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隋朝的短暂统一，历史进入了辉煌的大唐王朝。琅琊王氏由隋入唐，并在唐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文治政策的背景下，借助其家学，在唐朝历史上一度显赫，相继出了四任宰相。
    唐朝时期，琅琊王氏各分支，以王褒的后人崛起最早，势力最大。
    王鼐有八子，长子弘让、次子弘直最为知名，其余六子中，三子弘度、四子弘仁、六子弘训未仕，五子弘义仕至荆王属，七子弘道为丹徒令，八子弘艺为膳部郎中，皆为中下层官吏，他们六人的后代多不显。
    王弘让在唐太宗时任中书舍人，专掌机密，他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奠定了子孙显贵的基础。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弘让子孙可考者四十七人，长子方士仕至临邛令，次子方则仕至光禄卿，三子方泰为太府少卿。孙辈多为州郡官吏，七代以后陷入沉寂。
    王弘直，官至魏州刺史，有子五人，其中四子王琳最为知名，其后世子孙也最为昌盛，成为唐朝时期琅琊王氏最有代表性的房支。
    王綝，字方庆，有盛名于初唐。王綝“博学好著述，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询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故时人编次，名曰《礼杂答问》(《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王綝传》称为《杂礼答问》)。”王綝十六岁起家为越王府参军，武则天时，累迁广州都督。广州近海，每年都有一些外国商人携带奇珍异宝来中国贸易，前任都督无不贪求宝货，激化了与商人的矛盾。王綝在镇数载，为政清廉，秋毫不犯，执法严明，境内肃然，“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王琳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表彰，升任宰相。在当时朝中的李、武斗争中，他站到了李氏一边，《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王綝传》赞曰：
    李德裕著书称：“方庆为相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尚在远，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仓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虽造次不忘悟君于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动群臣，示中兴之渐，所谓人难言者，于方庆难乎哉!德裕之称，为不诬矣。
王綝的政治建树主要在礼制方面，曾多次据礼向武则天进言，均被采纳。王氏家学中礼制部分仍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王綝的六世孙王玙在唐肃宗时期也曾出将入相，不过他并没有对唐王朝作多大的贡献，其飞黄腾达也与此前所有的王氏子弟不同。《旧唐书》卷一百三十《王玙传》记载：“王玙，少习礼学，博求祠祭仪注以干时。开元末，玄宗方尊道术，靡神不宗。玙抗疏引古今祀典，请置春坛，祀青帝于国东郊，玄宗甚然之，因迁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玙专以祀事希倖，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祐，近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肃宗即位后，笃信道教，王玙投其所好，“肃宗亲谒九宫神，殷勤于祠祷，皆玙所启也”，甚为肃宗赏识。累迁太常卿，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绛等州节度使，后来便被提拔为宰相。由王玙凭借宗教祭祀活动而得宠来看，王氏家学中的礼制、文学、艺术等皆已不显。
    王玙的曾孙王抟在唐昭宗时两度为相，是时，唐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朋党纷争。王抟与另一宰相崔胤发生了矛盾，被其诬为党附宦官，赐死。
    王綝、王玙、王抟在唐朝为相的时间分别是初唐、中唐和晚唐，其家族与唐王朝相始终，又形成了不小的势力，但是，这时的王氏子弟，已不再自称是琅琊王氏后代，而是“咸阳王氏”，特定意义上的“琅琊王氏”已经不复存在。
    至于其他支系，分散各地，子孙零落，整理史籍、墓志，可选几位代表性人物简单介绍。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王猛的曾孙王璿在武则天时也曾为相，但史书中既没有他的传记，其他传记中也没有记载他的事迹，想来应该是一个极其平庸的宰相。王璿有七子，长子大有为左卫中郎，次子同人为泗州刺史，三子既济仕至荆府功曹参军，四子休明为南和尉，五子休光为博州别驾，六子休名为相州刺史，七子休言仕至解令，孙辈不显。我们虽不能确定他的郡望，但从王褒的后人也可推知，王璿也不会被称为琅琊王氏，因为特定意义上的“琅琊王氏”已经不复存在。
    王仲丘，唐玄宗时历仕左补阙内供奉、集贤惰撰、起居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曾根据《贞观礼》、《显庆礼》中的典章制度制定《大唐开元礼》150卷，是当时的礼学名家。(《新唐书》卷二百《王仲丘传》)
    王无竞，字仲烈，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孙，父侃，棣州司马。史载“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东莱”。无竞素有文学才华，早年参加下笔成章科举及第，与当时的诗人陈子昂为友，曾参与武则天时期《三教珠英》的修撰。王无竞起家赵州栾城县尉，仕至殿中御史，因得罪宰相宗楚客、杨再思被贬为太子舍人，神龙初年，再贬为苏州司马。张易之被杀后，无竞因曾与张易之等人交往，被贬岭南，死于广州，年五十四。(《旧唐书》卷一百四十《王无竞传》)
