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南方宋、齐、梁、陈交替，北方先由北魏统一，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相继为北齐、北周所取代。琅琊王氏家族在如此大的动荡局势下，凭借东晋时期的显赫，平稳进入刘宋王朝，至萧齐时期，随着王肃的北奔，家族势力再度发展到北方。梁陈二代，各种社会因素的打击，终使王氏家族趋于没落。 (一)晋宋之际积极进取的琅琊王氏子弟
     晋宋之际，是中古政治史上风云激荡的时代。东晋末年，自司马元显当政，聚敛不已，扬州人不堪命，激起孙恩之乱，桓玄乘机而起，篡晋自立，接着刘裕、刘毅等北府将领起兵诛讨桓玄，后刘裕剪除刘毅、诸葛长民等人，弑晋安帝，逼晋恭帝禅位，建立了刘宋王朝，以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
在这一历史性的大转折时期，王导曾孙王诞、王弘、王昙首、王华、王韶之等人，改变了东晋中后期的逍遥门风，积极参与晋宋禅代，为新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刘宋王朝的开国功臣，琅琊王氏也由中衰走向复盛。
   较早介入这一大变局的是王诞和王谧。
   王诞(375--413年)，字茂世，王恬孙，袭父王混爵雉乡侯。王诞最初以文学才华显名，人仕后，历任秘书郎、琅琊王文学、中军功曹。随着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的崛起，王诞将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了他身上。
    自隆安二年(398)平王恭后，司马元显大权在握，甚至连自己的父亲司马道子都不放在眼里，为了独掌大权，他设法夺了司马道子的一部分权力，史载：“会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兀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虑有讥议，于是以琅邪王领司徒，元显自为扬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而无如之何。”无可奈何之下，“道子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司马元显以张法顺为谋主，“交结朋援，多树亲党，自桓谦以下，诸贵游皆敛衽请交”(《晋书》·卷六十四《司马道子传》)。王诞结交张法顺，经他推荐，入司马元显府。隆安四年(400)，司马元显开后军府，王诞为其功曹，后除尚书吏部郎，仍为后军长史，领庐江太守，加镇蛮护军，转龙骧将军、琅琊内史，随府转骠骑长史。王诞意欲通过司马元显谋取更大的权益，故曲意奉承，司马元显纳妾，王诞竟屈尊为之亲迎。正因如此，他颇为司马元显宠信，日渐成为其心腹。
    王谧(360——407年)，字稚远，本是王导五子王劭之子，因王导四子王协无子，故过继了王谧为子。王谧少有美誉，与桓冲孙桓胤、太原王绥齐名。起家秘书郎，袭王协爵武冈侯，后迁秘书丞，历中军长史、黄门郎，到司马元显执政时，王谧已任侍中。
    司马元显执政后，“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隆安三年(399)十一月，五斗米道领袖孙恩乘衅作乱，旬日之中，聚集数十万人，横扫会稽、吴郡、临海、永嘉等吴中八郡，杀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等地方官。继任会稽内史、曾在淝水之战中击败苻坚几十万大军的谢安子谢琰也因轻忽而被孙恩军击败，与两个儿子一起死于战阵之中。孙恩曾得意洋洋地对下属说：“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晋书》卷一百《孙恩传》)。面对孙恩的嚣张气焰，司马元显被迫调集能征惯战的北府兵将，经过一系列的苦战，将孙恩赶入海岛，迫使他投海自杀。
     扬州一乱，江州的桓玄再无制约，他乘时而起，攻杀杨佺期、殷仲勘，占据荆州，时孙恩之乱未平，晋廷被迫下诏以桓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诸军事，荆州、江州刺史。此后，桓玄以荆州为根基，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并屡屡上书要求东下征讨孙恩，“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而进”(《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司马元显自然不会让他轻易进入建康，遂以皇帝的命令不许他进兵。桓玄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乘孙恩搅乱江东，“扬土饥虚，运漕不继，(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给粰橡”(《晋书》卷六十四《简文三子》)。甚至“自谓三分有二，知势运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并写信给司马道子，借孙恩之事指斥朝廷所用非人，致使朝局动荡。司马元显见信后“大惧”，问计于谋主张法顺，张法顺建议司马元显，乘桓玄初据荆州，立足未稳之时，以刘牢之为前锋，发兵征讨，司马元显深以为然。恰逢武昌太守庾楷因桓玄与朝廷结怨，怕他起事后连累自己，密派人向司马元显示好，表示若朝廷遣军征讨桓玄，他可为内应。司马元显喜出望外，随即派遣张法顺至京口联络刘牢之。刘牢之却深知桓玄势大，不易对付，纵然平定桓玄，自己功高震主，必不为司马元显所容，故犹豫不决。张法顺观刘牢之颇有犹豫之色，回来对司马元显说：观劳之颜色，必贰于我，未若召入杀之。不尔，败人大事。”司马元显手下并无大将，故不听张法顺的建议，竟以刘牢之为前锋。张法顺无奈，为稳住刘牢之，只得另出主意：“自举大事，未有威断，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斩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济不，继在前军，而牢之反覆，万一有变，则祸败立至。可令牢之杀谦兄弟，以示不贰。若不受命，当逆为其所”(《晋书》卷六十四《简文三子》)。司马元显仍未采纳。当然，司马元显也曾想过将在京的桓氏子弟全部杀掉，时执掌禁军的中护军桓修(桓冲之子)首当其冲，但桓修却是王诞的外甥，王诞竭力营救，终保全了桓修的性命，此举也为自己留下了退路。
    桓玄从时任太傅长史的从兄桓石生(桓豁之子)那里得知朝廷将要出兵征讨自己的消息，也曾一度犹疑，想要退保江陵，其长史卞范之针对当时的形势劝谏：“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威赏，则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蹙弱者乎”(《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桓玄大悦，立即命其兄桓伟固守江陵，亲统大军，顺流东下，并抗表传檄，历数司马元显之罪。刘牢之手握强兵，本欲先假手桓玄除掉司马元显，然后，再借机杀掉桓玄，自己取而代之，故不听儿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以及参军刘裕等人的劝谏，执意投降桓玄。得刘牢之之助，桓玄于元兴元年(402)三月顺利人京，自为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很快，桓玄杀司马元显及其六子、司马尚之、庾楷、张法顺等人，流放司马道子，不久，又将他毒死。
    司马元显临刑前诿过于两个心腹：“为王诞、张法顺所误”，但张法顺被杀，王诞却只流放广州而已。原因就在于前番他出面营救桓修，此时桓玄当权，桓修的地位随之提高，他向桓玄解释自己得免于司马元显屠戮的原因，竭力为王诞陈请，王诞才得以保住了性命。但他毕竟曾为司马元显的重要谋臣，若轻易放过，断不能服人心，故桓玄将他流放远方。当时，孙恩的妹夫卢循占据广州，自号平南将军。可能桓玄本意是要借卢循之手除掉王诞，故将他流放广州，但王诞乃当时名士，卢循出身士族，雅号文艺，王诞虽被流放而来，卢循仍起用他为平南府长史，待之甚好。
    至于王谧，则有另一番境遇。桓玄初至京城时，王谧曾奉诏去见桓玄，因是王导孙，门第高贵，桓玄甚是看重他，待桓玄人京执政后，即以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不久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领司徒，兼太保。
     在王谧风光而王诞被流放的日子里，京城之中发生了一系列巨变。桓玄把持朝政之初，“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但不久即“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桓玄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屡改制度，“议复肉刑，断钱货，回复改异，造革纷纭，志无一定，条制森然，动害政理。”且他“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百姓佳果美竹无复遗余。信悦谄誉，逆忤谠言，或夺其所憎与其所爱”(《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为更稳固地掌握政权，桓玄逐渐清除异己，而对他威胁最大的是以刘牢之为首的北府军，于是他先夺了刘牢之的兵权，走投无路的刘牢之欲起兵反抗未果，被迫自杀。此后桓玄相继诛杀了高素、竺谦之、刘袭、孙无终等北府旧将，任命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控制北府军。紧接着，桓玄“讽朝廷”封自己为豫章公，元兴二年(403)八月晋封楚王，加九锡，十二月逼安帝抄写事先拟定的禅位诏书，篡位称帝。在这场改朝换代的历史话剧中，王谧担任了重要角色：亲奉玺绂与桓玄。自此，在南朝历朝更替中，将一家物与另一家的奉玺绂工作中，总少不了琅琊王氏子弟。
    桓玄自登基后，“大纲不理，而纠摘纤微，”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于是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兴复”(《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元兴三年(404)二月，北府名将刘裕杀桓修，起兵于京口，凭借着他在北府军中的名望，很快击败了桓谦所统率的北府旧部，人据建康，桓玄仓惶逃返江陵，峥嵘洲(今湖北鄂州江上)之战，桓玄大军溃败，自己也死于逃亡途中。其他桓氏子孙，多被诛杀，在桓温、桓冲时代曾盛及一时的桓氏家族从此退出了南朝的历史舞台。很快，刘裕迎白痴皇帝安帝复位，自己则一手把持了东晋大权。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史载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后代，此事多半是后人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而虚构，即使刘裕确系为刘汉宗室后裔，到东晋时，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平民了。刘裕崛起于军旅之中，在征讨孙恩的战役中，屡屡以寡敌众，最终迫使孙恩投海自杀。刘裕因战功从七品的参军升至四品的建武将军、下邳太守，成为北府军中的杰出将领之一，为后来他北伐、南征奠定了政治和军事基础，而后来刘裕正是凭着赫赫战功成为南朝刘宋政权的开国皇帝。
    按说，家境贫寒又没有文化的刘裕与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琅琊王氏子弟本不会有太多交集，但王谧却有一双慧眼，在刘裕尚是一介布衣之时便认定他是一代英雄。《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谧传》载：
    初．刘裕为布衣，众未之识也，惟谧独奇贵之，尝谓裕曰：“卿当为一代英雄。”
《宋书》卷一《武帝纪》则曰：
    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    执録甚严，王谧造逵见之，乃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惟谧交焉。王谧的赏识和帮助，使刘裕终生难忘，他人主京城后，因王谧曾解安帝玺绂以奉桓玄，“众并谓谧宜诛，惟高祖保持之。”不仅未处分王谧，还以他为侍中，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王谧因曾受宠桓氏，常不自安。护军将军刘毅曾当众问他：‘‘玺绶何在?”这使王谧更加忧惧。恰在这时，王绥因是桓氏外甥自疑，谋反未遂，父子兄弟皆被杀。王谧从弟王谌欲起兵反对刘裕，趁机劝他：“王绥无罪，而义旗诛之，是除时望也。兄少立名誉，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谧传》)!王谧大惧之下，逃出建康。刘裕闻讯后，派人将他追回，委任如先。尽管刘裕对他恩崇有加，王谧还是心不自安，终在义熙三年(407)十二月忧惧而亡，时年四十八岁。刘裕追赠他为侍中、司徒，谥曰文恭。王谧三子：瑾、球、琇，在刘裕和其他族人的照拂下，入宋后皆至大官。
