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多才多艺的王氏子弟尽展风流。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氏家族的书法成就。
    自王导一代人起，王氏子弟大多擅长书法，形成了世代相传的书法传统。王戎善书。王敦笔势雄健。王导行草兼妙。王旷善隶书。王廙工于草隶飞白，王僧虔《论书》云：“王平南廙，右军叔，过江之前以为最”(《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王恬、王洽、王询、王珉、王弘、王昙首、王微、王僧虔、王慈、王志、王羲之及其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涣之、献之等人，皆精通书法，名重一时。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将密阁所藏从先秦到唐朝的历代法帖编为十卷，即著名的《淳化阁帖》，前五卷收录了十六位王氏子弟的作品，从第六卷到第八卷，是王羲之的书法，第九、十卷是王献之的书法，王氏子弟的作品竟占了半数以上，王氏书法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王氏子弟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成就达到了最高峰。王羲之，字逸少，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羲之生在书法世家，相传他幼年即得其父王旷所授笔法，叔父王廙、从伯王导也对他多有指点，王羲之随王廙学书，王导则将自己珍藏的钟繇《宣示帖》送给了王羲之。王羲之先学钟繇书法，同时又博采魏晋诸家书法之精华，勤学苦练，终于隶、楷、行、草、章草、飞白皆精，被后人誉为“书圣”。王羲之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家学渊源和自己的努力外，亦与他的思想和所处环境有关。王羲之本是玄学名士，崇尚自然，任性纵情，东床坦腹传为佳话。辞官之后，与谢安诸名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江南山水之清奇灵秀，与王羲之追求风流飘逸、纵情不羁相合，他自觉不自觉的将任性纵情之风与山水之势融入书法之中，“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唐太宗云：“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  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  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王羲之的书法开一代新风，是我国书法史上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字发展譬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几个阶段，秦汉时期，盛行篆书、隶书，三国时，钟繇、张芝完成了由隶书到楷书的重大转折和过度，但隶书的痕迹犹存。王羲之的楷书则完全摆脱了隶书的影响，完成了由隶到楷的飞跃。胡小石《书艺略论》说：“书家以钟、王并称，吾辈不当求其同而求其异”；“钟书尚翻，真书弯带分势，其用笔尚外拓，故有飞鸟蹇腾之姿，所谓钟家隼尾波也”；“王出于钟，而易翻为曲，减去分势。其用笔尚内拢，不堑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直下’之法”。单个汉字书写的运笔方向(笔顺)是自上而下、自左而右地组合成方块形的。也就是说方块汉字的起笔都在左上角，收笔都右下角。这是右手执笔书写和视觉运动的规定性，恐怕其他文字书写也是这样的。但  ’汉吝行文的款式是自上而下的竖式，而不是现在通行的自左而右譬警式。这样，上一个汉字的收笔在右下角，如用翻笔，即横挑出锋似隶书之波势，就与下一汉字起笔在左上角的需求，存在了“背道而驰”的矛盾。王羲之易横为曲，把横出之笔锋改为回笔  敛锋，向左下圆转，“顺道而驰”，向下个汉字的左上角“送去”。这种回锋运笔，如果裹在原笔画之内，便成王羲之楷书式掌；如果发锋，可与下个字的起笔相连、相顾盼，便成正羲之行、草式样。历代评介王羲之书法有“流便”的特点，流便在何处?在他的运笔把汉字书写笔顺的特点和汉文竖式书写的特点黑女少地和谐了起来，同时使楷书的特性得到了完善(参见金开诚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第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羲之楷书将成型期的钟繇楷书转为成熟，开一代新风，虽然书体的演进与新书体的诞生，并不是靠一、二个人完成的，但王羲之在新书体的成熟与完美方面，所作的贡献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云：“变古制，今唯右军、领军(王洽)；不尔，至今犹法钟、张。”
    王羲之在楷书的发展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他平生创作最多的却是行书，最杰出的书法作品是行书，流传最广的也是行书，如《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奉橘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兰亭集序》更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成为后代书法的范本。《兰亭集序》共三百二十四字，字态潇洒，笔势流畅，如行云流水，浑然一体，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凡有重复的字都各各不同，“之”字最多，有二十余字，竟全不相同，极尽变幻之能事。此书是王羲之身处美景，酒酣兴逸之时所作，待他酒醒之后，又重新写了许多篇，都不及原作。王羲之对此书极为爱重，传至第七世孙智永，智永临终时将《兰亭集序》托付给了弟子辩才。相传唐太宗醉心于王羲之的书迹，凡传世的真品都搜罗殆尽，独缺最著名的《兰亭集序》，后听说真迹在辩才手中，几次索要不成，便命监察御史萧翼设计赚得，后太宗崩，《兰亭集序》真迹亦殉葬昭陵。
