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时期，随着皇权的加强，为皇权政治所需的儒学日显重要，与现实政治无关的玄学则趋向衰亡，而儒学的治世功效在当时主要表现在能重建并维护封建秩序的礼学之中，因此，王弘以礼自持，王俭以礼治国，从而使琅琊王氏家族越来越趋向于礼，重振儒学家风。梁、陈两朝，是琅琊王氏家族走向衰亡时期，也是其家传儒学得到进一步巩固而玄学影响日渐减少时期。
    南朝统治者多注重文化，以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梁书》卷二十一《王暕传》)。故《宋书》卷七十六《宗愨传》云：“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愨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称：“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梁书》卷十四传论：“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梁书》卷四十一《王承传》曰：“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在这种社会风气中，王氏家族特别重视对子弟的文化教育。当时的王氏家学，虽以儒学为主，玄学、佛教、道教以及书法、绘画、音乐等亦是重要组成部分，王氏子弟多在幼年时期便接受儒、玄、佛、道、琴棋书画乃至医方、卜筮、阴阳、数术等各方面的教育，多才多艺者史不绝书。《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曰：“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尽管王氏子弟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作为，在文化上仍堪称一流，这正是琅琊王氏在丧失政治上的优势后，能始终保持一流高门社会地位的原因，也是当时的高门士族维持家族门户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田余庆先生言：“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子弟虽涉猎甚广，但他们所接受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却是儒家经术。《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称：“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故王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王筠“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革》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王筠传》)。
    经学本来就是封建文化的核心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且，经学不仅是学术，它首先是政治，与仕途息息相关。梁武帝天监年问，制九流常选，规定“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梁书》卷二《武帝中》)。《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载：梁武帝即位，“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505)，梁武帝建国子学，下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规定“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天监七年(508)，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宜大启庠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蘸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天监九年(510)，梁武帝命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够上年龄的皆人国子学受业。正因如此，梁朝王氏子弟多由国子生入仕。如王训“补国子生，射策高第，除秘书郎”。王佥“补国子生，祭酒袁昂称为通理。策高第，除长兼秘书郎中”(《梁书》卷二十一《王暕传附王训传》、《王份传附王佥传》)。王通“梁世起家国子生，举明经，为秘书郎、太子舍人。”王劢“梁世为国子《周易》生，射策举高第，除秘书郎”(《陈书》卷十七《王通传》)。王质“补国子《周易》生，射策高第”(《陈书》卷十八《王质传》)。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
    随着儒学的渐兴，琅琊王氏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三世国师”。南齐时，王俭为国子祭酒，梁初，其子王暕又为国子祭酒，王暕的长子王承尤好儒学，“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唯承独好之，发言吐论，造次儒者”，后来也曾任国子祭酒，“承祖俭及父昧尝为此职，三世为国师，前代未之有也，当世以为荣”(《梁书》卷四十一《王承传》)。
    无论是王氏子弟的以国子生入仕，还是三世国师的出现，都说明经过宋、齐两朝的重振儒学之后，琅琊王氏家族的家传儒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儒学渐兴相对应的是玄学的日渐衰微。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衰落，玄学渐趋衰亡，但其余波犹存，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占有一席之地，以玄学为业者也大有人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云：“何晏、王弼，祖述玄宗，……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梁朝时期，琅琊王氏尚不乏善谈之人，如《梁书》卷二十一《王份传》载：梁武帝曾于宴席间问群臣：“朕为有为无?”有、无问题自曹魏以来一直是玄学中的重要问题，梁武帝提出此问，也是针对当时儒学复兴，玄学流风尚在的实际情况而发的，正当群臣面面相觑之时，王份巧妙回答：“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暗含推崇梁武帝之意，武帝大悦。
    赵翼称：“梁时所谈，亦不专讲《五经》。……《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梁简文帝曾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二者互相质难，又令中庶子徐擒“驰骋大义，间以剧谈”，徐擒“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人慑气，皆失次序。”唯有儒者戚衮“时骋义，擒与往复，衮精采自若，对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  (《陈书》卷三十三《戚衮传》)。经学已经成为谈辩之资，与玄学、佛教的交融进一步加深了。在时风熏染之下，王氏子弟多兼通儒、玄、佛，成为三教合流的一个缩影。待到陈朝，琅琊王氏经侯景之乱的洗劫，人物更加凋零，不仅在政治事变中无足轻重，文化方面，尤其是玄学方面也已无骄人之处，昔年，曾有“麈尾扇是王谢家物”(《南齐书》卷二十六《陈显达传》)一说，此时的王氏子弟却已经是“玄言非所长”(《陈书》卷二十一《王固传》)，“人物扫地尽矣”(《南史》卷二十四传论)。
    陈朝末期，琅琊王氏子弟除王克作到尚书右仆射，王猛为镇南大将军外，其他诸人官职均不高，不仅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文化上也非一流，只能凭琅琊王氏这一招牌保持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公元589年，隋军攻人建康，陈朝灭亡了，南朝到此结束，琅琊王氏也走到了尽头。《南史》卷二十四传论曰：
           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灭。”观夫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专乎。及于陈亡之年，淮流实竭，曩时人物扫地尽矣。斯乃兴亡之兆已有前定。
此论确切地说出了王氏兴衰的根源——人物，当然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王氏子弟身上的文化因素。魏晋以来，从王戎、王衍到王导、王弘、王俭，既是政治家，又领袖思想文化论坛，同时期的王氏子弟，各有所长，名重一时，共同维护了琅琊王氏大家族的地位。待到陈朝末年，“曩时人物扫地尽矣”，琅琊王氏作为一个门阀世族也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