    王谧凭借着自己的一双慧眼，发现了刘裕这个一代枭雄，在混乱的朝局中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维护了家族的利益。而有些与琅琊王氏齐名的高门士族则没有这么幸运，在这次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凡曾为刘裕政敌或此前轻侮刘裕的轻者身首异处，重者举族遭难。桓氏家族在桓玄败死后，数年之间，族人或被杀，或外逃，从此在南朝政坛消声匿迹。太原王氏的王愉(王坦之子。王国宝兄)，也是江南望族，桓玄篡位后，以王愉为尚书仆射。王愉乃桓氏之婿，其子王绥又曾轻侮刘裕，终为刘裕所杀，并牵连子孙十余人。《宋书》卷一《武帝纪》载：“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绥，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诛之。”渤海刁氏，自刁协以来，一直为江左豪族，至其孙刁逵时，势力更大．“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刘裕也曾因欠了刁逵的钱而被他“执録甚严”。桓玄时，刁逵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刁畅为右卫将军，儿子刁弘是桓修的司马，一家三人位居显职。“刘裕起义，斩桓修，时畅、弘谋起兵袭裕，裕遣刘毅讨之，畅伏诛；弘亡，不知所在。逵在历阳执刘裕参军诸葛长民，槛车送于桓玄，至当利而玄败，送人共破槛出长民，遂趣历阳。逵弃城而走，为下人所执，斩于石头。子侄无少长皆死，惟小弟骋被宥，为给事中，寻谋反伏诛，刁氏遂灭”(《晋书》卷六十九《刁协传附刁逵传》)。与桓氏、刁氏和太原王氏的迅速败亡不同，琅琊王氏很快转到了刘裕门下，继续保持了江左第一高门的社会地位。王谧甚至一度升到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的高位，义熙三年(407)王谧死后，琅琊王氏家族与刘裕的关系并未疏远，接下去为王氏家族加强与刘裕联系的是此前被流放广州的王诞。
    王诞自被桓玄流放到偏荒的广州后，时刻谋划北归。桓玄一死，加在王诞身上的罪名自然随之取消，他不愿放弃在乱世中博取功名的机会，便利用与刘裕相熟的借口劝说卢循放他北归：“下官流远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实思报答。本非戎旅，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所识，情味不浅，若得北归，必蒙任寄，公私际会，思报厚恩，愈于停此，空移岁月。”被流放前，王诞长期居住在建康，他与刘裕是如何结识的，关系如何，史无明载。卢循或许知道王诞与刘裕的关系，或许是并不了解，但考虑到留他无益，不如放他回京，倘若真如王诞所言，日后他到刘裕身边，也好互相照应，便欣然同意。王诞回京后，初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未及上任，即被刘裕请为太尉咨议参军，转长史。此后他“尽心归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宋书》卷五十二《王诞传》)
    当时，刘裕大权在握，但同时崛起的还有与他一起起兵征讨桓玄的刘毅等人，他在东晋政权内并没有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且西有谯纵占据蜀地，南有卢循盘踞岭南，刘裕为能服众，急欲再立新功。恰逢南燕慕容超发兵攻击东晋淮北的宿豫，掳去大量人口，给了刘裕一个极好的北伐借口。尽管大部分朝臣反对，“朝议皆以为不可，惟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以为必克，劝裕行”(《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义熙五年)。为了建立霸业，刘裕顶着重重压力，于义熙五年(409)四月出兵北伐南燕，一路势如破竹，连败燕军，次年二月攻破南燕都城广固，生擒慕容超，将他送至建康斩首。在此次北伐中，军中公文甚多，而刘裕出身寒微，常年忙于征战，虽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却并不精通文墨，《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曰：“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王诞出色的文学才华和从政能力，皆在这一次北伐中体现了出来，更得刘裕重用，很快，王诞兼领齐郡太守。
     刘裕出兵北伐之时，卢循姐夫始兴(今广东韶关附近)相徐道覆即劝他乘机袭击建康：“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晋书》卷一百《卢循传》)。于是，卢循、徐道覆兵分两路，徐道覆从始兴出发，一路连克南康(今江西赣州)、卢陵(今江西吉水)，直奔豫章(今江西南昌)，杀豫章守将何无忌，一时中外震骇，部分朝臣甚至提议放弃建康北上投奔刘裕。与此同时，从西路进军的卢循也连克湘东(今湖南衡阳)、长沙诸郡，击败荆州刺史刘道规，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卢、徐二人顺利进兵之时，刘裕刚刚平定南燕，捷报尚未传回建康，朝廷屡闻南方州郡败讯，而刘裕战况不明，惊慌失措之下，遣使急征刘裕回军驰援建康。未及修整的刘裕听说都城告急，星夜班师回朝，半路闻听何无忌的死讯，“虑京邑失守，乃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问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贼尚未至，刘公若还，便无所忧也。”’刘裕大喜过望，“单船过江，径至京15，众乃大安”(《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镇守姑孰的豫州刺史刘毅，早在卢循初起之时便要率军南征，不料突患重病，待到病势减轻，已经延迟数日。眼见刘裕平灭南燕，刘毅心中不服，急欲立功显威，遂“抗表南征”。刘裕与孙恩、卢循、徐道覆等人周旋多年，深知卢循所率部队善于运动作战，诡计百出，此前所经南方州郡，攻无不克，军威大震，而他自己的北伐大部队尚未完全还京，闻听刘毅要征讨卢循，急忙写信给他，提醒他提防卢循、徐道覆等人奸谋，要他暂避其锋芒，待自己准备充分后再联手消灭卢循，甚至提出待扫平卢循后让刘毅镇守荆州要地，“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为了说服刘毅，刘裕还派刘毅堂弟刘藩前往劝谕。刘毅大怒，将刘裕的书信投掷于地，对刘藩说：“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他执意出兵，亲率二万水军自姑孰出发，直奔建康。卢循、徐道覆知道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遂合兵一处，戎卒十万，共一千多艘战船，与刘毅战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附近)。刘毅寡不敌众，大败，被迫弃船，与数百人逃得性命，军事辎重皆落入卢循手中。
     刘毅的败讯传到京城时，北伐部队刚刚长途跋涉返回建康，疲累加上伤病，战斗力极差，建康守军不过数千人。反观卢循，“既破江、豫二镇，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声其雄盛”，是以朝中之人多生畏惧之心，尚书左仆射孟昶、青州刺史诸葛长民等人甚至建议拥安帝过江以避兵锋。刘裕坚决反对，他说：“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瓦解土崩，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宋书》卷一《武帝纪上》)。孟昶劝说无效，忧惧之下，竟然自杀身亡。
     其实，尽管卢循声势颇大，但在听说老对手刘裕已经回京的消息后，也曾一度惊惶，几欲退回寻阳，打算攻克江陵后，依靠荆州、江州二州以对抗朝廷。而徐道覆则坚持乘胜前进，一举攻克建康，二人争辩多日，最后，虽然卢循听从了徐道覆的建议，顺流东下，但他多疑少决断，屡屡拒绝徐道覆正确的作战方针，给了刘裕喘息之机，使他得以调兵遣将，加强京城防务。义熙六年(410)七月，卢循屡攻建康不克，被迫退回寻阳，欲攻占荆州后，再寻机东下建康。
     此前败于卢循的刘毅，为雪前耻，上书要求率军追赶。刘裕迟疑未决之际，王诞极力反对让刘毅再立新功，他说：“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古，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余人分之。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已丧败，不宜复使立功”(《宋书》卷五十二《王诞传》)。刘裕遂命刘毅留守，自己率军追击，并派沈田子等人率水军绕海路直捣卢循老巢番禺。卢循自撤军后一败再败，一直退到交州，徐道覆逃回始兴后为刘藩、孟怀玉所杀，十万大军只剩了数千散卒，眼看大势已去，卢循先将自己的妻子、儿女十余人毒死，自己投水自杀。
     自隆安三年(399)十二月孙恩起事，至义熙七年(411)四月卢循自杀，十余年间，江东战祸连绵，严重削弱了东晋王朝的统治基础，九年后，东晋即为刘宋政权取代。在这期间，门阀士族也遭受沉重打击，不仅丧失大量财产，还有众多子弟死于战乱。曾经显赫一时的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退出了历史舞台，陈郡谢氏也遭受极大损失，琅琊王氏家族从整体看损失较小，唯王凝之全家被杀，此支遂绝。
     总之，经过孙恩、卢循之乱，门阀士族再也无力掌控朝政，不得不投靠新崛起的寒人军阀，门阀政治走到了穷徐末路。
    平定卢循后，刘裕凭北伐之功升为太尉、中书监，监领扬州刺史，权势更增。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刘裕一方面在国内惩治豪强，严肃纲纪，《宋书》卷二《武帝纪中》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竞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另一方面，刘裕开始着手铲除异己，曾与其不相伯仲的刘毅首当其冲。
    刘毅与刘裕同时起兵讨桓玄，江乘之战，杀桓玄大将吴甫之；覆舟山之战，刘毅身先士卒，击败桓谦；峥嵘洲之战，刘毅拼死作战，击溃桓玄大军，迫使他烧掉辎重退走；桓玄死后，刘毅又率部追剿桓氏余党，荡平江州、荆州。应该说，在征讨桓玄及其余部的过程中，刘毅的功业并不亚于刘裕。战事结束，刘毅以匡复之功封南平郡开国公、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与刘裕的武夫形象不同，刘毅颇涉文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他自谓功业足以与刘裕相抗，“虽权事推公(刘裕)，而心不服也”(《宋书》卷二《武帝纪中》)。然而桑落洲之战，刘毅不仅丢掉了万余士卒和大批辎重，更重要的是他丧失了声望，尽管刘裕对刘毅“深慰勉之，复其本职”，但此战却成为对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本可在卢循退走之时率军追击一雪前耻，却又为王诞所阻，刘毅眼睁睁的看着刘裕在北灭南燕的功劳上又添上了消灭卢循、荡平岭南之功，从此在功业方面再也无力与刘裕相争。刘毅“知物情去己，弥复愤激。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他以自己的“文雅”优势结交士族，“朝士素望者多归之”，更与谢安的孙子尚书仆射谢混、郗鉴的曾孙丹阳尹郗僧施深相结交。
