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氏家族自西汉王吉以经学起家，在两汉“独尊儒术”的社会风习中，形成了儒学家风，终于凭借深厚的儒学底蕴在魏晋之际跻身一流高门的行列。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学是王氏家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的政治理论和典章制度是王氏子弟参与朝政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他们维护家族、立身行事的主要原则。即便在“玄风独振”，佛、道盛行的两晋南朝时期，儒学受到玄学、佛教和道教等各种思潮的冲击，甚至在部分家族成员身上出现了重玄轻儒或沉迷于佛、道信仰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儒学作为琅邪王氏家学的核心从未被动摇过。东晋时期的王氏子弟“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①，走上了儒、玄、佛、道合流之路，而面对南朝时期门阀政治结束而皇权政治重建的现实，他们顺应时代潮流，重振儒学家风，保全了琅邪王氏一流高门的社会地位，并为此家族主流思想文化在隋唐时期的延续做了充分准备。正是借助其家学，丧失了政治特权和优势社会地位的琅邪王氏才能在大力推行文治政策的唐朝，一度显赫，继续谱写这个古老家族的传奇。
一、汉魏时期的琅邪王氏累世经学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儒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儒学与政治相结合，使儒学的传播更广，社会影响日益加强，终于成为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自西汉中期起，琅邪王氏家族顺应这一时代潮流，逐渐成为经学世家，二百余年传承不辍，为琅邪王氏的崛起奠定了文化根基。
(一)王吉确立了以经学传家的传统
    王吉，字子阳，生卒年不详。据《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记载，“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征贡禹与吉。吉年老，道病卒。”元帝即位是公元前49年十二月，公元前48年四月下诏招揽贤俊，公元前47年三月命二千石官员举荐直言极谏之士，王吉被召于哪一次已不可考，但其卒年应不会早于公元前48年。王吉因直谏显名于昭帝、宣帝时期，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74一公元前49年)，昭帝在位仅十三年(公元前87—公元前74年)，汉武帝的在位时间则长达五十四年(公元前14l—公元前87年)，结合传中所专“年老”，大体可推知王吉约生在汉武帝统治中期。
    王吉“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②王吉是王元四世孙，父祖皆无名望，本人以郡吏起步，显然其家族在当时并非显宦，否则，他可以依据汉朝的任子制度入仕为官，而不是由郡吏入仕。王吉一生并没有突出的功业，只是以长于经学并能直言进谏而显名于世。这与王吉所居之地琅邪的学术风气以及汉武帝表彰儒学，以孝廉、秀才选拔官员密切相关。
   春秋时期的琅邪地区，处在齐国和鲁国的交界地带，越王勾践灭吴后，为便于北上争霸，曾将国都迁到琅邪，历经二百余年③。战国时期，楚灭越，疆域扩展到琅邪一带。齐、鲁、越、楚的相继统治，使琅邪汇聚了不同的文化：开放、进取的齐文化，崇仁、重礼的鲁文化，质朴、悍勇的越文化，与瑰丽深邃、富于浪漫色彩的楚文化融在一起，构成了琅邪特殊的文化氛围。
   先秦时期，尽管琅邪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但以齐、鲁文化为主。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载：“初(姜)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力，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齐国“举贤而上功”之习，使琅邪地区学术传承蔚然成风。同时，琅玡地区又不可避免的受到鲁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由于琅玡一部分地区曾属于儒学大行的鲁国，其部分离鲁国较近，因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了当地思想文化的主流。本地区曾有一部分孔子的嫡传弟子，如曾皙、曾参、仲由、澹台灭明、高柴等，而这些孔门弟子又转相授徒，故儒家思想的信徒较多，儒学的影响较其他地区明显。同时，儒学大师荀子长期在此授徒讲学和从事学术活动。《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今临沂市苍山县)。”自荀子定居兰陵，极大的推动了当地儒家经典的流传和儒家思想的传播，虽历经战国时期战火洗劫、秦朝焚书之祸仍能传承不辍。
    建元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四年后，在长安设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以儒家经书教授，通一经即可人仕为文学掌故，成绩特别突出者可以为郎中。当时的公卿大臣多以儒学人仕，从而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研读儒家经典。《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载：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中说：
