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国学屡兴屡废，文化主要通过世家大族的家学传承。陈寅恪先生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授受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东晋南朝时期，南方较为稳定，出自一流高门的琅琊王氏子弟，政治上可以通过九品中正制度入仕为官，“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经济上可利用占田荫客制度广建庄园，拥有自己的门生、故吏、宾客、佃客，过着稳定而且优裕的生活，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涉猎文学艺术领域。王氏家族的家学渊源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使他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为他们能够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更兼儒学独尊地位的解体，使王氏子弟从儒家纲常名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们多博览群书，多才多艺，精通文、史、琴、棋、书、画。如王虞“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奕、杂伎”(《晋书》卷七十六《王廙传》)。王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东晋南朝特殊的文化环境，造就了琅琊王氏的文学艺术成就，反过来，琅琊王氏的文学艺术成就，又对东晋南朝的文化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王肃、王褒的北奔，王氏家学中所蕴含的江南文风和王氏书法又传播到北方，推动了南北文学艺术的交流。     鲁迅先生有言，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三国时，曹丕著《典论·论文》，将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在统治者的提倡下，三国两晋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如建安七子、阮籍、嵇康、左思、陆机、陆云、陶渊明等人。南朝时期，大多数君主都看重臣子的文学修养，《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称：“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梁书》卷十四传论：“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故“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梁书》卷四十一《王承传》)。在这种环境中，王氏子弟多重视文学素养的培养。
   西晋时期，王衍诸人以谈玄著称，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学著作。当时玄学大行，玄言诗随之兴起，“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文心雕龙·时序》)。故钟荣《诗品序》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秀美清丽的江南美景吸引他们纵情于山水之间，闲情游戏之暇，势必意欲表达之，于是，他们的作品中逐渐出现了一些优美的写景句，初步扭转了玄言诗的风格，山水诗脱颖而出。东晋永和九年 (353)，王羲之、孙绰、谢安等人会于兰亭，曲水流觞，对景赋诗。王羲之的《兰亭诗》云：“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英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第89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既有玄言诗的特征，又有山水诗的色彩。兰亭集会的名士们所作的诗篇后来编在一起，王羲之为之作序，即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
              水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兰亭集序》分为两部分，前面叙事、写景，后面抒发自己对宇皇的见解：“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全文情理并茂，虽带有玄学色彩，但语言质朴，基本摆脱了玄言体的枯燥、寻味，其前写景后论理的写作方式，也给后世的散文家们以启示。
   东晋后期，王珣以才学文章被孝武帝看重，孝武帝崩后，哀册谥议，都是王珣起草，被称为“大手笔”。其侄王诞亦有文才，《宋书》卷五十二《王诞传》载：王诞“少有才藻，晋孝武帝崩，从叔尚书令珣为哀策文，久而未就，谓诞曰：‘犹少序节物一句。’因出本示诞。诞揽笔便益之，接其秋冬代变后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珣嗟叹清拔，因而用之。”
    进入南朝，王氏子弟多幼年即开始学习经史子集，更以文化见长。王僧达“少好学，善属文”(《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王训“文章之美，为后进领袖”(《梁书》卷二十一《王训传》)。王泰亦有文才，梁武帝经常令群臣在宴会上即席赋诗，且在蜡烛上标出刻度，限时完成，王泰才思敏捷，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深得武帝赞赏。王规“年十二，《五经》大义，并略能通。……天监十二年，改构太极殿，功毕，规献《新殿赋》，其辞甚工。……(梁武帝)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诏为侍中”(《梁书》卷四十一《王规传》)。王籍“七岁能属文，及长好学，博涉有才气，乐安任昉见而称之。尝于沈约坐赋得《咏烛》，甚为约赏。……至若琊溪赋诗，其略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为文外独绝” (《梁书》卷五十《王籍传》)。王籍诗歌学谢灵运，“时人成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严周”(《南史》卷二十一《王籍传》)。
     在众多王氏子弟中，对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王俭、王融、王筠和王褒。
    王俭是萧齐前期文坛的核心人物， “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王俭的家为学士馆，他对才学之士多所引进，“虽单门后进，必加善诱”(《全梁文》卷四十四任昉《王文宪集序》)。《南史》卷四十九《王谌传》说：“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在王俭等人影响下，齐梁文学，皆注重对偶，以用典为长。不过，王俭本人的文章，用典还不算太多。