    义熙八年(412)四月，荆州刺史刘道规患病求归，刘毅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州、宁州、秦州、雍州四州军事，他借口荆州编户不足十万，器械较少，上表朝廷要求兼督交、广二州，刘裕答允。再奏以郗僧施为南蛮校尉，毛修之为南郡太守，刘裕照允不误。其实，刘裕对刘毅早有提防之心。义熙三年(407)，时任扬州刺史的王谧死后，按实力、地位，应是刘裕入为扬州刺史，而刘毅等人不愿居于刘裕之下，提议让中领军谢混出任扬州刺史，也有人提议让刘裕坐镇丹徒领扬州刺史，将朝内事务托付给尚书仆射孟昶。对这两种提议，刘裕的心腹刘穆之坚决反对，他说：“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琊?刘、孟诸公，与公俱起布衣，共立大义，本欲匡主成勋，以取富贵耳。事有前后，故一时推功，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咀。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谧，事出权道，岂是始终大计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而公功高勋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异端互起，将来之危难，可不熟念”(《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刘裕听从刘穆之的建议，入为扬州刺史，始终抓住朝廷大权不放。此后，在征讨卢循的问题上，观其听从王诞的建议，更知他不愿与刘毅分功，刘毅出镇上游重镇荆州，刘裕即安排孟怀玉为江州刺史，既可缓冲荆、扬之争，又可阻挡刘毅东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载，刘毅出镇前曾至京口辞墓，刘裕自建康与之会于倪塘，“宁远将军胡藩言于裕曰：‘公谓刘卫军终能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谓何如?’藩曰：‘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咏，自许以为雄豪；以是捂绅白面之士辐凑归之。恐终不为公下，不如因会取之。’裕曰：‘吾与毅俱有克复之功，其过未彰，不可自相图也。’”胡三省注曰：“裕虽以是答藩，阴有以处毅者矣”。
    自据上游，刘毅暗中图谋与刘裕相抗，他将原豫州文武旧部、任江州都督时的江州兵将共一万多人带到荆州，不经朝廷许可任意升降属官，安插亲信，又借自己病重之机上表要求将自己的堂弟刘藩派至荆州为自己的副手。刘裕一忍再忍，就是要等刘毅自彰过失，此时借安帝的名义下诏，给刘毅加上了“傲很凶戾……长恶不悛，志为奸宄，陵上虐下，纵逸无度。……肆心恣欲，罔顾天朝”的罪名，宣示他“与从弟藩远相影响，招聚剽狡，缮甲阻兵，外托省疾，实规伺隙，同恶想济，图会荆郢。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怀”(《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遂收捕刘藩，赐死谢混，遣军征讨刘毅。
     大战再起，刘裕忙于调兵遣将，一直为他负责军中公文的王诞因母亲亡故而辞职在家守丧，繁杂的军中公文都摆在了刘裕面前，令他不胜其烦。为保证西征的顺利进行，刘裕命王诞立刻结束守丧，返回军中，并加封辅国将军。尽管王诞热衷功名利禄，但守丧不终，有悖礼法，纵有刘裕的严令，也难免为时人非议，凭奈之下，王诞固辞辅国将军之职，穿着丧服赶至军中。
    刘裕出发前，以宗室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以刘道怜为兖、青二州刺史，坐镇丹徒，命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由于对诸葛长民不放心，刘裕又加丹阳尹刘穆之为建威将军，配以实力，名义上为诸葛长民的助手，实际上暗中提防诸葛长民。
    义熙八年(412)九月，刘裕部将王镇恶打着刘藩的旗号，一路顺利进军，直至江陵城下才被发觉，在其突袭之下，刘毅战败，自缢身亡。十一月，刘裕至江陵，为稳定战后的荆州形势，他一方面割荆州十郡为湘州，以分荆州之势；另一方面下令宽减租调，减少劳役，释放五年徒刑以下的犯人，礼辟当地名士，荆州人心悦服。
    解决了刘毅，接下去就是留守建康的诸葛长民了。
    诸葛长民，“琅邪阳都人也。有文武干用，然不持行检，无乡曲之誉”。刘裕等人讨伐桓玄，诸葛长民积极参与其事，以功被封为辅国将军、宣城内史。此后，诸葛长民率众与刘敬宣一起击败桓歆，义熙初年，其部将徐琰又击退慕容超于下邳，因而加封新淦县公、青州刺史。卢循进逼京城，诸葛长民率众入卫建康，事平后，转督豫州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刘裕征讨刘毅，诸葛长民留守，他“骄纵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宝美色，营建第宅，不知纪极，所在残虐，为百姓所苦。”诸葛长民自知多行不法，担心刘裕日后会依法惩治自己，刘毅死后，诸葛长民更为不安，他对亲信说：“昔年醢彭越，前年杀韩信，祸其至矣!”其弟诸葛黎民劝他说：“黥彭异体而势不偏全，刘毅之诛，亦诸葛氏之惧，可因裕未还以图之。”诸葛长民犹豫不决，遂试探刘穆之曰：“人间论者谓太尉与我不平，其故何也?”刘穆之冷静的回答：“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将军，何谓不平!”诸葛长民稍微放心，但仍忧心忡忡，叹息说：“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机危。今日欲为丹徒布衣，岂可得也”(《晋书》卷八十五《诸葛长民传》)!他派人送信给冀州刺史刘敬宣，表示要与他共图富贵，希望借此结交外援。刘敬宣自父亲刘牢之死后，一直小心谨慎，他回书婉拒，并将此事呈报刘裕。如果诸葛长民挟持安帝在建康作乱，刚刚稳定的政局势必会再度混乱，而且刘裕的家人也将不免，但荆州初定，若刘裕匆忙率军回京，只怕诸葛长民惊惶之下，会提早动手。就在刘裕思考如何诛杀已有反心的诸葛长民而又不必激发一场内战时，王诞向他提出让自己先回建康的建议，他说：“长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轻身单下，必当以为无虞，乃可以少安其意。”王诞明知当时回健康必然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危险仍然坚持回京，对刘裕的忠心不言自明，刘裕大为感概：“卿勇过贲、育矣”（《宋书》卷五十二  《王诞传》)，将他比作战国时期的著名勇士孟贲：夏育，以示赞  赏。
     王诞提前回京，一来稳住诸葛长民，二来观察建康局势，为刘裕下一步的安排提供准确情报。在王诞的配合下，刘裕放出了大军凯旋的消息，命军队日夜兼行返回建康待命，自己却有意拖延。诸葛长民与文武百官接连几日在建康郊外新亭迎候，刘裕却迟迟不露面。待各种准备工作就绪，刘裕连夜乘轻舟由水路直达建康，潜入东府。次日，诸葛长民听说刘裕已然回京，惊惧之下，连忙去东府拜见刘裕。刘裕事先命卫士丁旿埋伏在幕后，自己与诸葛长民“却人闲语，凡平生于长民所不尽者，皆与及之；长民甚说(悦)。已密命左右壮士丁旿等自幔后出，于坐拉焉。长民坠床，又于地殴之，死于床侧。舆尸付廷尉”(《宋书》卷二《武帝纪中》)。紧接着，刘裕派人杀掉了诸葛长民的几位兄弟，斩草除根。诸葛黎民骁勇绝人，与捕者苦战而死；小弟弟诸葛幼民逃于深山，仍未免被擒杀的命运。
     刘裕铲除了诸葛氏家族，昔日同时起兵与之地位相当的战友已经剪除殆尽，此后在朝内再无人是其对手，刘裕的权势地位更加稳固了。正当王诞追随着刘裕继续向更光明的前途迈进时，天不假年，义熙九年(413)，王诞病故，时年三十九岁。刘裕痛失得力助手，忆起王诞跟随自己北伐南燕、南征卢循、西讨刘毅的辛劳，追封他为作唐县五等侯。
    (二)刘宋初琅琊王氏的再度辉煌
     王诞去世时，尽管刘裕的实力已经不容小视，但他的造宋之路还路途遥遥。为建立刘氏政权，刘裕相继于义熙九年(413)派朱龄石扫平巴蜀，使天府之国重归东晋所有；义熙十一年(415)刘裕亲征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迫使他逃往后秦，大大削弱了东晋宗室的力量；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再度北伐，克复洛阳、长安，灭后秦，“自刘渊称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挟不世功勋，刘裕加九锡，进封宋公，升任相国；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密令王韶之缢死白痴皇帝安帝，立其弟司马德文，是为恭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言；元熙二年(420)，刘裕迫使恭帝禅位，六月，登坛南郊，继皇帝位，是为宋武帝，改元永初。
    1．投靠刘裕
    刘裕执掌政权后，琅琊王氏子弟相继投靠到刘裕麾下。《宋书》卷五十八《王惠传》：
    王惠，字令明，……祖劭，车骑将军。父默，左光    禄大夫。
    惠幼而夷简，为叔父司徒谧所知。……高祖闻其名，以问其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
《宋书》卷五十八《王球传》：
    王球，字倩玉，琅邪，临沂人，太常惠从父弟也。父谧，司徒。
    球少与惠齐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寻除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功曹。宋国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转咨议参军，以疾去职。
《宋书》卷六十《王准之传》：
  王准之字元曾，琅邪临沂人。高祖彬，尚书仆射。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纳之，并御史中丞。……
准之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义熙初，又为尚书中兵郎，迁参高祖车骑中军军事，丹阳丞，中军太尉主簿，出为山阴令，有能名。预讨卢循功，封都亭侯。又为高祖镇西、平北、太尉参军，尚书左丞，本郡大中正。宋台建，除御史中丞，为僚友所惮。
《宋书》卷六十《王韶之传》：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廙，晋骠骑将军。祖羡之，镇军掾。父伟之，本国耶中令。
    韶之……好史籍，博涉多闻。……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邓，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迁尚书祠部郎。……转中书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话之与帝左右密加鸩毒。恭帝即位，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诸诏奏，皆其辞也。
《宋书》卷六十三《王华传》：
    王华字子陵，太保弘从祖弟也。祖荟，卫将军，会稽内史。父，廞，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居在吴，晋隆安初，王恭起兵讨王国宝，时廞丁母忧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众应之，……国宝既死，恭檄廒罢兵。廞起兵之际，多所诛戮，至是不复得已，因举兵以讨恭为名。恭遣刘牢之击廞，廞败走，不知所在。长子泰为恭所杀．华时年十三，在军中，与廞相失，随沙门释昙    永逃窜。时牢之搜检觅华甚急，昙永使华提衣幞随后，    津逻成疑焉。华行迟，永呵骂云：“奴子怠懈，行不及    我!”以杖捶华数十，众乃不疑，由此得免。
    遇赦还吴。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测，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余年，为时人所称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发廞丧问，使华制服。
    服阕，高祖北伐长安，领镇西将军、北徐州刺史，辟华为州主簿，仍转镇西主簿，治中从事史，历职著称。
《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
    王昙首，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少弟也。
    幼有业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财，昙首唯取图书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马属，从府公修复洛阳园陵。与从弟球俱诣高祖，时谢晦在坐，高祖曰：“此君并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昙首答曰：“既从神武之师，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悦。行至彭城，高祖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因问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门户何寄。”高祖大笑。昙首有识局智度，喜愠不见于色，闺门之内，雍雍如也。……
    太祖为冠军、徐州刺史，留镇彭城，以昙首为府功    曹。太祖镇江陵，自功曹为长史，随府转镇西长史。
《宋书》卷六十六《王敬弘传》：
    王敬弘，琅邪临沂人也。与高祖讳同，故称字。曾祖廙，晋骠骑将军。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晋陵太守。
