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王敦、王导率族人南迁。从东晋开始，琅琊王氏虽仍保留了旧称呼，但他们的根基已经定在了江南，一直到萧齐时期，随着王肃的北奔，琅琊王氏的影响才再度扩展到北方。
   （一)王肃入魏及琅琊王氏家族在北方的发展
    王肃(463——501年)，字恭懿，初仕南齐，历任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永明十一年(493)，任雍州刺史的王肃父王奂，因擅杀部属而招致家族大难，王奂死于乱军之中，其子融、琛、彪、爽、弼及女婿殷叡皆被杀，王肃幸得逃脱，投奔北魏。
    当时正是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他锐意改革，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文化。王肃到北魏后，因出身江南第一高门，身份尊贵，所以很快得到魏孝文帝的接见。“高祖幸邺，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王肃先向孝文帝哭诉了自己家庭的不幸，“辞义敏切，辩而有礼，高祖甚哀恻之。”王肃出自琅琊王氏，显赫的家世使他自幼耳濡目染，熟悉江左的国典朝章，对北魏的改革也颇有见解，为引起孝文帝的注意，王肃对孝文帝谈及治国之道，“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高祖嗟纳之，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也”(《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
     王肃因灭家而入魏，对萧齐政权怀有刻骨仇恨，正值孝文帝有意统一南北，王肃乘机“言萧氏危灭之兆，可乘之机，劝高祖大举。于是图南之规转锐”(《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王肃来自南朝，对萧齐的军事部署非常熟悉，孝文帝的数次南伐，皆向王肃咨询，《魏书》卷六十八《高聪传》说：“高祖锐意南讨，专访王肃以军事。”孝文帝利用王肃强烈的复仇心理。命他到南部边境领兵攻南齐，并给予很大的权力。太和十九年(495)，“诏肃讨萧鸾义阳。昕招募壮勇以为爪牙，其募士有功，赏加常募一等；其从肃行者，六品已下听先拟用，然后表闻；若投化之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于是假肃节，行平南将军。肃至义阳，频破贼军，降者万余”(《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因功进号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太和二十二年(498)，王肃以破萧齐将裴叔业功，进号镇南将军，封汝阳县开国于，食邑三百户。景明元年(500)，裴叔业以寿春降北魏。南齐萧懿、李叔献率军讨伐，逼近寿春，四月，“彭城王勰、车骑将军王肃大破之，斩首数万。……六月，……车骑将军王肃加开府仪同三司”(《魏书》卷八《世宗纪》)。王肃在边境，“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以诚绥纳，咸得其心”(《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为北魏稳定南部边境作出了贡献。
      但是，北魏统治者对南朝的流亡者并不放心，《魏书》卷三十八《王慧龙传》载：北朝贵族“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孝文帝虽对王肃信任有加，“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但实际上对他是有所防备的。《魏书》卷七十《傅永传》载：“王肃之为豫州、以永为建武将军、平南长史。咸阳王禧虑肃难信，言于高祖。高祖曰：‘已选傅修期为其长史，虽威仪不足，而文武有余矣。’肃以永宿士，礼之甚厚。永亦以肃为高祖眷遇，尽心事之，情义至穆。”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死，遗诏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人共同辅政。任城王元澄以王肃是南朝流亡者，对他在己之上极为不满，扬言：“朝廷以王肃加我上尚可。从叔广阳，宗室尊宿，历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肃居其右也?”王肃听说后，“恒降而避之”(《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即便如此，还是被元澄奏劾，说他图谋不轨，意欲叛逃，幸而查元实据，才未掀起轩然大波。很显然，北魏皇室对王肃并不放心，在军事上、政治上加以限制，这使王肃很难进人权力中枢。景明元年(500)，王肃又被派到了南方前线，担任扬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与权力中心更加遥远了。
     王肃不仅在政治上受排挤，他的生活习惯也遭到北朝权贵的嘲笑。《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条载：   