         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赢，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昭帝增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 武帝以后，琅邪地区经学昌盛，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经学家，如王臧、缪生、徐偃、褚大、梁丘贺、孟喜、孟卿、后苍、于定国、疏广、疏受、萧望之、匡衡等人，他们多设馆授徒，培养了一大批儒生，对两汉时期的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琅邪成为两汉时期的重要文化学术中心，有学者称：“两汉时代，论经学之发达，习经人数之多，治经面之广，无出琅邪之右者。”④
    西汉时期，琅邪地区儒家经典的传习概况和师承关系，大多载于《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易》：秦朝禁书时，因《易》为占卜之书，不在焚毁之列，遂能传习不绝。周丑授琅邪东武孙虞，孙虞又授田何，田何徙家杜陵，授琅邪东武王同，王同著《易传》数篇，大行于世。此外，《易》学的大师还有莒县衡胡、琅邪鲁伯、邴丹、曼容、王璜，琅邪诸县人梁丘贺、东海兰陵孟喜、殷嘉等。
   《尚书》：秦博士伏生在汉初传授今文《尚书》，流布山东，影响极大。习欧阳《尚书》学的琅邪殷崇也因明经而拜为博士。
   《诗经》：学习《鲁诗》的有兰陵王臧、缪生、徐偃，琅邪人王扶，汉景帝时王臧为太子少傅，教授太子刘彻《诗经》，缪生仕至长沙内史，徐偃仕至胶西中尉，王扶官至泗水中尉。习《齐诗》者有辕固、后苍、萧望之、匡衡、师丹、伏理、皮容，当时的《齐诗》形成翼、匡、师、伏之学。这些习《齐诗》者“皆至大官，徒众尤盛。”⑤习《毛诗》的有琅邪人王璜。习《韩诗》的有琅邪王吉。
   《礼》：兰陵孟卿授后苍《礼》，后苍注《礼》数万言，号《后氏曲台记》。琅邪徐良师从戴德，并以此为博士、拜州牧、郡守，家世相传，形成“大戴徐氏学”。
    《春秋》：兰陵褚大、疏广、孟卿，琅邪王中、公孙文、东门云、贡禹、管路、左咸等传习《公羊春秋》，徒众甚盛。习《谷梁春秋》者有琅邪房凤，在《谷梁春秋》学中有“房氏之学。”
     琅邪重儒的学风和经世致用的社会风习，对王吉影响很大，史载他“少好学明经”。当时的求学方式，最佳途径是进入太学学习，并藉此踏入仕途。但博士弟子只招收五十人，名额有限，且太学设在京城，路途遥远，远远不能满足全国读书人的入学要求。因此，士人为求学或在本地入私学，或离开家乡到人文荟萃有名师大儒之地游学。当时的京城长安便是较为理想的游学地区。《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称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而《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载，王吉随蔡义学韩氏《诗经》，“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⑥，……谊授同郡食子公及王吉。”蔡义先“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⑦，后为光禄大夫、给事中，为幼年的昭帝讲授《诗经》，几年拜少府，昭帝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为御史大夫，再迁丞相，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病死，长期在京城为官。再者，从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而不是象博士弟子可以直接在京城任官来看，他走的正是到京城游学的途径，时间约在汉武帝后期。
    学成之后，王吉回到家乡做了郡吏，被举为孝廉。汉代察举的主要标准是经学和德行。王吉师从大儒，经学修明，自不待言。他所居之地，“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⑧，有君子之风。长期的礼教熏陶，使王吉自青年时期即洁身自好，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并以此要求自己的家人。《汉书·王吉传》记载了王吉在长安求学时的一件事：东邻家的枣树枝垂到了他院内，其妻遂摘了些枣给他吃，王吉初不知情，待知道妻子摘了邻居家的枣，有失“妇德”，一怒之下休弃了妻子。东邻听说后，意欲砍掉“惹祸”的枣树。邻居们共同劝止，东邻家的枣树得以保全，王吉也迎妻回家。邻里做歌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夏还。”
   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县东南)中尉。”郎是郎中令的属官，平日在．皇宫掌守门户，皇帝外出时则充当侍从，此职没有人员限制，多的时候甚至达到千人。若庐是少府的属官，《汉书仪》记载此职是主治库兵及诏狱的官职。云阳县令是一个在京城附近的地方官。王吉从县令一职被举为贤良，出任昌邑王刘贺(汉武帝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的中尉。中尉是武职官，典掌国中兵马，只负责当地的治安而不治民。从王吉出任中尉看，他除了精通儒家经典外，极有可能熟读兵书，有一定的军事理论基础，这也与他在琅邪的生活经历有关。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兵家文化，即孙武、孙膑兵法所代表的军事理论，曾在琅邪广泛传播，当时曾有著名军事家及其门人弟子云集于此，出现了一个学习和研究兵法学说的热潮。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为数众多而又比较完整的兵书，则是这种状况的有力证明，同时，它也说明，直到汉代，此地的人们还是比较注重兵法学习与研究的⑨。王吉本为战国名将王翦、王贲之后，又生活在兵学盛行的学术风气中，纵然不以军旅见长，受先祖或琅邪当地军事文化影响却是必然的，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会相继出任主治库兵的若卢右丞和典兵而不治民的中尉。