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性恬静，乐山水，为天门太守。弘妻，桓玄妹也。敬弘之郡，玄时为荆州，遣信要令过。敬弘至巴陵，谓人曰：“灵宝见要，正当欲与其姊集聚耳，我不能为桓氏赘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弥年不迎。山郡无事，恣其游适，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转桓伟安西长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县界。玄辅政及篡位，屡召不下。
    高祖以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道规咨议参军。……召为中书侍郎，始携家累自作唐还京邑。久之，转黄门侍郎，不拜。仍除太尉从事中郎，出为吴兴太守。……寻征为侍中。高祖西讨司马休之，敬弘奉使慰劳，……宋国初建，为度支尚书，迁太常。
   上述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为了争取个人权势、保住家族乜位而不懈努力。其中王弘所起的作用最大。
   王弘(379—432年)，字休元，起家为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参军主簿。王珣去世，王弘将田园产业全部分给诸弟，并坚持服芝三年，“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终其哀，唯弘固执得免”，盛称孝、友典范。桓玄人京，“收(司马)道子付廷尉，臣吏畏璺，莫敢瞻送。弘时尚在丧，独于道侧拜，攀车涕泣，论者称辱”(《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
   王弘青年时期，正是门阀政治的晚期，无力单独或联合起来制约皇权的门阀士族，不得不屈尊降贵，投靠有势力的低级士族武装集团。最初，他们或追随刘裕，或投向刘毅，义熙八年412)，刘毅死，投靠他的高门士族谢混、郗僧施被杀，门阀士族别无选择，大都会聚到刘裕麾下。《南史》卷十九《谢方明争》载：刘裕心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凑，其不至者唯谢)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诛雪，方明、廓来往造穆之，穆之大悦”，对刘裕说：“谢方明可胃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刘穆之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和刘裕都清楚，他们手下武将人才济济，政治人才却十分缺乏，所谓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元兴三年(404)，刘裕统帅北府军讨灭桓玄后，面临着一系列难题：日常的文牍处理、政令草拟与发布、朝廷典制的制定，乃至禅位诏书、开国典礼仪式等等琐碎事务，都需要富有统治经验的政治人才来处理。而通晓朝典、谙悉人物、具有丰富的政治、社会经验的人大部分出自文化水平高、长期占据国家要职的门阀士族。如琅琊王氏，世代高官，王氏子弟对朝廷的礼仪典章甚为熟悉，并世代相传，典章制度和朝廷礼仪已成为王氏家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书》卷六十《王准之传》载：王准之“曾祖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谓：“王献之习达朝章，近代之宗。”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门阀士族所掌握的国典朝章正是新统治者建立政权和巩固统治所急需的，同时，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深厚，思想影响深远，经济实力雄厚，政治上的向背对新王朝长治久安关系更大，不拉拢他们，新王朝的统治也很难巩固。因此，在执政之初，刘裕便注意搜罗王、谢等世家大族的子弟，为己所用。最有名望的是谢安曾侄孙谢晦，他由刘穆之举荐为刘裕参军。《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载：“高祖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札晦代之，于车中一览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系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狱贼曹，转豫州治中从事。”义熙八年(412)，“土断侨流郡县”，谢晦负责分判扬州、豫州民户，“以平允见称。”谢晦对刘裕竭尽忠诚，从征司马休之，危急关头拼命抱住欲亲自出战的刘裕，刘裕说：“我斩卿!”谢晦则答：“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刘裕北伐，“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难与敌”（《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刘裕遂将内外要任悉委之。刘裕临终，遗命谢晦与徐羡之、傅亮、檀道济共辅幼主。此外，谢方明、谢景仁及琅琊王氏家族的王昙首、王华、王准之等人也相继人刘裕府，奔走于刘裕鞍前马后。
    王弘早在刘裕入京执政之初，便应招为其谘议参军，他没有像一般高门子弟那样安流平进，而是抓住历史机遇，积极进取，尤其是一改贵族子弟鄙薄军职之风，做到了“屈志戎旅”(《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义熙八年(412)，刘裕征讨刘毅，时任大司马长史的王弘与“王镇恶、蒯恩等率军至豫章口，于江津燔舟而进”(《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义熙十一年(415)．刘裕讨司马休之，平江陵后，加领南蛮校尉，“将拜，值四废日，佐史郑鲜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白迁日，不许”(《宋书》卷二《武帝纪中》)。说明王弘再次随军西征。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后秦，王弘“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反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北伐前，王镇恶曾对刘穆之说过，“吾等因托风云，并蒙抽擢。今咸阳不克，誓不济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锡不至，亦卿之责矣”(《南史》卷十六《王镇恶传》)。当时刘裕借北伐立功名，以便回朝纂位，而九锡是通往禅代道路上的重要一环，尽管刘穆之对刘裕忠心耿耿，却认为九锡之议应在平定三秦之后。大军刚收复洛阳，王弘便回京为刘裕求九锡，刘穆之因此愧惧
而死。
    刘裕初执政柄，针对东晋“主威不树，臣道专行”的局面，“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对曾经把持东晋政权，社会基础仍十分深厚的门阀士族，刘裕既要拉拢、利用他们，以巩固其统治，又对他们始终心存猜忌，甚至对谢晦也并不能完全相信。《宋书》卷五十六《谢瞻传》记载：永初二年(421)，谢晦兄谢瞻在豫章病重，谢晦闻疾奔往探视，谢瞻对他说：“汝为国大臣，又总戎重(时谢晦为中领军，统帅皇帝的警卫部队)，万里远出，必生疑谤。”当时，“果有诉告晦反者。”若刘裕对谢晦信任有加，大概不会出现这种事。且刘裕虽以谢晦为顾命大臣，却又叮嘱太子：“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显然是要太子日后将谢晦赶出朝廷，以免祸生不测。因此，刘裕在利用土族的同时，也尽力限制、打击他们。对与其作对的门阀士族，更是严惩不贷。刘裕起兵之初，渤海大族刁氏因反对刘裕而被灭族。太原王愉、王绥父子，“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高祖悉诛之。”是时，刘裕虽位高权重，但因出身寒微，本无术学，“盛流皆不与相知”(《宋书》卷一《武帝纪上》)。在注重门第、文化和声望的门阀政治下，门阀士族对刘裕的态度普遍比较鄙视，他们宁愿靠拢虽然地位低于刘裕而气质和他们接近一些的刘毅，《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载：“刘毅为亚相，爱才好士，当世莫不辐凑，独邵不往。”《南史》卷一《武帝纪》载：“(刘)毅既有雄才大志，与帝俱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足相抗，虽权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并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谢混是谢安孙，谢琰之子，郗僧施是郗鉴的曾孙，均出于一流高门，为当时名士之冠，他们公开与刘毅唱和酬答而蔑视气质粗鄙的刘裕。如谢混在刘裕拜太尉之日故意晚到，“衣冠倾纵，有傲慢之容”(许嵩《建康实录》卷十)。郗僧施更是宁可放弃京都的三品要职丹阳尹不当，而去给刘毅作助手——四品的南蛮校尉。后刘裕讨刘毅，赐死谢混，杀郗僧施。一连串的诛杀之后，门阀士族再也不敢公然反抗刘裕，东晋主弱臣强的局面顿改。
   王弘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政治局势的改变，很快适应了时势的发展。义熙十四年(418)，“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力人桂兴淫其嬖妾，杀兴江涘，弃尸洪流。”事发之后，朝中官员沿袭保护士族利益的旧习，“执宪蔑闻，群司循旧”，连专职监察大臣的御史中丞王准之都未曾弹举。王弘时任尚书仆射，从职权方面说，本不应参与此事，但他毅然上表，弹奏谢灵运，兼及王准之，指出“此而勿治，典刑将替”，“宜加重劾，肃正朝风。”对此抑制高门土族之举，刘裕大加称赞：“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下令“白今为永制。”(《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
    刘裕统治期间，始终将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宗室或亲信寒人手中。在朝中，以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人占据中央要职，士族则很难进入决策圈，被排挤在权力中枢之外。针对过去地方军政大权为士族把持的情况，刘裕委任一批亲信将领出镇，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荆州、南徐州等军事重镇更是非宗室不授，“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宋书》卷五十一《刘义庆传》)。“京口(南徐州治所)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书》卷七十八《刘延孙传》)。这样，逐渐扭转了中央对地方的失控局面，加强了皇权。
    义熙十四年(418)，刘裕三子义隆出任荆州刺史，年仅十二岁，为能有效控制荆州，刘裕煞费苦心地为他选择了几个辅佐之臣。除以寒门武将到彦之、南士沈林子掌军权外，又将王昙首、王华和江南大族张邵派往荆州，分任长史、主簿和司马，且以张邵领南郡相，“众事悉决于邵”(《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同时，刘裕告诫义隆，王昙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王华在刘裕北伐长安时即已追随其麾下，历任要职，刘裕了解其政治才干，自然相知谱他“件尚物．不欲人在己前”(《宋书》卷六十三《王华传》)，将他派到荆州，一来辅佐刘义隆，二来则是为了盯住张邵，防备张邵把持荆州大权。总之，刘裕如此安排荆州要员，意在让庶族与土族之间，土族与土族之间互相牵制。但荆州的地位实在太重要，其内部的势力平衡仍不能让刘裕放心,于是，王弘于这一年被出为江州刺史，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地处荆州、扬州之间，可防备上流，在荆、扬二州间起缓冲作用。《宋书》卷四十七《孟怀玉传》载：怀玉为江州刺史，督六郡诸军事，就是因为“时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居上流，有异志，故授怀玉此任以防之。”王弘在江州，很可能其任务之一是防备张邵。永初二年(421)，张邵被王华排挤去职，王华行府州事，张、王两家势力均衡的格局被打破，荆、江二州皆在琅琊王氏的控制之下，一旦出现意外，势必要威胁扬州。刘裕遂于次年分荆州十郡置湘州，以张邵为刺史，重建了长江中游的平衡格局。王弘在江州期间，刘裕封他为华容县公，进号卫将军、开府、品秩第一，让其地位远超过谢晦，却始终不让他进人权力中。临终也未予顾命，大概也是想要在王、谢这两个一流高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鉴于王弘在军事方面不是谢晦的对手，刘裕于临死前安排檀道济出为南兖州刺史，在军事上防备谢晦。后来在文帝讨谢晦时，檀道济果然发挥了重大作用。
