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史学源远流长，自孔子撰《春秋》，左丘明作《左传》，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史学已颇具规模。但是，在六朝之前，史学还未能自成一家，只能是经学的附庸。待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其著作之多，体裁之杂，题材之广，类目之齐，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刘宋时设史学馆，与玄、儒、文并重而成为四学之一。六朝时期，略有文采的世家大族子弟，大多留心于史书的著述，私家修史之风甚盛。
    琅琊王氏自王导始，就比较重视史籍修撰。渡江未久，王导即建议设立史官，整理收藏史籍和档案，“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导始启立，于是典籍颇具”(《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此后的王氏子弟，多关注时事，以著史的方式达到以古鉴今的目的，故史学著作颇多，体裁也很广，所著之书，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晋宋之际，王韶之著《晋纪》、《晋安帝阳秋》，萧齐时期，王智深撰《宋纪》，王逡之著《永明起居注》，皆为一朝之史。
    王僧祐的《三吴决录》是地区史。
    王珪之的《齐职仪》是典章制度史。
    王述之作《春秋左氏传解》，王规《续汉书》注，属于对史书的注解。
    王韶之撰《孝子传赞》，王褒撰《王氏江左世家传》，是人物传记。
    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重视世系谱牒，故谱学较盛，江左王氏谱学地位颇为重要，最有名的当属王俭的《百家集谱》。
    此外，王俭在目录学上也很有贡献，曾校勘古籍，依刘歆《七略》撰《七志》，另有《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在辨别学术源流，扩大目录范围和目录分类上有所创新，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目录巨著之一。王俭突破刘歆收书不收图的旧例，新增《图谱志》，又始创“文翰”一目，以诗赋文集属之，即后世之集部。王俭开创了私人编撰书目的先例，为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