  《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记载，正是在昌邑中尉一职上。王吉开始显名。他为人耿直，以清廉自居，昌邑王刘贺却正当少年⑩，“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所到之处，“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人们无不怨声载道。对此王吉给刘贺上了一道谏书，引经据典进行劝谏。
   针对刘贺游猎无时，伤农桑之事，王吉说，古代重视农业生产，不轻易打乱百姓的生活次序，昔年召公廉政爱民，巡行乡里之时，宁可自己辛苦一些也绝不劳扰百姓，逢有狱讼案件，他“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王吉提醒刘贺应以召公为榜样，关心百姓疾苦，爱惜民力，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
   其次，王吉指出，频繁游猎使人过于疲累，或冒严寒，或冒酷暑对身体不利。“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
  再次，告诫昌邑王，要减少游猎，延请名师，研读诗书，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从中学习治国之道。“名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同时，“休则俯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前者是以儒家思想修身、治国，后者则倾向于道家的炼形、养生，若能做到这两点，“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臻而社稷安矣。”
  最后，王吉提到，当时在位的昭帝，因武帝晏驾未久，“至今思慕未怠，于宫管囿池戈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宿夜念此，以承圣意。”王吉指出，倘若大王的所作所为传到皇帝耳中，“非飨国之福也。”为国未己，都应该改掉眈于游猎的坏毛病。
  刘贺看到王吉的上疏，虽不能遵守，还是对王吉颇为赏识，命人赐他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以褒奖其忠诚。但自己放纵和从前一样，王吉又多次劝谏，“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
    公元前74年，二十二岁的昭帝崩，无子，帝位空悬。当时武帝唯一还在世的儿子是广陵王刘胥，但他“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⑾，不为武帝所喜，亦不负众望，执政的大将军霍光遂以皇太后的名义诏昌邑王刘贺继位。
    是时，霍光大权在握，刘贺入京，极有可能会与霍光发生矛盾冲突。王吉长期在刘贺身边，深知刘贺无论德才均不及霍光，且继位之初，大局未定，若君臣相争，恐非国家之福。为能使西汉政府渡过危局，也为了帮助刘贺顺利即位，王吉在随刘贺赴京途中，上书告诫他谨慎从事：“臣闻高宗谅圈，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王吉接着说，霍光长期执政，海内晏然，是当世的周公、伊尹，“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⑿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王吉没有坚持君为臣纲，君臣绝不可易位的儒家思想，而是借用黄老道家的无为主张，劝刘贺无为而治，听从霍光执政。
    从这两次上书中可见，王吉的思想中显然是儒道共存的，这可能与王吉生活在琅邪，此地学风本就是儒道交融有关。何况，王吉所居地皋虞，在战国时属黄老盛行的齐国。西汉初，黄老思想一度成为统治思想，惠帝以曹参为相，推行黄老之术，据应劭《风俗通义》卷二《正失》所载，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景帝时虽然儒道互绌相当激烈，但也在相互吸收对方的学说，完善自己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到董仲舒时，吸收黄老、法家、阴阳家的思想，构建了新儒学体系，在当时影响很大。再者，王吉的老师蔡义师承韩婴，韩婴是汉初的大儒，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思想里包含有很多黄老之学的内容，如他宣扬“君道无为”，即君无为而臣有为，君主不必皋事都管，让臣下去处理具体事务，君主只需要掌握好对大臣们的生杀赏罚之权就可以了。西汉时期最重师法，所谓“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⒀因此，在这样的学术传承风气中，韩婴的思想经赵子、蔡义到王吉，尽管有发展，但不会改变太多，极有可能会影响王吉。王吉思想中儒道共存，可能是琅邪地域文化与师法传承共同影响的结果。而王吉的思想行为方式被后世的王氏子弟继承，至魏晋南北朝时发展成为琅邪王氏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与时推迁”，即随着社会形势和文化思潮的改变而主动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去顺应进而影响时势和文化的发展。