    永初三年(422)，刘裕病重，临死前选定了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为顾命大臣，并留下遗诏：“后世如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宋书》卷三《武帝纪下》)。刘裕死后，少帝即位，檀道济仍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今扬州)，防守刘宋王朝的北大门，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在朝辅政。徐、傅继续执行了刘裕对门阀士族的限制、打击政策，甚至同为顾命大臣的谢晦也受到他们的猜疑。《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载：羡之侄佩之，与王韶之、程道惠、刑安秦、潘盛结为党羽，“时谢晦久病，……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与韶之、道惠同载诣傅亮，称羡之意，欲令亮作诏诛之。”这与此前谢晦探兄病即有人告他谋反如出一辙，正是刘裕猜疑谢晦的继续。少帝在位期间，徐、傅还将谢灵运、颜延之、郑鲜之等高门士族赶出朝廷，出为外郡。此举立即引起了门阀士族的非议，殷景仁说：“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  (《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王弘曰：“郑公(鲜之)德素，先朝所礼，方于前代，钟元常(繇)、王景兴(朗)之流。今徐、傅出以为郡，抑当有以’’(《南史》卷三十三《郑鲜之传》)。另一些士族则明确表明不屑与徐、傅合作的态度。《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载：蔡廓称‘‘我不能为徐干木(羡之)署纸尾”，力辞吏部尚书。《宋书》卷五十八《王惠传》云：蔡廓不肯拜吏部尚书，“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
    2．废立事件
    在外郡任职的王弘、王昙首和王华，在朝中任职的王惠等王氏子弟，虽不满寒人当权，也敢发发牢骚，但在当时情况下，却又不得不俯首听命。若无其他变故，他们很难进人权力中枢，琅琊王氏也难有更大的发展，但一次废立事件给王弘、王昙首和王华提供了机遇，也使琅琊王氏家族走上了再度辉煌的发展道路。
    《宋书》卷四《少帝纪》载：少帝少年即位，居丧无礼，游戏无度，“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穿池筑观，朝成暮毁，征发工匠，疲极兆民。”且“刑罚苛虐，幽囚日增”，时常“亲执鞭扑，殴击无辜，以为笑乐。”时刘宋立国未久，外有北魏侵逼，内有富阳孙氏之叛，且门阀士族对刘宋皇室也并不心悦诚服，潜伏着不稳定因素。内忧外患，逢此不明事理之君，刘宋王朝岌岌可危。“远近叹嗟，人神怨怒”。以徐羡之为首的顾命大臣，为了刘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不得不考虑另立新君。若废少帝，按次当立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聪敏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宋书》卷六十一《刘义真传》)。刘裕在世时，谢晦就认为他不堪为君。《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载：“初，少帝之居东宫，多狎群小，谢晦尝言于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帝曰：‘庐陵何如?’晦曰：‘臣请观焉。’晦造义真，义真盛欲与谈，晦不甚答，还曰：‘德轻于才，非人主也。’”义真因此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离开京城，“及至历阳，多所求索；羡之等每裁量不尽与，深怨执政”。若立义真为帝，徐羡之等人自不会有好结果，他们看中的是刘裕三子刘义隆，为了能让他登基，不得不搬掉义真和少帝两块绊脚石，《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载：“帝后失德，羡之等将谋废立，而庐陵王义真轻动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废义真，然后废帝。”《宋书》卷六十一《刘义真传》载：“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以义真轻訬，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
    景平二年(424)二月，义真被废为庶人，不久即被杀。五月，以皇太后令，废少帝为营阳王，六月，徐羡之等命中书舍人邢安泰杀少帝于金昌亭，七月，迎立刘义隆，是为宋文帝。
    废立之前，徐羡之等人将檀道济、王弘同时召进京，告以废立之谋。王弘既非顾命大臣，又不像檀道济是“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众”(《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他能参与此事，是因为他是江左一流高门琅琊王氏的头面人物，举足轻重。时琅琊王氏子弟在官者有王昙首、王华、王球、王惠、王敬弘、王淮之、王韶之等人，家族势力和社会影响颇大。徐羡之等人拉拢王弘，是希望他和自己一起承担废军之责，并给臣民一个众臣皆同意废立的印象，减少废杀少帝、义真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王昙首、王华分任刘义隆的长史、司马，是其主要辅佐。若王弘参与废立，日后刘义隆投鼠忌器，总不致于再追究，徐羡之等人的性命、权势也就能保住了。
   弑君废立，自是大逆不道，但王弘却不顾身家性命，和徐羡之等人共同发动了宫廷政变。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当时的忠君思想较为淡薄。魏晋以来，弑君废立屡屡发生，仅东晋中后期，废立即有数起：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桓玄废安帝自立，刘裕弑安帝立恭帝，逼恭帝禅位后很快将他杀死。是时，“臣不以易主为惭，民不以改姓为异”(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一)，甚至有时还公开赞扬，《世说新语·言语》载：“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之议，裁之圣鉴。”’王弘生在东晋末年，他对废立的认识不会脱离时代，何况其父王珣是桓温故吏，始终坚持桓温是废昏立明，必然会对王弘产生影响。余嘉锡笺疏引李慈铭云：“盖王、谢二族，世执晋柄，终怀顾己之私，莫发不臣之迹。”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所以王弘虽出身江左一流高门，亦积极为刘裕代晋奔走效命，他参与徐羡之等人的废立行动，是毫不奇怪的。
    其次，黜昏立明，顺乎民心。少帝即位后，毫不以政事为意，屡屡失德，黜昏立明，已是人心所向。
    同时，从王弘个人来说，不甘居人之下，也是他参与废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王弘较早地投靠了刘裕，却始终未能进入权力中心，不得不屈居徐羡之等人之下，这是他不甘心的。而废立之事给他提供了翻身的机会。值徐、傅当权之时，政变成功的可能性极大，若是参加，自是大功一件，或许可以改变自己久居藩镇的地位，何况如果拒绝立即便会有杀身之祸。且刘义隆上台后，势必会重用其心腹王昙首、王华，琅琊王氏家族的地位无疑要比少帝时高。退一步讲，万一政变失败，主要风险也在徐羡之等人身上，自己不是首谋，很好脱身，甚至可以用被胁迫参与为借口推卸责任，进而可以向少帝告密，将顾命大臣铲除。
    王弘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参加了政变。很快，少帝、义真被废杀，傅亮率百官奉法驾到荆州迎接刘义隆。刘义隆听说少帝、义真被杀，心中忐忑不安，害怕自己成为顾命大臣的下一个杀害对象，荆州大部分属官也疑虑重重，纷纷劝说他不能轻易东下。力排众议支持刘义隆回京继位的是王华和王昙首，他们以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此事对自己、对整个琅琊王氏家族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机不可失。王华立即为刘义隆分析朝中的形势以及徐羡之等人杀害刘义真和少帝的心理：“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虽嗣主不纲，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庐陵严断，将来必不自容；以殿下宽睿慈仁，远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又，羡之等五人，同功并位，孰肯相让!就怀不轨，势必不行。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贪生过深，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他鼓励刘义隆，“但当长驱六辔，以副天人之心”(《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元嘉元年)。王昙首也竭力劝刘义隆回京，“并言天人符应”。所谓“天人之心”、“天人符应”，据《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载：
    景平中，有龙见西方，半天腾上，庵五彩云，京都远近聚观，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气。”
《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上》载：
    景平三年(考少帝的景平年号只有两年，故应为景平二年之误)四月，有五色云见西方。时文帝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寻即大位。
  《宋书》卷二十八《符瑞志中》载：
    景平二年六月，白麞见南郡江阳，太守王华献之太    祖(刘义隆)。太祖时入奉大统，以为休祥。
  《南史》卷二《文帝纪》载：
    景平初，有黑龙见西方，五色云随之。二年，江陵    城上有紫云。望气者皆以为帝王之符，当在西方。
   王华、王昙首既分析了朝局，又抬出了符瑞，终于坚定了刘义隆的决心，七月，他命王华留镇荆州，带王昙首等东下建康。途中，王昙首严密布防，“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将刘义隆安全护送到建康。八月，刘义隆即帝位，改元元嘉。
     徐羡之等人在当时的形势下，为挽救刘宋王朝，废少帝、义真，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然此事本身却是对君权的严重挑战。废立之事，毕竟是一冒极大风险之事，顾命大臣们将刘义隆捧上帝位，已是功高震主。何况还杀了少帝和义真，有弑君之罪，虽有“不以贼遗君父”(《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的借口，毕竟是杀了新皇的两位兄长，难保他日后不会就此发难。废立前夕谢晦“竦动不得眠”(《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傅亮赴荆州迎銮时“流汗沾背”，“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深自结纳”(《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都反映了废立之举带给他们的沉重心理压力。为了保住自己在新朝的权势和性命，趁刘义隆未到京城，徐羡之录诏命，迅速任命谢晦为荆州剌史，“欲令居外为援，……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檀道济仍为南兖州刺史，与谢晦“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  亮于中秉权，可得持久。”《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