    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的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他死后，族弟王珉继为中书令，故世称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王献之幼年学书，继承了其父的笔法风格，后学习张芝的草书，并且有所创新，张怀瑾《书断》把王献之书列为“神品”，并评其行草书“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东晋南朝时期，论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王献之传》)。王羲之生活在东晋前期县时玄灰风流煽．儒学亦在王导诸人的努力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王羲之素以“骨鲠称”，虽摆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但又不能将儒学完全弃之不顾，所以，他谏止殷浩北伐，以国家安危为重；与谢安书，建议减免赋役、减轻刑罚；与谢安共登冶城，劝谢安不要沉于虚谈浮文，以国事为重。书法乃心迹之体现，所谓字如其人，儒者刚健之风，己身骨鲠之气，反映在书法上，即是他虽变古风，书中仍有雄健之气。梁武帝《书评》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王献之则生活在东晋中后期，当时正是玄盛儒衰之时，献之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时势不同，王献之的审美观点亦与其父相异，他的书法尤其是行书、草书秀美灵动，逸气纵横。唐张怀瑾《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问，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黄庭坚在《山谷题跋》对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了相当恰当的评价：“以右军父子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东晋南朝时期，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都逐渐走向绮靡。王献之的书法更加适应了当时的形势，所以他的书法在南朝时期流传颇广，其名望甚至超过王羲之。《南史》卷四十七《刘休传》云：“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轻，不复见贵。”梁朝陶弘景写信给梁武帝论书，提到：“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钟繇)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全梁文》卷四十六陶弘景《与梁武帝启》)。至唐代，太宗抬高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说“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榜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赢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欤”(《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王献之传》)!直到唐玄宗时期．献之的书法艺术被世人肯定，真正确定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王羲之父子合称“二王”，他们的书法代表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最高水平，对当时的书法艺术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前的书法家，看重的是书法的实用性，而“二王”在宽松的历史环境中，摆脱了各种束缚，任意挥洒，肆意奔放，使书法真正成为了一门艺术，尤其是王氏行书和草书，对后代书家影响至深且巨，整整统治了中国书坛一千多年。
    宋齐时期，王僧虔是最有名的书法家。《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载：王僧虔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叹曰：“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宋孝武帝也长于书法，“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容。”萧道成亦爱好书法，即位后，“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秩中所无者，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王僧虔还曾作过一篇《论书》，将汉魏以来的近三十位著名书法家略加评论，堪称是当时的书法简史。
     梁朝时，王志“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常谓志为‘书圣’”(《梁书》卷二十一《王志传》)。
     陈朝时期，王羲之的七世孙释智永爱好书法，他在寺院的阁楼上苦练书法，乃至三四十年不下楼，用坏的秃笔有十瓮，每瓮皆有数千支，这些秃笔被埋在寺院内，犹如一座坟墓，故称“退笔冢”。勤学苦练之下，智永终于成为一代名家，求书者络绎不绝，把门槛都踩断了，不得不将门槛用铁皮包起来，人称“铁门限”。他曾手书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分送江南寺院，备受珍爱。
    王氏子弟中，还值得一提的是王褒。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限制立碑，书法以帖为主，多用行、草；北方长于碑刻，惯于楷、隶。南方书法飘逸、灵动，得江左风流；北方书法端庄、古雅，袭汉、魏风骨。碑刻难移，书帖易传，在南北交往过程中，南方书帖不断传人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记载：“粱武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另有“陶隐居(陶弘景)、阮交州(阮研)、萧祭酒(萧子云)诸书”。帖在南北书法的交融中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它毕竟不如人，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人才真正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使者。王褒入关后，既有文才，又长于书法，北朝王公显贵经常向他求书或请他撰写碑铭，所以，观《全后周文》王褒的作品，为他人所作的章、表、碑铭竟占了绝大部分。颜之推说他“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琊?’”王褒为书所累，却在北方掀起了学习南方书法的高潮，《周书》卷四十七《赵文深传》曰：“文深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为文深及冀儁而已。……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颜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先推之。”王褒将南方书法带入关中，促进了南北书法艺术的交融贯通，辉煌的隋唐书法以此起步。