    王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永明九年(491)，他作《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永明十一年(493)，王融负责接待北魏使者房景高、宋弁，宋弁问道：“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房景高说：“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可见王融的文名早已传到了北朝。王融对南朝诗歌的贡献，不在《曲水诗序》，而在他和其他几位文学家、诗人开创的一种新的文体——永明体。《梁书》卷一《武帝纪上》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南史》卷四十八《陆慧晓传附陆厥传》曰：“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识音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梁书》卷四十九《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眺、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踰往时。”竟陵八友的诗歌已经基本摆脱了玄言诗的艰涩，易于诵读，他们将声律引入诗歌，是中国诗歌走向格律诗的开端，因此，王融诸人不仅推动了齐、梁、陈文学的发展，还为唐代律诗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王筠(481——549年)，字元礼，一字德柔，王僧虔之孙。王筠自幼好学，七岁能属文，年十六，曾作一篇《芍药赋》，文辞华美，轰动一时。王筠长大成人后，文才与从兄王泰齐名。陈郡谢览、谢举兄弟，也有文名，当时的文坛领袖，尚书令沈约常说：“谢有览举，王有养炬。”炬是王泰小字，养即王筠小字。沈约每见王筠的文章，咨嗟吟咏，自以为不如，感慨“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有一次，沈约在朝臣宴会上对王志说：“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步。谢眺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南史》卷二十二《王筠传》)。王筠晚年自编文集，以历任官职为集名，有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共100卷。今存张溥辑《王詹事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王筠勤奋好学，自称“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  《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又曾与家人子弟谈起家世，称：“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
    王褒于梁末入西魏，将江南文风带入北方，充当了南北文学交流的使者。
    永嘉以后，中国南北分立，南北方文学差别很大。南朝较为稳定，统治者多注重文化，文人士子，咸以文学相尚，名家辈出，佳作频现。《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序》曰：“自中原沸腾，五马渡江，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至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于俱集。”而北方自永嘉之后，天下分崩，战乱不息，生灵涂炭，人们汲汲于保全性命，无暇搞文学创作，《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序》云：“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直到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尤其是迁都洛阳后，才开始重视文学。“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当时，由于政治和地域的不同，南北文风迥异。《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曰：
              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北朝文学文辞平淡质朴，南朝文学文辞轻绮艳丽，在南北交往过程中，入北的南方士人，将南朝文学介绍到北方，令北朝人叹赏不已。《魏书》卷八十二《祖莹传》载：“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人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尽管彭城王元勰记错了诗名，但他对王肃的诗“甚嗟其美”，说明他对南朝文学极为欣赏。又据《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冲觉寺”条，清河王元怿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辏，王肃侄王翊，“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为“清河王友”(《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
    王肃诸人的诗歌，带有明显的南朝文风，甚为北人欣赏，但他们并不以文学见长，在南北文学交流过程中虽有影响却不显著。梁末入北的王褒则是当时的文学大家，他和另一位文学家庾信在南北文学交流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推动了江南文风的北传。
    梁、陈时期，流行一种词句艳丽，内容空虚的文体，即宫体诗，这是诗歌发展中不够健康的潮流，但它讲究声律，注意措辞，强调形式美，对唐朝律诗的形成颇有影响。王褒在南朝时是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他写的《燕歌行》描写征夫思妇的相思之苦，开头写到：
    初春丽景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
    蔷薇花开百重叶，杨柳拂地数千条。
此诗清新流丽，是南朝文学的典型代表。梁末，王褒被迫入魏，过黄河的时候，他写下了著名的《渡河北》：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
    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秋风吹动枯叶，使王褒联想起洞庭湖的水波，可一看到黄河边上的亭障哨卡，又使他知道自己已经身在北国。远离故土，听到异地的音乐，更加增加了心中的悲伤。天色已晚，老马也不知何处而去。诗中充斥着悲凉的情绪，与前期的诗风，大相径庭。
    王褒入西魏不久，北周建立，“时陈氏与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庾)信等十数人。高祖(宇文邕)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王褒流寓北土，乡关之思、异域风情的强烈感情冲击，使他创作出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诗赋文章中，既有南方的绮靡文风，又吸收了北方诗歌悲凉、慷慨的格调，将南北文学融合起来，在当时影响很大，时人以为他和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成为隋唐融合南北诗风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