     顾命大臣们为自己留了后路，却未给共同参与废立的王弘安排重要职务。文帝入京后，王弘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诏命中既无“录尚书事”之语，又无“余如故”或“本官悉如故”之辞，也就是说，王弘若任司空，就必须解除江州刺史之职，而不录尚书事的司空，只是一闲职。徐、傅二人可能是想把王弘拉到京城，便于控制，同时也为荆州的谢晦减轻压力。王弘非常清楚这是明升暗降之策，他立即上表，极力表白自己未曾“预定大策”，“无功勤”(《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固辞司空。当然，这也是巧妙的推托罪责的办法，不预定策，表面上指不预迎立文帝之策，实际暗示不预废杀少帝、义真之谋。当时，文帝虽白捡了个皇位，却并不感激真正把他扶上台的徐羡之等人，他不能容忍臣子把皇位随便摆布，不能容忍东晋主弱臣强的局面再现朝堂，只是时局未稳，“虽欲讨乱，虑或难图”(《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只能暂且隐忍不发。他仍任徐、傅在朝执政，并听任谢晦出刺荆州，但当徐羡之要将文帝的心腹武将到彦之调为雍州刺史时，“上不许，征为中领军，委以戎政(中领军统帅皇帝的警卫部队，此前谢晦任此职，轻易地发动了政变)”(《南史》卷二十五《到彦之传》)。从这件事上，王弘可能已觉察到文帝正积极设法摆脱徐、傅的控制，京城已成为双方争斗的战场，此时进京，弊多利少，还不如在江州，与朝中的王昙首、王华(文帝初即位，即任二人为侍中，且令王昙首兼领骁骑，王华兼领右卫，皆为禁军高官)、王惠(时任吏部尚书)等人互相呼应，以观成败。
    3．王弘在铲除顾命大臣事件中的作用
    王弘在江州，从义熙十四年(418)到元嘉三年(426)，以元嘉元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他被赶出权力中心，虽不甘心，却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做地方官的时期：后期，是他为进入  权力中心而积极努力时期。这两年的时间，王弘大约做了两件事。   
    第一，王弘为不被文帝视为徐、傅同党，必定通过王昙首投  向文帝，洗刷自己。从文帝允许他让司空却给他加上“使持节、  侍中，改监为都督，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如故”来看，  文帝可能已与王弘达成协议，让他继续留在江州，以提防荆州的  谢晦。
    第二，王弘处心积虑，为文帝铲除徐、傅、谢三人积极筹划，以便将功折罪，进而夺取辅政大权。
    王弘为文帝立下的最大功劳，是拉拢檀道济，拆散顾命大臣联盟。四顾命大臣徐、傅在内执政，一纸诏书即可解决；檀、谢在外，各拥强兵，若同时向四人发难，无异是促成荆州、南兖州两镇联兵，夹攻京城。檀道济虽英勇善战，但他“无远志”，危害不大。谢晦则不同，他出身高门，深通兵略，当年随刘裕北伐，“人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难与敌”，现在他占据上流，手握强兵，一旦坐大，很可能重蹈东晋门阀政治的覆辙。到那时，文帝的皇位能否保住还很难说，王弘却必有杀身之祸，从后来谢晦自江陵起兵的上表和檄文中，将王弘、王昙首、王华指为奸臣，并将王弘列在首位即可看出这一点。文帝和王弘都意识到，要想把大权从徐、傅等人手中夺回，当务之急是要设法除掉谢晦。但文帝身边实无人是谢晦的对手(后来，到彦之为讨谢晦的先锋，一触即溃)，当时唯有檀道济能从军事上对付谢晦，所以只能从他身上打主意。而要拉拢檀道济，必须秘密完成，以免打草惊蛇，这就要求负责拉拢檀道济的人，既不能是文帝身边的人，又必须是文帝信得过的人。极有可能是王昙首向文帝推荐王弘去完成这一使命。王弘出身高门，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又曾和顾命大臣一起参与废立，他与檀道济的交往，可较少受徐、傅等人的怀疑。《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载：檀道济“素与王弘善，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每构羡之等，弘亦雅仗之。”可见王弘已将檀道济拉到了自己一方。此事大概是在文帝的直接授意下秘密完成的，所以后来徐、傅被杀，王华等人不知实情，坚持要杀檀道济，谢晦在江陵上表，“虽未知臣道济问，推理即事，不容独存”，而文帝却表示“道济止于胁从，本非事主。杀害之事，又不相关”，“于是诏道济入朝，授之以众，委之西讨”(《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檀道济威名素著，谢晦军一听说他率军前来，军心大乱，不战自溃。谢晦被俘，槛送京城处斩。正因为王弘争取了檀道济，拆散了顾命大臣联盟，文帝方敢下诏杀徐、傅，遣军征讨谢晦。
    其次，王弘为扳倒徐、傅做了大量工作。元嘉三年(426)，文帝诛徐、傅的诏书称，自己初即位时，徐、傅、谢“匡国之勋实著，莫大之罪未彰”，而“今逆臣之衅，彰暴遐迩”(《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揭露当权者的罪状，并非易事。《宋书》卷六十三《王华传》载：
    (孔)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华每闲居讽咏，常诵王粲《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齿愤咤，叹曰：“当见太平时不?”
王华和孔宁子不遗余力地陷害徐羡之等人。卷末史臣曰：
    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
《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载：
    诛徐羡之等，平谢晦，昙首及华之力也。
但若仔细分析，便可发现，王华等人固然出力不少，却只能做些表面文章，真正能彻底揭穿徐、傅集团真面目的，还得是他们集团内部的人。徐、傅、谢共谋废立，三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可能泄露本集团秘密。檀道济是一武将，不擅长搞政治斗争，故刘裕说他“无远志”。而王弘则可以通过王昙首向文帝揭露废杀少帝和义真的真相，也会将他们如何商议对付文帝的策略和盘托出(如徐、傅居中秉权，檀、谢在外掌兵，调开到彦之等)，尤其是他将檀道济拉过来，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内幕。王弘如何陷害徐羡之等人，因史料缺乏，详情已不得而知，但肯定已为时人所知，否则，谢晦不会一听到徐、傅身死，立即肯定是王弘等人所为，在两篇奏章一道檄文中所列奸臣都以王弘为首：“王弘兄弟，轻躁昧进；王华猜忌忍害，规弄威权，先除执政，以逞其欲。”“按车骑大将军王弘、侍中王昙首，谬蒙时私，叨窃权要。弘于永初之始，实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让，自谓任遇浮浅，进诬先皇委诚之寄，退长嫌隙异同之端。昙首往因使下，访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扬令德，彰于朝听，其言多诬，故不具说。王华贼亡之余，赏擢之次，先帝常见访逮，庶有一分可取，而华禀性凶猜，多所忍害。”“奸臣王弘等窃弄威权，兴造祸乱，遂与弟华内外影响，同恶相成，忌害忠贤，图希非望。故司徒臣羡之、左光禄大夫臣亮横被酷害，并及臣门。……弘等既蒙宠任，得侍左右，自谓势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政事，欲冯陵恩幸，窥望国权，亲从磐跱，规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专权，所以结交谗慝，成是乱阶。”表示若文帝能“戮此三竖（王弘、王昙首和王华)”，为徐、傅“申理冤耻”，则自己即可解兵放甲，“谢罪阙庭，虽伏领赴镬，无恨于心”(《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而文帝杀徐、傅后，立即将王弘“征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封赏远在别人之上。甚至拊御床对王昙首说：“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王弘死后，文帝下诏奖诛徐、傅、谢之功，称王弘、王华、王昙首“抱义怀忠，乃情同至，筹谋庙堂，竭尽智力，经纶夷险，简自朕心”（《宋书》卷四十一《王弘传》)，增封王弘千户。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元嘉初年杀徐羡之等人的重大事件中，王弘是主谋者，所以文帝对他的加官、班剑、封赠超过别人。王弘也没有像以前让司空一样上表固辞，而是立即接受，显然是因立有大功之故。
  4．升任首辅
    元嘉三年(426)，徐羡之自杀，傅亮、谢晦先后被杀，王弘升任首辅，此后，他辅佐文帝巩固政权，治理国家。
    首先，协助文帝平定叛乱。文帝杀徐、傅后，谢晦以“清君侧”为名自江陵起兵，然王弘已拉拢了檀道济，为讨灭谢晦增添了最大的筹码。当文帝率军西讨之时，王弘留守京城，稳定后方，使文帝无后顾之忧，顺利平定叛军。是年冬，徐羡之侄徐佩之“结殿中监茅亨谋反，并告前宁州刺史应袭，……聚党百余人，杀牛犒赐，条牒时人，并相署置，期明年正会，于殿中作乱”(《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时大局初定，徐佩之的计划一旦成功，极有可能会再燃战火。应袭将此事密报王弘，王弘参加过宫廷政变，深知其中的厉害，他迅速协助文帝镇压了这场未遂政变，清除了徐、傅余党，巩固了政权。
    其次，妥善安置檀道济。四顾命大臣已死三位，檀道济事先又参与了各项谋划及行动，尽管后来立功，但无论如何很难不忐忑不安的。即便本人不以为意，妻子、心腹部将也不能不忧虑，从而形成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势力。《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载：“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时人或目之曰：‘安之非司马仲达(司马懿)也。’”倘不能妥善安置檀道济，势必会激化朝廷与檀道济的矛盾，若他效仿谢晦起兵，朝中无人能与之敌，元嘉历史就要改写。若平谢晦后即将檀道济杀死，虽可免除日后可能会出现的麻烦．但在棺道济反形来著．刘宋千朝又无其他良将的情况下杀了他，不仅有兔死狗烹之嫌，且是自坏长城之举，于大局不利。因此，如何安置檀道济，成为平谢晦后文帝君臣不得不慎重考虑的大难题。从史书记载看，平谢晦后，檀道济被调离北部重镇南兖州，出任江州刺史，恰好补上了王弘的缺，那么，这会不会是王弘的主意呢?回答是肯定的。王弘在江州八年(418——426年），对江州的地位甚是了解。江州地处荆州、扬州之间，易受二州控制。刘裕临死，曾嘱咐太子对谢晦“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而当年刘裕置王弘于江州，可能就是为了防止琅琊匿氏的势力发展过大，对此，王弘应有所觉察。当文帝不知如何安置檀道济时，王弘很可能会建议调檀道济出刺江州。且“江州内地，以治民为职”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义熙七年)，不置军府，仅有千余士兵驻防，檀道济纵有卓越的军事才皇，身处非用武之地，也不敢轻举妄动，一旦有战事发生，即可“授之以众”，派往前线，保卫刘宋政权。此后十年，檀道济一直任江州刺史，其间屡败北魏军队，为刘宋王朝效尽犬马之劳。直到元嘉十三年(436)，刘宋王朝已基本巩固，檀道济的历史审用也完成了，文帝遂将他和诸子及心腹一并处死。应该说，王甄安置檀道济的建议，稳定了元嘉前期的政局，对江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第三，辅佐文帝治国。杀徐羡之等人后，文帝将主要精力转眵到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身为首辅的王弘辅佐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的措施。