    中国古代有书画同源之说，能书者多善画。王氏书法名垂青史，长于丹青者亦不少。王廙工书画，书为王羲之师，画为晋明帝师。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也善画。王氏子弟中最有名的画家则是王微，他是南朝山水画的开创者，著有《叙画》：
            辱颜光禄书，以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而工篆隶者，自以书巧为高。欲其并辨藻绘，核其攸同。
            夫言绘画者，竞求容势而已。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按城域，辩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者变心也。止灵无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曲以为嵩高，趣以为方丈。以叐之画，齐乎太华。枉之点，表夫隆准。眉额颊辅，若晏笑兮。孤岩郁秀，若吐云兮。横纵变化，故动生焉。前矩后方出焉，然后宫观舟车，器以类聚；犬马禽鱼，物以状分，此画之致也。
            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硅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批图按牒，效异《山海》。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呜呼!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画之情也。
王微《叙画》的内涵是“画之致”和“画之情”，即绘画的审美技术传达手段和审美主题情感的表现。王微论山水画，强调一个情字，认为画山水目的不是画地图，而是对于生动变化的大自然心有所感。画山水不能停留在形似上，若无灵动之美，则无生机可言。对于人来说，视觉范围有一定的限制，所见不周，为弥补自然视觉之不足，便有了绘画，有了山水画。人们可以用一枝笔描绘出蕴含生机灵气的山水，这样，山水画就成为美的存在，它能够给人以精神愉悦，激发人们情绪，其美感作用是“效异《山海》”，这是音乐、宝玩所不能比拟和代替的。
    王微的《叙画》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山水画的美学专著，第一次从美学角度来解读山水画，将此前人们以玄学意识看山水，把山水视为玄意的体现，变为以情视山水，在山水自然上倾注主体感情。王微的论述，把对山水的体认从玄学推进到美学，促进了山水画向抒情方向的发展(参见吴功正《六朝美学史》第367——369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魏晋南朝时期，音乐是士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弹琴和清谈、饮酒一样，成为名士风度的标志，《颜氏家训·杂艺》云：“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缺。”因此，在魏晋南朝的史籍中，士大夫擅长音乐的记载，比比皆是，王氏子弟亦不乏其人。
    王敦与王应皆善音乐，《世说新语·豪爽》载：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可见当时熟知艺术已是司空见惯，不知反倒是不正常。同条注石：
              或曰：敦尝坐武昌钓台，闻行船打鼓，嗟称其能。俄而一槌小异，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王)应侍侧曰：“不然，此是回帆槌。”使视之，云“船人入夹口。”应知鼓又善于敦也。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云，王敦在荆州，受元帝猜忌，怨愤不已：
             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
《世说新语·任诞》载：
            王子猷(王徽之)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王徽之传》载徽之奔弟献之丧：
            不哭．直上灵床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 “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渍裂，月余亦卒。
    音乐自古即被儒家借用，成为教化天下的政治工具，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他推崇的是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人们普遍反对礼教的约束，追求率性而行。从王敦与王徽之的所作所为来看，东晋时期的士人谈琴击鼓，已经与儒家的音乐教化作用关系甚微，然而他们也不是纯粹为了追求感官的刺激和生理的愉悦，而是着重表现内心的感情，张扬个性。音乐出之于人心，王敦击鼓，“神气豪上，傍若无人”正是抒发自己的壮志，他在荆州唱“老骥伏枥”，也是表达自己对晋元帝的不满，抒发自己愤怒的心情。王徽之与桓伊“不交一言”，仅以笛声相赏，名士风度尽显。徽之奔献之丧，哀伤之情充满胸臆，欲借琴表达兄弟之情，却又难成曲调，不由长叹“人琴俱亡”，情之强烈，真挚，千载之下仍令人动容。
    南朝时期，长于音乐的王氏子弟也不在少数。《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载：萧道成问王俭：“卿好音乐，孰与朕同?”王俭对曰：“沐浴唐风，事兼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随着佛教音乐的盛行，中国传统音乐努力从中汲取养分，王融造《法乐》十二曲，促进了音乐的发展。这一时期，儒学再度复兴，礼教的作用日益显著，士大夫弹琴已不象东晋名士们那样直抒胸臆，他们追求飘逸自得、畅神肆志的同时，亦有了一此节制，琴声里较少有反抗之音与不平之气。《南史》卷二十八《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记载：
