本的条件。尤其国子祭酒，对经术的要求更高。《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载：
    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晋书》卷七十五《荀崧传》载：
    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
《通典》卷二十七《职官典》“国子监”条：
    汉置博士，至东京，凡十四人，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谓之博士祭酒，本曰仆射，中兴转为祭酒。魏因之。
《晋辟雍碑》所载泰始三年(267年)的博士祭酒是颖川庾纯，史载他“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21）王琛能任国子祭酒，其才学当能胜任此职，而其家学传承与熏习也由此可见一斑。
  《晋书·王祥传附王览传》载：王祥为徐州别驾时，刺史吕虔有一把佩刀，当时的工匠认为只有位列三公的人才能佩带此刀，否则，“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吕虔很有自知之明，再加上确实欣裳王祥的才华，似乎预感到王氏家族的昌盛，便将刀赠给了他，“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后王祥果然位登三公，他临死前，又将宝刀传给了王览，告诉他：“汝后必兴，足称此刀。”而此后王览“子孙繁衍，颇有贤才相系，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22），自东晋到南北朝，活跃于历史舞台的王氏子弟多是王览后裔，冠冕不绝，使琅邪王氏始终保持一流高门地位达三百年之久。
  从王吉到王祥前期，正是儒学独尊的两汉时代，二百余年中，王氏成员或言传身教，或立家诫遗训，注意子弟的经术培养。长期的儒家思想浸润，儒学的价值规范不仅培养了王氏子弟较好的学术素养，还养成了他们的道德操守，做人，以儒家最强调的“礼”为行为规范，做事，则灌注儒家精神，世世承袭，便形成了儒学家风。东汉中后期，儒学趋于衰微，既不能解决国家政治活动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又不能解决人们对于生命更深层的探讨和关怀，再也不能承担起士大夫精神支柱的重担，《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传》云：“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坏，为其他学说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黄老、名、法、兵诸家思想相继复兴，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与此相适应，王祥的思想渐趋驳杂，其看似矛盾的行为和思想，是他的儒学信仰出现危机而又找不到更好的精神支柱的困惑体现，正是从王祥开始，王氏家学进入了新旧思想交替转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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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第2367页。
②其他五郡国是：下邳郡、彭城郡、东海国、东莞郡、广陵郡。
③[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十三《别驾》，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263页。
④《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第988页。大司农是九卿之一，掌管铸币、粮谷、盐铁，负责中央政府的开支。
⑤《晋书》卷一《宣帝纪》，第4页。
⑥《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142页。
⑦《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第988页。
⑧《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第988页。
⑨《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第997、995页。
⑿《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第989页。
⒀《庄子》内篇《大宗师》、《齐物论》，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1、第79页。
⒁参见李乐民《三国时期的薄葬风俗述论》，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⒂《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第1360页。
⒃《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注引《竹林七贤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34页。
⒄《世说新语·德行》“王长豫为人谨顺”条，《世说新语笺疏》，第30页。
⒅[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