    王吉为刘贺指明了稳妥的入继大统之路，但刘贺在昌邑时不听主吉劝谏，入京后更不把王吉的话放在心上。昭帝灵柩还停在前殿，刘贺因服丧尚未正式登基，便日夜与亲信饮酒作乐，与昭帝的宫人淫乱，频发诏令求需无度，即位仅二十七日，违礼悖制之事即作了一千余件，古今罕有其匹。更重要的是，刘贺急于与霍光争权，将二百余名昌邑属官全部带到长安，许多人被破格提拔。为保全汉室江山和自己的权益，霍光终于决定废此昏君，另立贤主，当时他掌握实权，控制京师与宫廷的宿卫军队，宫中的皇太后(昭帝皇后)是其外孙女，宫内外一联合，毫无根基的刘贺被从皇帝宝座上拉了下来。接下来大祸临头的是昌邑国属官。早在汉武帝时，汉朝就颁布了“附益法”，规定“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⒁“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⒂，绝大部分被处以极刑，唯有王吉、龚遂(昌邑王郎中令)和王式(昌邑王师)因屡屡劝谏，被从轻发落，髡为城旦。“城旦，轻刑之名也。昼日司寇虏，夜幕筑长城，故曰城旦。”⒃髡刑即剃掉头发，《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被髡为城旦后，王吉认为是奇耻大辱，告诫子孙永远不要作王国的官吏。
    不久，王吉的命运又有了转机。《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载：“宣帝立，大将军光领尚书事，条奏群臣谏昌邑王者皆得超迁。”王吉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刚刚经过昌邑王事件的打击，王吉曾经的一片忠心和社会责任感已经大打折扣，身为刺史，必须巡行辖区郡县，奔走在“难于上青天”的古代蜀道上，他对政治生活的厌倦越来越强烈，当走到邛邾九折阪(今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时，就再也不想走下去了，此时他也有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遂称病辞官而去。继任的益州刺史王尊，走到邛邾九折阪时，问随从：“此非王阳(王吉字子阳，又称王阳)所畏道邪?”随从回答说是，王尊嗤之以鼻，命从人即垂刻驱车前进，他嘲笑王吉说：“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⒄王尊的这句话，冥冥中预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家族的一个行为传统，即，在忠孝不能两全时，王氏子弟宁为孝子，不为忠臣，尤其在朝代更替之际，更以保全家族利益和自身利益为上，多次充任传玺奉绂的角色，“主位虽改，臣任如初。……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⒄
  尽管王吉的畏险辞官给后人留下了笑柄，但由于他是当时的经学名家，多次忠言进谏，影响很大，因此，王吉又被任命为博士谏大夫。此时正是宣帝在位时，在政治上，宣帝重视官吏的选拔，注意平理刑狱；经济上延续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起来，西汉王朝进入中兴时期。但是，宣帝轻礼制，重法治，盛修宫室，宠信外戚，推行任子制度，这在崇尚儒学的王吉看来都是不合儒家政治伦理的，本着忠臣良吏的政治品德，他屡屡上疏言得失，宣扬儒家的治国之道：
           陛下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闻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行发于近，必见于远，故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其本也。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谲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敺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择焉。
又言：
         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雕缘，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⒆
  王吉指出，应推广礼制，广延儒生，沿用旧礼；谨慎地选用人才，除任子之令，明令求贤；限制外戚势力，对他们可多赏赐财物，不宜让他们居高位；提倡节俭，罢去一些无益于国家的机构，兴利除弊，振兴朝纲。王吉的主张，以教化为主，以儒学的政治理想，来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限制外戚的措施很有见地，后世比较开明的君主均用此法。汉宣帝是一个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天下的皇帝，他公开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事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⒇他自然不把王吉的迂阔之言放在心上，对王吉也不甚尊宠。而且，当时外戚的势力极大，王吉的政治主张触动了达官贵戚的利益，牵连深广，势必难以推行。王吉因自己的主张不能施于朝廷，刚刚重新萌发的报国热情，再一次遭到无情的打击，从此对仕途心灰意冷，遂称病回老家琅邪，终宣帝之世，未再入仕。