           (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臭逐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讌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人们所居住的区域不同，各地物产不同，饮食习惯自也不同。王肃远离故土，不得不适应北方的习俗，但鲜卑贵族以北方风味为大邦，视南方物产为小国，以茗饮为酪浆之奴，是为了显示他们的优越地位及其对南人的轻视。王肃孤身居北国，也不得不低头，但从另一方面，他的南方习俗，对北方也有一定的影响，以致有一部分北朝贵族开始学习南方的饮食习惯，刘缟即是其中之一。
    王肃在北朝仅生活了八年，八年间，他得到孝文帝的垂青，升迁迅速，直至宰辅之位。尽管王肃的官职是在历次南伐的过程中逐渐提上来的，但他对北朝的主要贡献却不在武略，而在文韬。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南方汉族政权，带有严重的奴隶制残余。入主中原后，北魏统治者为适应中原的形势，不得不学习汉族政权的统治制度和统治经验，并逐渐接受了汉族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在孝文帝统治期间，更是大力弘扬儒家礼教，史称孝文帝深慕华风，“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他指出：“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七，永明八年)。孝文帝多次强调：“夫先王制礼，所以经纶万代，贻法后昆”(《魏书》卷一百零八《礼志一》)，“营国之本，礼教为先”(《魏书》卷十九《任城王传》)，“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魏书》卷一百零九《乐志》)。孝文帝积极推行汉化，而他最好的学习对象是与之敌对的南朝。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汉魏以来各类典章制度存于东晋南朝，被中原士大夫目之以为正朔所在。典章制度是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手段，北魏在汉化过程中，必然要效仿南朝，学习、采用这一整套制度。但由于南北政权间的长期对抗，很难有正常的文化交流，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北方要学习南方的文化，更大程度上只能通过南北人员的往来，而且主要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人往来，进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因此，孝文帝非常重视由南朝入北的流亡士人，只要有助于汉化事业，一般都予以重用。如刘昶(宋文帝第九子，465年入魏)，“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刘宋萧思话侄女被俘流落北魏，“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萧被命在内预见访采，数蒙赐赍”(《魏书》卷九十四《阉官传》)。但是，这些人虽来自南朝，却不以文化见长，难以了解更多、更精深的典章制度，正如《北史》卷四十二《王肃传》所说：“自晋室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
     孝文帝厉行汉化，急于全面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恰在这时，王肃逃亡入魏。王肃出自江左一流高门琅琊王氏，“少而聪辩，涉猎经史，颇有大志”(《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自称“吾少来留意于《三礼》”(《北史》卷四十二《刘芳传》)，“《礼》、《易》为长”，在南齐曾任掌管典籍的秘书丞，熟悉江南的文物典制。陈寅恪先生说：“魏孝文帝所以优礼王肃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夫肃在当日南朝虽为膏腴士族，论其才学，不独与江左同时伦辈相较，断非江左第一流，且亦出北朝当日青齐俘虏之下，而卒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盖别有其故也。”所谓“其故”者，先生续引王俭之据说明如下：“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章国故，著名当时。……卒年为永明七年，王肃北奔之岁为永明十一年，在俭卒以后，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于此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孝文帝与王肃谈论后，欣喜异常，“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乃至手诏曰：“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并很快予以重用，“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魏书》卷五十五《刘芳传》亦载：“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
