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导死后，琅琊王氏丧失了与皇室“共天下”的政治地位，进人中衰时期。东晋中期，能够进入权力中枢的王氏子弟唯有王彪之一人。至于其他王氏子弟，随着政治地位的丧失，大多远离权力中心，沉迷于游山玩水，饮酒清谈，过着恬静而无忧无虑的生活。《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羲之辞官之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他曾写信给谢万称：“……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讌，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琊!”
    当时，玄风流煽，“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宋书》卷十四《礼一》)，王氏子弟的儒家治世思想淡漠了，老庄色彩日渐浓厚，礼教束缚亦进一步减轻。如王献之听说吴郡顾辟强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人。时辟强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强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王献之传》)。将王献之赶出了门。更有甚者，步王澄后尘，走向任诞放达。王恬“性傲诞，不拘礼法”，谢万往见，他停客不理，“沐头散发而出，据胡床于庭中晒发，神气傲迈，竟无宾主之礼”(《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恬传》)。王徽之“卓荦不羁，欲为傲达，放肆声色颇过度。时人钦其才，秽其行也”(《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条注引《中兴书》)。
    东晋后期，门阀士族日趋腐朽无能，门阀政治趋于没落，孝武帝开始加强皇权。琅琊王氏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王珣，适应了孝武帝为加强皇权而重用儒生、振兴儒学的历史趋势，初步扭转家族学风。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珣传》云：王殉“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他与殷仲堪、徐邈恭、郗恢等人皆以才学文章为孝武帝信重，与他们同时被重，还有范宁和王雅。
    《晋书》卷九十一《徐邈传》云：“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补朝廷之阙。”徐邈，东莞姑幕人(今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勤行励学，博涉多闻”，为“东州儒素”，值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时，被谢安举荐至朝廷。
    范宁“少笃学，多所通览”，在“浮虚相扇，儒雅日替”东晋中期，他“崇儒抑俗”，指责何晏、王弼“蔑弃典文，不尊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认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范宁任余杭令、豫章太守时“大设痒序”，广聚生徒，“课读《五经》”，史称“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
    王雅，东海郯人(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是曹魏大肃曾孙，他居官“以干理著称”，“性好接下，敬慎奉公”，时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似仍保持其家族的儒学之风。当时，王恭与殷仲堪皆为著名的清谈名士，王雅却以为他们“无当世之才，不可大任”(《晋书》卷八十三《王雅传》)，力谏孝武帝对二人不可委以藩镇重任。与此相反，王雅极力向孝武帝推荐王珣，《世说新语·谗险》载：“孝武甚亲敬王国宝、王雅。雅荐王珣于帝，帝欲见之。尝夜与国宝、雅相对，帝微有酒色，令唤珣，垂至，已闻卒传声。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倾夺要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可别诏也。’帝然其言，心以为忠，遂不见珣。”据此可推知，王雅应与王恭、殷仲堪思想差距较大，而与王珣却有相似之处。
    徐邈、王雅的原籍皆与王珣的原籍琅琊接壤，范宁父范汪，幼年时曾得王澄赞赏，认为必兴范氏，范宁子范泰与王珣子王弘洪系密切(《宋书》卷六十《范泰传》：元嘉初，宋文帝急欲加强皇权，时王弘辅政，范泰对王弘说：“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建议他举荐文帝弟彭城王义康同嗣辅朝政。若非至交，恐说不出此肺腑之言)，可能他们三人与“当今名流”王珣早有交往，且徐邈、王雅、范宁皆以儒学事孝武帝，王珣与他们同被孝武帝信重，若说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田余庆先生称：“振兴皇权必与振兴儒学相辅而行，这两者的诸多事迹，都见之于孝武帝一朝。虽然成效不多，但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珣振兴琅琊王氏儒学传统的成效也不甚明显，但却为其子王弘真正重振儒学家风奠定了基础。