    远离官场的王吉，隐居乡里，布衣素食，他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习经学、教授弟子中。两汉时期，士人多专攻一经，“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21）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中曾说：“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以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皮锡瑞显然漏掉了王吉，《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载：王吉博学多才，“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载：
          《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王吉能为《驺氏春秋》，在当时是很罕见的，足见其经学造诣之高。《驺氏春秋》可能在王氏家族中一度传承，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录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注曰：
        《七录》云：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25—55年)中，邹夹氏皆绝。王吉能为驺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范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驺夹。（22）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录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注曰：
       《隋书·经籍志》：汉初，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
         公羊疏曰：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传，道亦寻废。（23）
王吉既然能为《驺氏春秋》，极有可能传之生徒和子孙，直至王莽之时，其学尚存，只是到了建武年间，因无师而失传。
    王吉所精通的《诗》乃是学自蔡义的韩氏《诗经》，《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载：
          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授同郡食子公及王吉。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发福，皆至大官，徒众尤盛。
韩氏《诗经》分为三家，王吉是其中之一，其学生长孙顺亦占其一，王吉的韩诗造诣可见一斑。他以诗劝谏昌邑王，并将韩氏《诗经》传授生徒和子孙。
  王吉向生徒传授的《论语》是《齐论语》：
         (《论语》)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张禹曾从王吉学《齐论语》，后来却成了《鲁论语》的名家，他做成帝的老师时，为成帝讲授《论语》，综合了王吉和胶东庸生两人的学说，写了《论语章句》献给成帝。此书出后，流传很广，世人称“欲为论，念张文”，此后，王吉、夏侯胜、萧望之等人的《论语》注释便日渐衰微，王吉的部分思想，很可能从《论语章句》中保存了下来。
   王吉学韩诗能自成一家，传长孙顺韩诗能推出长孙氏韩诗，授张禹《齐论语》却造就了一位《鲁论语》名家，由此可知王吉在学习传授过程中采取了灵活的方式，未完全拘泥于师法、家法，而是融会贯通，为自己和弟子以后的学习预留了空间。
   汉代经学的传授往往采取家学传承的方式，父子相传，世习某经，家族发展成为学术集团，甚至能够决定经学学术的走向。王吉除了授徒以外，还将经术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王骏，形成了琅邪王氏家族以儒学为主的家学，这对琅邪王氏家族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以利禄吸引士人读经，邹鲁民间谚语称： “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24）经学也与门第密切相关，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多通过察举制度的经明行修入仕，从而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钱穆先生曾说：“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有门第之产生。自有门第，于是又有累世之学业。”（25）如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自袁安以后，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
至五人；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自杨震之后，四世皆位至三公。在“士病不明经术；京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26）的时代，出身寒微的王吉以“明经”为进身之阶，由白衣至谏大夫。正因如此，王吉特别重视对儿孙的儒学教育，其子王骏通晓经术，陈咸推荐王骏时，称他“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27）当然，王吉并没有让子孙局限于自己所学，他善于接受当时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想。宣帝时，梁丘贺的《易》流传很广，颇受统治者的重视。王吉也很欣赏梁丘贺的《周易》注，自知不及，便让当时已经是郎中的王骏上书宣帝，拜梁丘贺儿子梁丘临为师，学习梁丘氏《易》。