    在封建社会，以农业为本是经济方面的一贯传统，王弘初入仕途，便建议司马道子行屯田之制，打出一面重农大旗。任江州刺史的八年问，“省赋简役，百姓安之”(《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东晋徭役十分沉重，范宁曾说，“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当时旧制，百姓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服役者不堪其苦，不断有人远逃避役， “至有残刑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长此以往，人口逐渐减少，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封建王朝，户口为政府赋税之源，又是兵源所在，倘若人口日渐减少，势必要影响国家的赋税、徭役和兵役，动摇国家根基，为巩固政权，统治阶级至少表面上提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在官方统治思想儒家思想中，民本思想更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弘出身儒学大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又长期担任地方官，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对问题的严重性也看的较为透彻，入朝辅政后，他上书文帝，改革役制：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新役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安定了人民生活，对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刘宋初，盗制较严，  “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王弘以为，小吏无知，易起贪心，实有可愍之处，而百姓贫穷、愚昧，更应宽限一些，力主改为“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小宽民命，亦足以有惩也，(《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至于权高禄厚的国家官员，既受国家俸禄，理应以身作则，倘犯偷盗罪，应严惩不贷，盗五匹便处死。从王弘弹劾谢灵运和修改盗制来看，其法治思想是治下宽而驭上严，这与“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晋书》卷七十三《庾翼传》)的王导时期竭然不同，对缓解当时的阶级矛盾以及整顿吏治大有裨益。
    元嘉初年，王弘为首辅，王昙首、王华为侍中，是文帝宠臣。王敬弘仕至尚书仆射、王球仕至中书令，王准之历任侍中、吏部尚书等职，《宋书》卷六十《王准之传》曰：“准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王韶之因在史书中如实记述了王珣贪于财货，王廞谋反作乱之事，得罪了王弘和王华，王弘为相，韶之出为吴郡太守。“韶之在郡，常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韶之称为良守”（《南史》卷二十四《王韶之传》）。其他王氏继王导之后又一次登上了辉煌的顶峰。
（三）“知止道攸贵”
    王弘竭尽全力辅佐宋文帝，意在建立一个“王与刘，共天下”的王朝。然刘宋王朝已不能和门阀专权的东晋王朝相提并论，琅琊王氏也不是东晋初王导居中执政，王敦在外掌兵之时，现在他们必须置身于绝对的君权之下。也正因如此，王氏兄弟好景不长，便不得不把从徐羡之等人手中夺回的相权拱手让出。k宋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三十年，励精图治，使}方政局基本稳定，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出现暂时的繁荣，《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载：
       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元嘉年间，是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国力最强盛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宋文帝统治前期，大力伸张皇权，抑制权臣。元嘉初，徐羡等人虽有拥立之功，但对文帝来说，此举无异是重现东晋主弱强的政局，与自刘裕以来不断加强皇权背道而驰，不可不加以纠正。故杀徐、傅后，亲自领兵征讨谢晦。尽管谢晦一再上表，表明自己没有造反之意，称“若臣等志欲专权，不顾国典，便当协翼幼主，孤背天日，岂复虚馆七旬，仰望鸾旗者哉?”在不得已起兵的情况下，还慨叹“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另，关于刘宋初的顾命大臣，参见祝总斌《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二期)!但文帝还是将他擒住，槛送京城处死。十年后，又将檀道济杀死，彻底翦灭了任意废立的顾命大臣。以王弘为首的门阀士族，从徐、傅手中夺取了辅政权，然而在这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加强的皇权已不容许再出现强大的相权，尤其不容许出现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因此，文帝始终对门阀士族保持警惕，处处予以限制。
    王弘为文帝立下大功，升为首辅，文帝西讨谢晦，却未像当年刘裕北伐，后事一委刘穆之那样完全委政于王弘，而是让他和彭城王义康、侍中殷景仁共掌留任。铲除了妨碍君主集权的徐羡之等人后，宰相不设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是时王弘辅政，王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俱为侍中，风力局干，冠冕一时。……黄门侍郎谢弘微与华等皆上所重，当时号曰五臣。”甚至一惠琳道人，文帝以其“善谈论，因与议朝廷大事，遂参权要”。故孔觊慨叹：“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屦失所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元嘉三年)!文帝不着痕迹的增加了宰相人数，分散了宰相权力，使其远不能与东晋王导、谢安等人相提并论，直接加强了皇权。并且，用这一方法，又在宰相们之间制造矛盾，让他们互相掣肘。《宋书》卷六十三《王华传》载：王华与王弘虽为同宗兄弟，却也不满王弘地位高于自己，对其他人参政，更是不平，乃至常叹“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幸而他于元嘉四年（427）死去，否则，以他的个性，难免会上演兄弟纷争的闹剧。《宋书》卷六十九《刘湛传》云：刘湛出任荆州刺史刘义恭的长史，“时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刘湛自谓才能不亚于王氏兄弟，不愿外出，“是行也，谓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回京后，为与殷景仁争权，结好刘义康，“无复人臣之礼”，终被文帝下狱处死。此外，文帝还起用寒人出任中书舍人，以分宰相之权。如秋当、周纠并管要务，其权力之大，连王华都曾因“数为秋当所谮，常不自安”(《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就这样，文帝一步步地将万事俱统的宰相变成了有名无实之官，宰相的权力被分割，再也不能与东晋王导、谢安等人相比，正如刘湛所说：“今世宰相何难，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宋书》卷六十九《刘湛传》)
     文帝诛徐羡之等人后，虽知宰相位重，不可轻授，但当时他身边除了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士族，实无合适人选，不得不暂时用他们辅政，再施以种种限制措施。而门阀士族面对皇权的步步进逼，再也无力反抗。当年野心勃勃，千方百计排挤张邵、陷害徐羡之的王华，对陷害自己的秋当，只是“常不自安”而已，没有也不敢设计除之，因为他深知秋当背后站的是皇帝，若公然向皇权挑战，只能落得和谢晦一样的下场。甚至，门阀土族对那些没有多大权势的寒人也束手无策。《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载：穆之子式之，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赃货狼籍，扬州刺史王弘遣从事检校”，式之拒不听命，称自己“于国家粗有微分，偷数百万钱何有，况不偷琊!”王弘不敢再查，只说了句“刘式之辩如此奔!”便不了了之。
    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门阀士族的参政权日渐减少，然其显赫的门第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却不是用强权或几个寒人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谢混、谢晦被杀，谢氏家族仍为一流高门，谢弘微甚至可以“参预机密”。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依然雄厚，谢混在世时，“田业十余处，僮仆干人”，在他死后九年，仍“室宇修整，仓廪充盈，门徒业使，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 (《宋书》卷五十八《谢弘微传》)。并且，门阀士族为自抬身份，拼命鼓吹“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南史》卷二十三《王球传》)，以此打击寒人。《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附张敷传》载：秋当、周赳拜访同在中书省的张敷，“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田余庆先生说：士族“深沟高垒自固，看来是为了严士庶之别，实际上则是戒备凭借武力树立政权的以及与这科政权相伴存在的次等士族与寒人”(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这种情况下，为进一步打击门阀士族，除了限制他们的参政权并使其互相制约外，最好的办法便是起用宗室与之抗衡。所以，文帝待诸弟长大威人，先后委以重任。
    最先启用的是彭城王义康，平谢晦后，他出任荆州刺史。元嘉五年(428)，义康已满二十一岁，羽翼渐丰，对王弘兄弟能权位虎视眈眈。此时，文帝不欲士族专权之心也已是路人皆知，故左光禄大夫范泰、平陆令成粲先后劝王弘让位于义康，范泰称“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宋书》卷六十《范泰传》)。成粲曰：“明公位极台鼎，四海具瞻；劬劳夙夜，义同吐握。而总录百揆，兼牧畿甸，功实盛大，莫之与俦。天道福谦，宜存挹损。骠骑彭城王道德昭备，上之懿弟，宗本归源，所应推先，宜出据列蕃，齐光鲁、卫。明公高枕论道，燮理阴阳，则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庆与大宋升降，享年与松、乔齐久，名垂万代，岂不美欤”(《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此时王弘已年过半百，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使他对时局有了明确的认识，且徐、傅、谢前辙未远，傅亮“知止道攸贵，怀禄义所尤”(《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谢晦“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的悲叹言犹在耳。更兼文帝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辅臣之权，都使王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克尽臣职，不敢逾矩，甚至“自领选及当朝总录，将加荣爵于人者，每先呵责谴辱之，然后施行；若美相盼接语欣欢者，必无所谐”(《南史》卷二十一《王弘传》)，以求不与君主分功，可谓谨慎小心到了极点。义康的崛起，使王弘意识到，刘宋王朝已不容自己再任首辅。元嘉六年(429)，王弘上表推荐义康入朝执政，文帝早有起用宗室与门阀士族抗衡之意，便顺水推舟，召义康入朝，代替王弘为司徒，二人共同辅政。然义康“意常快怏，又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王氏兄弟不敢与之争，王弘以年老有病为借口请求逊位，王昙首则要求出任吴郡太守。但文帝起用宗室的目的并非委政宗室，而是使宗室与门阀土族互相牵制，以巩固皇权，故不许王弘辞职，昙首外出，他说：“岂有欲建大厦而遗其栋梁者哉?贤兄比屡称疾，固辞州任，将来若相申许者，此处非卿而谁?亦何吴郡之有”。但义康仍不满足，“时弘久疾，屡逊位，不许。义康谓宾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讵合卧治。”’为不得罪义康，昙首劝王弘“减府兵力之半以配义康，义康乃悦”(《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元嘉七年(430)，侍中、太子詹事王昙首卒，时年三十七，“文帝临恸，叹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国之衰也。’中书舍人周赳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殒”’(《南史》卷二十二《王昙首传》)。王昙首死后，王弘更不敢留居权力中枢，“每事推谦，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宋书》卷六十八《刘义康传》)