           尝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风月甚美，(褚)彦回援琴奏《别鹄》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王彧、谢庄并在粲坐，抚节而叹曰：“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暂离，不可得已。”
好友聚会，赏美景，以超脱的精神，迎合有道的器具——琴，奏响雅乐，以畅风神，实为人生所难得，难怪王、谢诸人要感慨刀千。
    南朝时期，琅琊王氏子弟不仅在行为、思想上适应了儒学复兴的时代潮流，在音乐上也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自永嘉以后，雅乐散失，后虽经东晋政府的努力搜罗，始终不能完全恢复雅乐，“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南史》卷十八《萧思话传附萧惠基传》)。萧齐时，王僧虔上表请正声乐。《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载：“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他针对“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的现状，上书朝廷，请正声乐。他说到“夫悬钟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礼，八佾为仪。”所谓“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他指斥当时的音乐现状：“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为了尽快恢复雅乐，他建议。‘宜命有司，务懃功课，缉理遗逸，迭相开晓，所经漏忘，悉加补缀。曲全者禄厚，艺妙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刻厉。反本还源，庶可跛踵。”王僧虔留意于雅乐，时流传到南方的雅乐已搜罗殆尽，于是，王僧虔写信给王俭，让他在向北魏派遣使者之时注意搜罗北方的雅乐：“古语云：‘中国失礼，问之四夷’。计乐亦如。苻坚败后，东晋始备金石乐，故知不可全诬也。北国或有遗乐，诚未可便以补中夏之阙，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旧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谓北使会有散役，得今乐署一人粗别同异者，充此使限。虽复延州难追，其得知所知，亦当不同”。王僧虔竭力维护雅乐，在六朝音乐史上有重要地位。
     围棋可启迪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性情，与琴、书、画同为士人风雅的象征。魏晋之际，名士们为避免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常常以下棋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如阮籍母终之时，他正与人下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两晋之际，衣冠南渡，亡国之感，破家之痛，笼罩在士人心上，他们经常沉迷于围棋之中，以暂时忘却心中的痛苦，于是，围棋便有了“忘忧”之称。《晋书·祖纳传》载：“纳好弈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亦忘忧耳。’”东晋中期，随着局势的稳定，清谈的风行，围棋又有了“坐隐”和“手谈”的雅号，弈棋之风更盛。《世说新语·巧艺》云：“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弈棋时对弈者全神贯注，除了棋，俗间尘世皆在神外，堪为坐隐。围棋中又蕴涵着丰富的哲理，纹棋对坐，以手代口，与清谈无异，所以东晋南朝玄风盛行之时，士人对围棋亦乐此不疲。
    琅琊王氏子弟能棋者亦为数不少。王戎居母丧，“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奕棋”(《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与阮籍居丧如出一辙。王廙在书画、音乐之外，还善“博弈”。王恬“善弈棋，为中兴第一”(《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恬蓓》)。梁朝时，王瞻“射猎书记，于棋射尤善。……颇嗜酒，每饮或竟日，而精神益朗赡，不废簿领。高祖每称瞻有三术，射、棋、酒也”(《梁书》卷二十一《王瞻传》)。当时，按照九品官人法，将棋艺分为九个等级，《世说新语·方正》“江仆射年少”条注引范汪《棋品》曰：“(江)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王)导第五品”。《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悦传》载：“导尝共悦弈棋，争道”。《世说新语·排调》云：“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如果说王导父子之间的弈棋反映出的是天伦之乐，那么，刘宋王彧在已知必死之时仍能安然若素的弈棋，表现出的则是面对死亡的从容和镇定。王彧妹为明帝皇后，明帝病重时，担心自己死后皇后临朝，王彧为相，“门族强盛，籍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便派使臣送毒酒赐他自尽。使臣送敕书之时，王彧正与客人下棋，“扣函看，复还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变。方与客棋思行争劫竟，敛子内奁毕，徐谓客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酌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自仰而饮之” (《南史》卷二十三《王彧传》)。如此胸襟，令人叹服。
    按照玄学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思想，士人既要做官，拥有权势财富，又要逍遥无为，不为世俗所累，而书法、绘画、音乐、围棋都可以使人心神远离世俗，故王氏子弟无不以琴棋书画自娱，以此表达他们崇尚自然的情趣。东晋中期以后，琅琊王氏子弟在政治上受压制，他们主要靠文化来展示自己的才华，这也使他们更加倾向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发展，创作出了大量优考紫作品。王氏家学中的文学艺术成就，作为辉煌灿烂的六朝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