王骏受父亲较为开明的学风影响，也没有局限于父亲所传经术，《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著录《论语》有“鲁王骏说”20篇，可见王骏对《鲁论》有独到见解，并没有完全照搬王吉的《齐论》。这种家学传统，使琅邪王氏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比其他儒学世家更容易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始终处于当时文化的主导地位，这是汉以后，尤其是思想文化潮流多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能够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吉为琅邪王氏确立了以经学传家的传统，代代相传，琅邪王氏逐渐成为经学世家，进而成为世代簪缨的士族。王吉子王骏历任谏大夫、幽州刺史、司隶校尉、少府、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王骏子王崇以父任为郎，历任刺史、郡守、大司空等职，二人颇有政绩，皆“治有能名”。从王吉到王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有累世之美”（28），遂成世家。
   王吉为琅邪王氏以后的贵显奠定了基业，汉魏以后的琅邪王氏’无不自称“汉谏议大夫吉之后”（29），以在西汉的这段历史为荣耀。
 
 
 
————————
 
①《梁书》卷四十一《王规传附王褒传》，第584页。
②《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58页。
③[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越王勾践徙琅玡。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玡。后四十余年，秦并楚。”蒙文通在《越人迁徙考》中依据《越绝书》另一篇目《越绝外记地传》以及《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考订，应为“都琅玡二百二十四年。”蒙文通《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④张崇琛：《汉代琅邪地区的学术氛围与诸葛亮思想的形成》，载《中国典籍与文
化》。1995年第一期。
⑤《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3613页。
⑥《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卷六十六<蔡义传)皆作“蔡义”。
⑦《汉书》卷六十六‘蔡义传>，第2898页。
⑧《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1662页。
⑨参见刘英华主编《沂蒙文化发展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⑩《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附《刘贺传》称刘贺为昌邑王十三年，昭帝堂：“即譬二十七日，行淫乱”，被霍光所废，是为公元前74年。汉宣帝即位后，“心内忌贺”，命张敞监视刘贺，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张敞上奏称：“故王年二十六七”，由此可知，刘贺被霍光废黜时不过十八、九岁，继立昌邑王时年仅六、七岁。分见《汉书》第2765、2767页。
⑾《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2760页。
⑿《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61页。
⒀[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7页。
⒁《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张晏注，第2002页。
⒂《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62页。
⒃《后汉书》卷四十五《韩棱传》注引《前书音义》，第1536页。
⒄《汉书》卷七十六《王尊传》，第3229页。
⒅《南齐书》卷二十三史臣曰，第438页。
⒆《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62--3065页。
⒇《汉书》卷九《元帝纪》，277页。
（2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6页。
（22）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01页。
（23）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1559页。
（24）《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第3107页。
（25）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26）《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第3159页。
（27）《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66页。
（28）《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67、3068页。
（29）《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第9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