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王祥、王览兄弟及从兄王雄，乘时代之风云，再度光大了琅邪王氏的门楣。
  王雄，字元伯，生卒年不详，《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崔林传》注引《王氏谱》说他是“太保祥之宗也。”《三国志》没有专门为王雄作传，其事迹散见于《崔林传》和《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根据这些少量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推知，王雄文武兼备，胆略过人，曾相继担任过三个县的地方官，颇有政绩，后与孟达一起担任西部从事，在职期问，“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被提拔为涿郡太守。孟达认为，王雄任涿郡太守是大材小用，不能令他完全施展自己的才干，“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于是，孟达上表举荐王雄，请魏文帝另委王雄以重任。魏文帝的答复极为简洁：
          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文帝诏书中将王雄比为韩信和东汉名将吴汉，显然对其军事才能了解颇多。不久，王雄被任命为幽州刺史，承担起拱卫北部边境的重任。当时，北部少数民族势力较大的是鲜卑族，其首领轲比能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利用降服的汉人“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逐渐由“小种鲜卑”日趋强大，终于统一鲜卑各部，尽占匈奴故地，“众遂强盛，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轲比能一度禁止鲜卑诸部与曹魏互市马匹，并多次率部南下骚扰，幽州、并州深受其害。曹魏政权虽屡屡派兵征讨，却是“田豫有马城之围，毕轨有陉北之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雄为稳定边防，缓解北疆压力，而又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得到明帝认可后，于青龙三年(235年)派遣刺客韩龙刺杀了轲比能，改立其弟。此后，鲜卑内部纷争不断，“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①鲜卑对曹魏政权的威胁大大减轻了，王雄因之成为魏初名臣。《北堂书钞》卷一百一十五《武功部三·将帅四》王武上《武略士表》盛赞王雄：“幽州刺史王雄，长涉道艺，天性仁勇，刚毅有略，约身俭己，务养吏士，能得人欢心，谓当任为大将也。”②
   就其家庭乃至整个琅邪王氏家族来说，王雄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经过了东汉漫长的衰微之后，在王祥真正崛起之前，王雄成为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其子王浑、王乂皆曾任职北方，一为凉州刺史，一为平北将军、幽州都督，虽事迹均不详，毫无疑问应是曹魏的重要官员，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曹魏政权，除自己的才能之外，王雄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曾长期担任北部边境地区的地方官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而王浑、王乂在官场上的地位，又直接影响到了下一代，西晋时期的司徒王戎是王浑之子。太尉王衍、荆州刺史王澄皆是王乂之子，这三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家族的发展，使琅邪王氏真正成为一流高门世族。 
    王祥(184—268年)，字休征，生母早亡，继母不慈，常在父亲王融面前谗毁他，他因此失爱于父，又生逢乱世，处境艰难。王祥以纯孝得名，其孝行被后人渲染，以‘‘卧冰求鲤”名列“二十四孝”。
    王览(206—278年)，字玄通，其生母朱氏经常虐待王祥，而王览对兄长却十分敬重，幼年之时，每当朱氏打骂王祥，他都抱着母亲哭泣哀求，成年以后，更对母亲屡加规劝。有一次吃饭时，朱氏给王祥倒了一杯毒酒，意欲毒死他，王览知道母亲居心不良，便抢着要喝，王祥怀疑酒中有毒，硬是不给，兄弟二人争来抢去，朱氏害怕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便把毒酒夺过来泼掉。从那以后，朱氏送给王祥的饭菜，王览都要先尝，使朱氏无法下手，不得不打消了除掉王祥的念头。王览后以“王览争鸩”被收人《二十四悌图》，与王祥一起成为孝悌典范。
    王祥、王览兄弟的孝、悌之名，为他们顺利进入仕途搭起了阶梯。魏文帝时，王祥起家为徐州刺史别驾③，对稳定屡经战争破坏的徐州社会秩序作出了较大贡献。《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曰：“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此后，王祥“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历任司隶校尉、太常、司空、太尉，西晋时拜太保，封睢陵公。
    王览亦随兄仕进，官至太中大夫。
    王祥、王览兄弟并没有显赫的功勋，只是以“孝友恭恪”显名于世，但在“以孝治天下”④的特殊时代，他们自身的表现以及因此而飞黄腾达为琅邪王氏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当时，正是九品中正制⑤大行之时，“台阁选举，途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⑥，“计资定品”。“睢以居位为贵”⑦，遂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⑧这种社会形势，对琅邪王氏家族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王祥、王览身居高位，王祥五子、王览六子，除早亡者外，皆为西晋高官。虽然他们没有太多的功勋，但却为下一代的崛起打好了基础。唐长孺先生说：“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就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因而魏晋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⑨同时，王祥、王览兄弟特别标榜孝与悌，这两种德行不仅起到维系家族团结和睦的功用，而且成为以后士族主要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在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在王祥、王览时期，琅邪王氏高门士族的社会地位，真正确立起来了，从而拉开了数百年冠冕绵延的序幕。
    西晋时期，玄学取代儒学成为学术主流，“琅邪士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⑩王戎和王衍适应了时代潮流，由儒人玄，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又在灭吴战役中立有军功，王衍是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年)时期的名士领袖，二人相继为三公，声名显赫。他们与皇室以及裴氏、贾氏、郭氏等名族联姻，极大地提高了琅邪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从此，琅邪王氏真正成为门阀士族。王戎、王衍利用自己在朝中的显赫地位，借助九品中正制度。援引王氏子弟入仕，并在西晋后期动荡的政局中，维护并推动了家族的发展。
    西晋前期，朝内政争激烈，贾充、苟勖、荀勖、冯紞等结为一帮，任恺、庾纯、张华、向秀、和峤等另为一派，他们或为朝廷重臣，或为皇亲国戚，彼此勾心斗角，互相攻击。然在平吴之前，为顾全大局，晋武帝总是尽力平衡双方的势力，危害尚不明显。平吴后，晋武帝大封宗室、扶植外戚，内争不断加剧，为西晋王朝短命而亡埋下了引线。