     太和十七年(493)，王肃初人北魏时，北魏的都城设在北方的平城。在经济上，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飞雪，风沙常起，王肃曾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且又无水陆漕运，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粮食供给经常出现困难。再次是军事上，平城与北边的柔然相比邻，时常受到骚扰，很不安全。还有从地理位置看，由于平城地势偏远，不利于对中原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守旧派的势力太大，致使孝文帝的汉化措施遇到重重阻力。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洛阳，从此在以均田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以三长制、俸禄制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的汉化：改胡服，着汉装；废胡语，说汉话；将拓跋旧姓改为汉姓；迁都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原籍，死后不得还葬代北；与汉族通婚，等等。更重要的是，孝文帝模仿汉族政权，制定了各种典章、礼仪、律令。在孝文帝全面的汉化的过程中，熟悉江南国典朝章的王肃，成为北魏改定官制的总设计师，为北魏的政权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北史》卷四十二《王肃传》载：
             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成出自肃。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永明十一年：
             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永元元年：
            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
《陈书》卷二十六《徐陵传》载，徐陵出使北魏，
             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
     王肃所定制度，多以自己所熟知的南朝制度为蓝本，剔除北魏朝仪中不合时宜的部分，依据南朝齐以前的礼仪重新修订，北魏朝仪面貌为之一新。太和十九年(495)十月，孝文帝临幸光极堂大选，与群臣议条制曰：“朝因月旦，欲评魏典。夫典者，为国大纲，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则国治，不能则国乱。我国家昔在恒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典……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故令班镜九流，清一朝轨”(《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据此，孝文帝把拓跋部的残存旧制及随时设立的官职一律废除，根据魏晋及南朝齐以前的制度，统一官制，颁定品令，并在新的官制和品令中，明确规定了官职清浊，以区别士庶，此为北魏前品令。《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499)：“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据此，王肃为北魏制官品百司位号，其中“一至三品仍分正从，但无上中下三等之差。第四品以下亦分正从，然每一品中除其中等，惟有上下两阶。即：第四品上阶，第四品下阶；从四品上阶，从四品下阶……一直到从九品下阶，共是九品三十个阶次”(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第31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就是北魏改定的后职令。孝文帝在世时未及实行，到宣武帝即位后，始“颁行之，以为永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官氏志》)。据此推测，“前职令”虽然是孝文帝颁布的，但王肃在其中肯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不然，也不会由其主持制定“后职令”。
     陈寅恪先生指出：王肃“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3页)。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尤其是王肃诸人大力传播江南的典章制度后，加快了鲜卑族汉化和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在礼乐制度上，南北方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北魏永安二年(529)，梁陈庆之送北魏北海王元颢人洛，陈庆之返回南方后，盛称洛阳衣冠文物云：“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
      王肃将先进的南方文化带到北方，在南北文化交流过程中起了沟通作用，影响所至，并不仅仅限于典章制度。
      是时南北学风不同，《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是指南方经学玄学色彩浓重，重视义理的阐发；而“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是指北方经学恪守汉儒的传统，以章句训诂为主。
