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的琅邪王氏，因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史书记载极为简略，以致世系不明，人员事迹无考，其家学也缺乏详细的历史资料。但东汉时期的儒学在政府大力提倡和儒士积极努力下是继续发展的，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奠定了两千年的正统地位。《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下》载：
        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在浓重的儒学文化氛围中，琅邪王氏子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正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累世经学”条所云：“古人习一业，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从王叡轻视文化水平低的孙坚来看，王氏家学在东汉后期仍是继续传承的。而从王叡侄王祥的身上，更能明确的看到这一点。
    王祥出自儒学世家，但现存历史文献中并未详载他在经学方面的理论建树，只能从其言行中寻找蛛丝马迹。
    王祥生于乱世，继母不慈，生父不爱，常常要干最脏最累的工作。在这种冷漠无爱的家庭环境中，王祥却对父母愈加恭谨有礼。父母生病时，他衣不解带伺候在侧，汤药一定亲口尝过才奉给父母。父亲去世后，王祥尽心竭力奉养继母朱氏，史书和传说中诸如“卧冰求鲤”、“黄雀人幕”、“风雨守柰”①等孝行，都与朱氏相关。王祥以纯孝得名，孝原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一种自然感情，是对生养自己的父母的真诚回报，而朱氏对王祥并没有多少养育之恩，除虐待他外，一度曾打算除之而后快。《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附王览传》曰：
         朱屡以非理使祥，览辄与祥俱。又虐使祥妻，览妻亦趋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丧父之后，渐有时誉。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朱遽夺反之。自后朱赐祥馔，览辄先尝。朱惧览致 毙，遂止。
《世说新语·德行》载：
        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闭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
王祥对不断虐待甚而意图谋害自己的继母尽孝，他的纯孝便显然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对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的践行。在他看来，朱氏虽非他的生母，但毕竟有着母子的名分，无论如何他都应遵循礼教行事。何况当时的社会风气注重“名节”，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举郭亮、杨匡、孙斌等十余例，言此风自战国始有，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儒家的价值观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忠孝信义既是朝廷以察举、征辟选拔人才的衡量标准，也是当时人的行为信条。当然其极端是务求虚名，以致东汉时期欺世盗名的伪名士很多，比较典型的如赵宣，他在父母死后不封闭墓道，自己身居其中守丧二十余年，乡里皆赞其孝，州郡屡屡征辟。后来却被发现其五个儿子皆是在守丧期间所生，在父母墓旁作出此等事，是对先人的不敬，是对礼教的极大亵渎，遭到陈蕃严惩。从王祥一生行迹以及六朝人的论著中对其孝行给予的极高评价看，王祥的孝，确实是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在家传儒学的熏陶下，以纲常名教为立身处世之根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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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灸，复有黄雀数十飞人其幕，复以供母。……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