  《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称：王弘“少好学，以清恬知名。”《南史》卷二十一《王弘传》云：“弘少好学，以清悟知名。”从此文中，我们不能确定王弘的学习内容，但“清恬”、“清悟”，却告诉我们王弘显然接受过玄学教育，在“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的世风下，王弘也谈玄，“轻率少威仪”，颇有名士风度，与玄学名家谢混等人交往甚密。后王弘任江州刺史时，无人堪为清谈对手，甚感无聊，闻听大名士陶潜在当地隐居，便亲自登门拜访，陶潜却称疾不见。后王弘打听到陶潜好饮酒，便以酒为媒，与之结交。《晋书》卷九十四《陶潜传》云：“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问候之。”尽管王弘谈玄不辍，但太元年间孝武帝加强皇权、振兴儒学的努力，无疑会对王弘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他承袭了王珣的重儒之风，严格按照儒家礼教要求自己，“造次必存礼法”。儒家思想已成为王弘立身行事的主要准则，贯彻到政治实践中，便是积极入仕，追随刘裕、刘义隆父子建功立业，直至首辅之位。
    史载王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其为政方针与王导的“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明显不同，更与王徽之的“蓬首散带，不综府事”(《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附王徽之传》)有天壤之别。四代人，三种从政方式，究其原因，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个人修养密切相关。王导生活在皇权政治向门阀政治过渡的两晋之际，本人玄儒双修，引道入儒确立了清静无为的为政方针。王徽之生活在琅琊王氏家族中衰的东晋中期，本人重玄轻儒，故逍遥无为，远离权力中心。王弘则处在门阀政治结束而皇权政治重趸的晋宋之际，刘裕、刘义隆父子都竭尽全力加强皇权，与东晋自主弱臣强相比，权力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统治者，刘裕在统治思想方面除儒学别无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儒学本身包含着有利于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因素，如天道观及“大一统”的思想，其礼学更对政治混乱过程中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有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儒家的积极入仕，注重品德修养的主张才能造就出统治阶级需要的官吏。尤其刘裕起自军队基层，其属下虽军事人才济济，但政治方面的人才却奇缺，这使他不得不大量起用文化水平高，并积累了一定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的高门土族，协助自己治国平天下。在这些人中，特别受到刘宋政权青睐的是熟悉朝典，勤于政务的人，而不是风流相尚，“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资治通鉴》卷九十，太兴元年)之辈《宋书》卷六十《王准之传》曰：“准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在这样的形势下，有识之士意识到，为门阀政治服务的玄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颜氏家训》卷三《勉学》)。当务之急，是将能够造就出统治阶级需要的官吏的思想学说——儒学，提到首位。这便是王弘以礼自持并实行礼法政治的主要原因，也是琅琊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在晋宋之际由玄盛儒衰转向重儒的政治、文化背景。
    王弘竭力辅佐的宋文帝不断加强皇权，压制士族。面对皇权的进逼，王弘没有象王敦、谢晦那样举兵反抗，他选择了退让，一方面是因为皇权已加强，而自己并无王敦、谢晦的实力，要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就不能在朝中争权夺利。另一方面，也与他尊奉的儒家学说有关，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中央集权，“君为臣纲”更为历代帝王大肆宣扬。王弘“造次必存礼法”，不敢也无力对抗皇权，只能退让。作为政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王弘的仕途经历可以折射出皇权不断加强的轨迹，他重振儒学家风，也正是皇权政治取代门阀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总之，晋宋之际，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身为政治斗争中风云人物的王弘等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政治转型的信息，及时扭转了自己的文化发展方向。他们仍然读《老》、《庄》，诗酒自娱，但放浪形骸，旷达不羁的激烈行为已不多见，而是尽量收敛，将自己的行为束缚在礼教范围之内。以王弘为代表的王氏子弟，在为人行事上转向重礼法，为儒学在经过玄、佛、道思潮强有力的冲击之后重新崛起，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正如王导当年将琅琊王氏推上顶峰之时，将家族学风引向儒玄并重一样，王弘在树立琅琊王氏的另一里程碑时，基本扭转Tt氏家族的放诞任达之习，重振儒学家风。琅琊王氏为一流高门，王氏子弟的思想、行为对当时的社会影响较大，王弘“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此后的士族名士，虽仍以玄学相标榜，却开始热衷于礼学，服膺于礼教，出现了一批精于三礼的学者和礼学著作，如皮锡瑞所说：“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7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