    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病死，白痴皇帝晋惠帝即位，君主昏聩、皇后奸险、外戚专权、宗室虎视，国内危机四伏。自291年至306年，在宗室、外戚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外戚杨氏、贾氏和宗室诸王相继登场，由宫廷内讧发展为诸王混战，数年之间，战乱由洛阳一地蔓延到黄河以北的大部地区。因为他们都未能平衡各种势力，故战乱一发而不可止，持续十六年之久。唐朝时官修《晋书》，将此战乱中较关键的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同、长沙王义、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八人合为一传，后世学者便称之为“八王之乱”。其实，介入此次政洽权力大争夺的除上述八位诸侯王外，还有淮南王允、东安王繇、武陵王澹、梁王肜、常山王衡、清河王遐、新野王歆、范阳王虓、新蔡王腾、东平王楙、南阳王模等十余位诸侯王。经此祸乱，尤其是后期的诸王混战，权势较大的宗室诸侯王大都火拼殆尽，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在长期的混战中，数十万平民百姓被杀，更多的沦为流民。长安、洛阳等名城亦沦为战场，被各方军队大肆掳掠，魏晋以来的积蓄，扫地无遗。为争夺劳动人手和兵力，参战诸王纷纷招诱北方边境少数民族南迁，终致“五胡乱华”，中原局势更加动荡，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西晋王朝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史官感慨：“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闭，戎兵接而宫庙隳，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⑾
   直至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起兵山东，长驱关中，击败河间王颙，战乱才告一段落。同年十一月，司马越毒杀惠帝，立皇太弟司马炽，是为怀帝。至此，经宗室混战和少数民族军队抢掠后已满目疮痍的西晋王朝落人了东海王司马越手中。
   在这场浩劫中，身不由己卷人政治斗争旋涡的士大夫，朝不保夕，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外戚杨氏家族和贾氏家族以及名士张华、石崇、潘岳、欧阳建等，皆被夷三族，卫瓘家族、裴頠家族皆遭重创。此时已经成为高门士族的琅邪王氏自也不能免，但以王戎、王衍为代表的王氏子弟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方针，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纷争，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和手段，在危机重重中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朝政纷争和宫廷政变中的杀戮，尽量保全宗族，并为全族向南方转移、开辟新的天地做好了铺垫。  
   “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是司马懿弟司马馗之孙，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身分，号召力有限。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必须在“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王衍此时已是西晋王朝声望最高的名士，又累居显职，加之其身边围聚着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等诸多名士，双方各自的需要促成了王衍与司马越的结合：“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而且，“在司马越、王衍操纵之下，另一个王与马相结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这就是晋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在徐州开启的局面。”⑿司马越和王衍共执朝政，基本奠定了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基础，成为琅邪王氏家族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永嘉元年(307年)，王衍向司马越建议：“‘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洛阳)，足以为三窟矣。’”⒀是年王澄出任荆州刺史，永嘉三年(309年)，王敦又调任扬州刺史，兄弟二人控制了江南的两大军镇，正是王衍的如此安排，使琅邪王氏获得了向江南发展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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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8、839、832页。
②[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439页。
③别驾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州刺史的佐史，因其地位较高，刺史出巡辖境时，别乘驿车随行，故名。《北堂书钞》卷七十三《设官部》引管宁《让别驾表》：“别驾者，明使君之羽翼，宜授英儒也。”《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三引晋庾亮《答郭逊书》：“别驾，旧典与刺史别乘，周流宣化于万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可见其职权之重。
④《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第995页。
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州设“大中正”，郡县设“小中正”，对全国知识分子(包括己任职的中下级官员)，依他们的家世、才能和道德行为。分别评定为九个等级，称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评定等级之后，“小中正”呈报“大中正”，“大中正”复核后呈报宰相，宰相审定后送到吏部，作为官吏任免或升降的标准。
⑥《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第1374页。
⑦《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第1058页。
⑧《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第1274页o
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士族的形成与升降》，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
⑩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页。   
⑾《晋书》卷五十九史臣曰，第1627页。
⑿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11页。
⒀《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第1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