      南北学风迥异，是南北政局不同所致。南朝偏安江左，较为稳定，士人可以通过九品中正制度入仕为官，也可利用占田荫客制度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使他们的生活不仅稳定而且优裕，有时间有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因此，南方便出现了穷究义理之学。北方则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战乱不息，人们无暇探讨高深、玄妙的理论，况且，北朝一直是中央集权政治，宣扬君主无为的玄学在思想界无立足之地。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被汉人目为“非我族类”，他们要确保自己在中原的统治，必须学习汉族的典章制度，这首先必须搞清楚儒家经典中固有的典章制度、章句训诂内容。而汉族士人也希望通过“以夏变夷”的方法，让少数民族统治者接受汉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更兼北方士人本来就承袭汉末传统，经学传授的重点在于训诂、典章制度方面，于是便形成了与南朝经学不同的风格。
     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北朝逐渐向南朝学习，其学风亦有明显变化，汤用彤先生指出：“乃至魏齐之际，士大夫为学，颇重谈论，与南方之风从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7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南北经学的交流，主要是靠青、齐一带濡染南朝学风的学者与北方大儒之间的交流，王肃并非大儒，但琅琊王氏的家学一直是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王肃入北后，在北魏身居高位，多少会对南朝经学的北传有所影响，成为沟通南北学风的桥梁。
      当时，由于南北朝社会思想观念的差异，使其士人的人生态度与行为方式也有所不同。在玄学风尚的熏习下，江左人士多重视个性风采，带有名士气质，王肃“性微轻佻，颇以功名自许，护疵称伐，少所推下”，这在拘于儒家礼教的北方士人看来很难理解，以至“高祖每以此为言。”但是，在王肃等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南朝名土的优雅气质，也颇为北人赏识，如王肃侄王诵“学涉有文才，神气清俊，风流甚美”，“肃宗崩，灵太后之立幼主也，于时大赦，诵宣读诏书，音制抑扬，风神疏秀，百僚倾属，莫不叹美。”王翊“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为人仰慕。
     自王肃入北魏，琅琊王氏开始名标北史。最初，王肃孤身一人到北方，景明元年(500)，王肃被奏劾谋反，陷入政治危机，宣武帝为安抚其心，将陈留长公主下嫁于他。王肃临死前，他在南朝所娶的夫人谢氏(谢庄之女)带着儿子王绍和两个女到了寿春，但那时王肃已另娶公主为妻，谢氏无奈，写了一首五言诗给王肃，“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表达自己与丈夫重新团聚的期望。陈留公主看到了这首诗后，以王肃的名义，写了一首诗作为回答：“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拒绝与谢氏共侍一夫。王肃深感愧对谢氏，只好在自己居家所在的洛阳延贤里筑一座正觉寺，把谢氏安置其中。
     父兄被杀，自己流亡异邦，再加上婚姻家庭的不幸，极大的打击了王肃，景明二年(501)，王肃于寿春去世，终年三十八岁。王肃一生洁身自好，清正廉明，乐善好施，家无余财。宣武帝为彰其功绩，满足他死后葬在李冲、杜预两墓之间的要求，“使之神游相得也”(《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
     王肃生前，除谢氏带子女北上寻夫，其弟王秉也带着侄子王诵、王翊、王衍相继从南朝投奔而来，王肃次子王理也在北魏末年入魏，使琅琊王氏家族在北方的人口大大增加了。王肃死后，其一女被宣武帝纳为夫人，另一女为广阳王元渊妃，一孙女被明帝纳为嫔，一从孙女为广阳王元湛妃。与皇室的联姻，极大提高了琅琊王氏在北朝的社会地位，使王氏子弟顺利进入北朝统治集团。王绍袭父爵，历任太子洗马、员外常侍、中枢侍郎，二十四岁病死。王绍子迁，东魏末年仕至通直常侍。王绍弟王理入魏后，仕至著作佐郎。
     王肃子孙凋零，在他死后支撑琅琊王氏家族门面的是其弟、侄。
     王秉，入魏拜中书郎，迁司徒谘议，出为辅国将军、幽州刺史。
     王诵，字国章，王肃长兄融之子，以文才风流见称。起家员外郎，位至给事黄门侍郎。后死于魏末河阴之变，年三十七岁。王诵子孝康，魏末仕至尚书郎中。孝康弟俊康，性清雅，颇有文才，什至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王诵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艺亚于诵”，起家著作佐郎，仕至西兖州刺史，不久为尔朱仲远所擒，因其名望颇高，尔朱仲主没有加害他，令其骑牛从军，久乃见释。还洛阳后，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孝静帝初年，位至侍中。王衍笃于故旧，曾累年赡恤故人妻、子，世人称其敦厚。
     王翊（492—528年），字士游，王肃次兄琛之子。他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位至中书侍郎。王翊生活在北魏后期，政局已乱，为保全家族利益，他有意与宗室联姻，史载他“颇锐于荣 利”，为子娶孝明帝朝的权臣元叉女，嫁女儿为广阳王元湛妃，凭借着姻亲关系，王翊得以超拜左将军、济州刺史，不久加平东将军。在任清静爱民，颇有政绩。后入为散骑常侍。孝庄初，迁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监祭酒。永安元年(528)冬病故，年三十七。