    王绍宗，“扬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书铨曾孙也”。他少年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因家贫寓居寺院，靠为人抄写佛经为生，但每月只要赚够生活费，便不再抄经，清净自守，近三十年。徐敬业于扬州起兵造反，听说王绍宗名望甚高，遣使征他为官，绍宗称疾固辞。徐敬业又令唐之奇亲诣寺院逼绍宗就范，绍宗坚持不仕。徐敬业大怒，将欲杀之。唐之奇说：“绍宗人望．杀之恐伤士众之心。”由是获免。徐敬业失败后，行军大总管李孝逸将王绍宗的事迹上报朝廷，武则天召王绍宗赴东都，引入禁中，亲加慰抚，擢拜太子文学，累转秘书少监，侍皇太子读书。绍宗性淡雅，以儒素见称，当时朝廷之士，皆敬慕他，甚至张易之兄弟对他亦加礼敬。张易之被杀，王绍宗因与之交往被免官，卒于乡里。(《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王绍宗传》)
    王同皎，“相州安阳人，陈驸马都尉宽曾孙也。”唐中宗尚为太子时，同皎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后与桓彦范、李多祚等大臣共谋诛杀张易之，迎中宗复位，以功拜右千牛将军，封琅邪郡公，安定郡主进封公主，同皎因之拜驸马都尉，迁光禄卿。神龙二年(706)，同皎以武三思专权任势，谋为逆乱，于是招集壮士，准备趁为武则天发丧之机劫杀武三思，不料谋泄被杀。睿宗即位后，令复其官爵，追赠太子少保，谥为忠壮。后《旧唐书》和《新唐书》皆将王同皎列入《忠义传》。王同皎子繇，尚玄宗女永穆公主，拜驸马都尉，死后追赠太傅。繇子潜，字弘志。以帝外孙，补千牛将军，选尚公主，固辞。历任将作监、左散骑常侍、泾原节度使，皆能称职。穆宗即位，封琅邪郡公，转为荆南节度使。大和初年，任检校尚书左仆射，死后追赠司空。(《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一《王同皎传》)
    王丘，是王同皎从兄左庶子同睦之子。王丘十一岁时，参加童子举考试，同辈人皆以诵经为主，唯王丘以文辞见长，由是知名。弱冠，又参加了制举，拜奉礼郎。王丘志行修洁，尤善词赋，深为族人王方庆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称赏。长安年间，历任偃师主簿、监察御史。开元初，累迁考功员外郎。此前，考功举人之际，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多至数百人，自王丘上任后，严格考核，登科者每年仅满百人。时人以为自武则天以后数十年间，没有人能超过王丘的。后王丘迁吏部侍郎，典选累年，以平允见称。他擢用的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皆为一时之秀。不久王丘转任尚书左丞，十一年，拜黄门侍郎。是年山东大旱，为安抚百姓，唐玄宗选朝臣为山东诸州刺史，王丘出为怀州刺史，在职清严，吏民皆敬慕之。因政绩卓著，很快入朝为尚书左丞，丁父忧去职，服阕，拜右散骑常侍。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卒，中书令萧嵩与王丘有旧，准备推荐王丘为相，王丘固辞，转而推荐尚书右丞韩休。待韩休为相，遂荐举王丘代崔琳为御史大夫。因丘讷于言词，奏书多不称旨，不久转为太子宾客，袭父爵宿预男，因患病，拜礼部尚书，随即致仕。王丘历任要职，固守清俭，未尝受人馈遗，宅第车马，颇为敝陋。致仕之后，几乎无钱买药，玄宗知道后，专门下诏褒奖其廉洁，并给予全部俸禄。天宝二年(743)，王丘病卒，追赠荆州大都督。(《旧唐书》卷一百《王丘传》)
    王远知，祖景贤，梁江州刺史，父昙选，陈扬州刺史。远知降生前有许多异兆，据传其母怀孕时，白昼梦见有灵风集于身。有沙门宝志预言：“生子当为神仙之宗伯也”。后王远知成为隋唐时期著名的道士，为道门一代宗师。
    王远知从小聪敏，博览群书，入茅山拜陶弘景为师，学习道术，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陈后主听到远知的名声后，曾召人重阳殿，令讲论道法，甚见嗟赏。杨广为晋王时，镇扬州，曾召见王远知，因他以方术将黑发变白，杨广惧而遣之。杨广即位后，再召王远知，并执弟子之礼，为他在都城建玉清玄坛。李渊图谋起兵时，王远知密传符命，为其制造舆论，唐朝建立后，王远知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礼敬。唐太宗为秦王时，曾与房玄龄微服见王远知，远知告诉他，“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即位后，欲加重位于远知，远知固请归山。贞观九年(635)，太宗敕润州于茅山置大受观，度道士二十七人，并降玺书云：“先生操履夷简，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非夫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笈者，其孰能与此乎!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近览来奏，请归旧山，已有别敕，不违高志，并许置观，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届江外，所营栋宇，何当就功?伫闻委曲，副兹引领。近已令太史薛颐等往诣，令宣朕意。”是年，王远知卒，终年126岁。高宗时追赠远知太中大夫，谥为升真先生，武则天时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改谥升玄先生，恩宠不衰。王远知精通《易》学，曾著《易总》一书，已轶。(《旧唐书》卷二百二《隐逸列传·王远知传》)
    王定，隋朝时以衣冠子弟入仕，入唐后历任齐府直文学、少府监中署令，加朝散大夫，以绘画著称于世。其子王璀，武则天时为千福寺上座，应是一位佛教徒。(《唐代墓志汇编·大唐故朝散大夫王定墓志》，第8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唐朝时期的琅琊王氏，因社会形势的变化，家族优势不再，琅琊王氏后人凭借家学传承，多以科举入仕，或联姻帝室、名族，曾一度显赫。但唐朝统治者采取的推行科举制、编修《氏族志》等打击门阀制度的一系列措施，使琅琊王氏的个别分支仅可以维持中等士族的地位，其他分支则与庶民无异。唐朝诗人刘禹锡作《乌衣巷》，感慨沧海桑田，人生多变，恰切的描述了琅琊王氏家族的零落：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