     自王肃在北魏位居宰辅之后，王诵、王衍、王翊等人借其名望，再加上与皇室的联姻，逐渐在北方站稳脚跟，并凭借其文化在北朝政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史臣曰：“王肃流寓之人，见知一面，虽器业自致，抑亦逢时，荣仕赫然，寄同旧列，美矣。诵、翊继轨，不殒光风。”
     北魏末年，权臣当道，朝纲紊乱，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北方六镇鲜卑兵不堪压迫，以破六韩拔陵为首起兵造反，不久，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继起，屡败魏军。在平定各地义军的过程中，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军阀的势力不断壮大。北魏的内战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永安元年(528)，胡太后毒死孝明帝，尔朱荣以此为借口，进军洛阳，立元子攸为帝，即孝庄帝，将胡太后及北魏王公大臣二千余人沉入黄河，史称“河阴之变”。530年，孝庄帝不能容忍尔朱荣专横跋扈，趁他入朝觐见之时，亲手将他杀死，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率兵入京，杀孝庄帝和左右大臣，立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此后，尔朱兆专权，各地的地方势力纷纷割据，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东方的高欢和关中的宇文泰。高欢利用百姓对尔朱氏的痛恨，击败尔朱家族二十万大军，攻进洛阳，杀节闵帝，另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534年，元修与高欢矛盾激化，逃奔关中投靠宇文泰，高欢又立元善见为帝，即孝静帝，并迁都邺，史称东魏。元修到关中后，不久被杀，535年，宇文泰立元宝矩为帝，即文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东魏和西魏都没有维持多久，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代东魏建立北齐，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北周，中国北方出现了北齐、北周对立的局面。
     王肃的族人都生活在东魏北齐，因后来北齐政治昏暗，歧视、排挤汉人，更兼齐后主高纬荒淫残暴，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剧，终致为北周所灭，在这个过程中，王肃族人除各别人偶见于隋唐前期的墓志碑刻外，史书中极少见到他们的事迹，显然，琅琊王氏家族这一分支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已经没落，与庶民无异了。
(二)王褒入关与咸阳王氏
     公元554年，又一个王氏子弟王褒到了北方，琅琊王氏家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王褒字子渊，是王俭曾孙，幼有高名，“识量渊通，志怀沉静。美风仪，善谈笑，博览史传，尤工属文”(《周书》卷四十一《王褒传》)。梁武帝爱其才艺，妻以弟鄱阳王恢之女。王褒起家秘书郎，转太子舍人，袭爵南昌县侯。梁元帝即位后，因与王褒是旧友，又赏识王褒的才学，便将他调到江陵，拜侍中，累迁吏部尚书、左仆射。王褒在江陵期间，曾力劝元帝还都建康，但未被采纳。
     554年，西魏丞相宇文泰发兵五万进攻江陵，梁元帝被迫投降，王褒与王克、殷不害等人被带到了长安。因王褒文才甚高，甚为宇文氏父子看重。《周书》卷四十一《王褒传》载，宇文泰见王褒等人大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又对王褒与王克说：“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宇文泰以王褒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入北周后，明帝“笃好文学。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武帝即位后，“作《象经》，令褒注之。引据该洽，甚见称赏。褒有器局，雅识治体。既累世在江东为宰辅，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东宫既建，授太子少保，迁小司空，仍掌纶诰。乘舆行幸，褒常侍从。”王褒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大的建树，其主要贡献在推动南北文学和书法艺术的交流方面，本书将在《第九章琅琊王氏的文学艺术成就》一章中详述。
     王褒六十四岁时，病逝于宜州刺史任上，子鼐嗣爵。王褒由西魏入北周，因被统治者重视，其官职和社会地位均较高。他的子孙从北周人隋，又由隋人唐。唐朝时期，有四位王氏子弟官至宰相，其中三位是王褒的后代。但是，这时的王氏子弟，已不再自称是琅琊王氏，而是“咸阳王氏”，这是王褒入北后定居的地方，王褒因此被称为咸阳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