     此后，再没有一个高门士族的权力、威望能威胁刘宋王朝，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转到了君主与宗室、宗室与宗室之间进行。门阀士族只要不卷人皇室之间的斗争，便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而一旦触犯皇权，多不得善终。谢晦就是不明白皇权已决不容许门阀士族左右朝政而遭杀身之祸，刘湛也因图谋拥刘义康戈帝，被文帝下狱处死。
    王弘的退让深得文帝赏识，他越是谦退，官爵越高，后来又进位太保，元嘉九年(432)，王弘病死，获得死后配享高祖(刘裕)庙的殊荣。大明二年(458)，王弘幼子僧达被诬谋反赐死，孝武帝还专门下诏：“故太保华容文昭公弘契阔历朝，绸缪眷遇，岂容望兹勋德，忽其世祀，门爵国姻，一不贬绝。”(《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
    王弘的举动，影响了整个王氏家族，此后的王氏子弟，除王僧达、王融等少数人外，多持谦退之风。王敬弘晚年辞官不就，隐居舍亭山，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之求奉朝请，他写信给恢之说：“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宋书》卷六十六《王敬弘传》)。王微写信给元嘉后期的权臣王僧绰：“……每共宴语，前言何尝不以止足为贵。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此风使琅琊王氏子弟没有和皇权产生太大的冲突，琅琊王氏家族因此簪缨不替，一直与南朝相始终。但“持盈畏满”、“处于不竞之地”也使王氏子弟日益远离权力中心，家族势力由此日渐衰落。
     总之，晋宋之际，是琅琊王氏的大转折时期，王氏家族由中衰走向复盛，以王弘为代表的王氏子弟也由逍遥无为转为积极进取，再由积极进取转为主动退让，保证了琅琊王氏家族的一流高门地位。
(四)刘宋中后期琅琊王氏家族的发展
    自元嘉后期始，刘宋王朝外受北魏侵扰，屡屡北伐无功；内则萧墙之祸纷起，骨肉相残，终至败亡。
    元嘉二十七年(450)二月，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步骑十万南下侵宋，包围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县)，太守陈宪率军死守，四十二天内杀死的北魏士卒积尸几与悬瓠城等高。刘宋数次派出援兵，魏军死伤惨重，被迫撤军，但撤退前抄掠了淮西六郡，掳掠、杀戮甚多。为收复河南之地、阻止北魏南下侵扰，同年七月，宋文帝不顾众臣反对，下诏出师北伐。北伐军分东西两路出发，西线柳元景率领的雍州军经过浴血奋战，连克弘农、陕城和潼关等地，但因孤军深入、军粮告竭，被迫撤军。东线主将王玄谟贪愎好杀，大失民心，以致攻滑台(今河南滑县)数月不下。北魏大军一至，王玄谟军一败涂地。拓跋焘大举反攻，十一月渡过淮河，十二月兵临长江北岸的瓜步山，声言要渡江。建康举城震恐，内外戒严，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军役。文帝登石头城北望，追悔莫及：“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元嘉二十七年)。后来辛弃疾在《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将此次北伐描述为：“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与“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北伐形成了鲜名对比。因魏军乏粮，且江北尚有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东北盱眙山)、彭城等军事重镇尚未攻克，不得不于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撤军北归。此次大战，“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戮，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元嘉二十八年)
    外患初定，内讧又起。
   元嘉三十年(453)二月，太子刘劭和文帝次子始兴王刘濬利用巫蛊诅咒文帝之事事发，文帝欲废太子，赐死刘溶，不料刘劭先发制人，弑文帝，自立为帝。三月，文帝第三子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起兵入讨，诛杀刘劭及其四子，刘骏称帝，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在位十多年间(453—464年)，不断加强皇权，废录尚书事，设二吏部尚书以互相牵制，压抑士族，重用戴发兴、戴明宝、巢尚之等寒人执掌政权，向各州郡派出典签以控制地方南朝“寒人掌机要’’的局面真正形成了。为达到主威独运的目的，孝武帝大肆诛戮宗室、大臣，后期更是嗜欲无度，朝纲紊乱。待其子前废帝刘子业在位时，荒淫残暴，诛杀相继，内外群官无不战栗，文帝第十一子湘东王刘或发动政变，杀刘子业，自立为帝，是为明帝。明帝在位期间(465—472年)，军旅不息府藏空竭，而明帝奢糜过度，天下骚然，民不堪命，他晚年残忍好杀，将孝武帝的子孙屠戮殆尽，又杀了自己仅存的五个弟弟中的四人。当时的民谣说：“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骏传》)。清人赵翼慨叹：“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无一有后于世者”(《廿二史札记》卷十一，“宋子孙屠戮之惨”)。刘宋中后期的骨肉相残大大削弱了宗室的力量，至后废帝刘昱在位时(472_476年)，刘宋政权走到了穷途末路政权落入了萧道成手中，历史进入了南齐时期。
    在刘宋后期动荡的政治风云中，琅琊王氏借元嘉初的鼎盛之势，王氏子弟或官居要职，或联姻帝室，皆曾显赫一时。
    元嘉十年(433)，王球迁中书令，成为王氏家族中地位最高者。史载王球“公子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球虽通家姻戚，未尝往来。颇好文义，唯与琅邪颜延之相善。居选职，接甚希，不视求官书疏，而铨衡有序，朝野称之。”其侄子王履，深结刘湛，党附刘义康，王球每每训诫而不听，至刘湛被诛前夕，王履赤足跑到王球家中求救，“球命为取履，先温酒与之，谓曰：‘常日语汝，何如?’履怖惧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忧。’”文帝因王球之故，免除王履死罪，仅罢其官职已。元嘉十七年(440)，王球任尚书仆射，领庐陵王师，因平素多病，影响公务处理，引起江夏王刘义恭的不满，“当今乏．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纠之。”虽有何尚为之解释，“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王球还是因此而‘‘坐白衣领职”(《宋书》卷五十《王球传》)。元嘉十八年(441)，王球去世，无子，以从孙奂为后，至大明末年，王奂仕至吴兴太守。
    王弘死后，长子锡袭封华容县公，位至太子左卫率、江夏内史。次子僧达自幼聪慧，“少好学，善属文”，与“质讷乏风采”王锡大不相同，文帝闻其名，亲自召见，“问其书学及家事，对闲敏”，文帝大加赞赏，妻以临川王刘义庆女。王僧达起家为始兴王刘濬参军，累迁太子舍人、宣城太守，在郡无事，肆意鹏，有时三五日不归，经常在狩猎场所处理公务。元嘉二十八（451)春，魏军南下，“都邑危惧，僧达求人卫京师，见许。贼退，又除宣城太守，顷之，徙任义兴”。刘骏起兵讨刘劭，传洛州郡，令地方官起兵响应，当时沈庆之就断言：“王僧达必来赴义”，人问其故，他解释说：“虏马饮江，王出赴难，见在蹄前，议论开张，执意明决，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王僧达果然赶赴军中，刘骏遂以他为长史，待即位后，任他为尚书右仆射。
    王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倘若他能如王弘一样小心谨慎，必能至三公，但孝武帝很快将他迁为护军将军，这让王僧达极为不满，连续上表要求出任徐州刺史，孝武帝甚为不悦，将他出为吴郡太守。到郡后，王僧达恣意妄为，扩大实力，“荆、江反叛，加僧达置佐领兵，台符听置千人，而辄立三十队，队八十人。”甚兰际抢掠，“吴郭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并动用官府之力为自己造私宅，因此被免官。不久，他的另一桩丑闻曝光，再被禁锢。”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爱念军人朱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改名元序，启太祖以为武陵国典卫令，又以补竞陵国典书令，建平国中军将军。孝建元年春，事发，又加禁锢。上表陈谢云：“不能因依左右，倾意权贵。’上愈怒。僧达族子确年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确叔父休为永嘉太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复往。僧达大怒，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因杀而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刘瑀奏请收治，上不许。”(《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
     由京官到外任，从免官到禁锢，再到几欲入狱，王僧达在仕途上一路坎坷。期间，孝武帝曾单独召见过王僧达，《宋书》未载，《南史》卷二十一《王僧达传》曰：“孝武独召见，傲然了不陈逊，唯张目而视。及出，帝叹曰：‘王僧达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后来颜师伯拜访王僧达时，他竟然对这位天子宠臣发泄对皇帝的不满，声称“大丈夫宁当玉碎，安可以没没求活。’”对此大逆之言，颜师伯不敢回答，逡巡便退。
     孝建三年(456)，孝武帝拜王僧达为太常(《南史》载此事为孝建二年)，王僧达一向自负，得此闲职，“意尤不悦”，不久，即上表解职。孝武帝大怒，以“僧达文旨抑扬，诏付门下。侍中何偃以其词不逊，启付南台，又坐免官”。王僧达毕竟是王弘之子，高门华胄，所以没过多久，“除江夏王义恭太傅长史、临淮太守，又徙太宰长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457)，迁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以归顺功，封宁陵县五等侯。二年，迁中书令。”(《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
     若王僧达就此改弦更张，尚能保全性命，但他自恃门第高贵，不知收敛，终于惹出大祸。时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庆之的孙子，黄门郎路琼之，与王僧达比邻而居，“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于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帝曰：‘琼之年少，无事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谓帝曰：‘我终不与王僧达俱生’”(《南史》卷二十一《王僧达传》)。时孝武帝极力加强皇权，大力起用寒人，管压制门阀士族，王僧达自高身份，得罪了出身寒门的路太后，孝武帝虽安慰母亲，表示不可以此加罪于王僧达，但是心中毕竟恼恨，回想起王僧达“屡经狂逆，上以其终无悛心”，终于还是下了杀心，一方面给太后一个交代，另一方面也是警告门阀士族，门第再高，也高不过皇室。不过，琅琊王氏毕竟是一流高门，王弘又是刘宋的开国功臣，对王僧达自然不能轻易处置。大明二年（458)七月，南彭城蕃县人高阁、沙门释昙标、道方等以琊教蛊惑人心，并结交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等人共谋于八月一日夜起兵造反，欲诛杀众大臣，以高阁为天子。事发后，孝武帝杀高阁等数十人，随即将王僧达扯如高阁之案中，收誉封廷尉，于狱中赐死，时年三十六岁。王僧达死后，孝武帝专门下诏，历数王僧达的罪状，“轻险无行，暴于世谈。……协规西楚，志扰东区，公行剽掠，显夺凶党，倚结群恶，诬乱视听。……便可收付延尉，肃正刑书。”但为了安抚琅琊王氏家族，诏书最后说：“故太保华容文昭公弘契阔历朝，绸缪眷遇，岂容忘兹勋德，忽其世祀，门爵国姻，一不贬绝。”(《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
      与王弘后人的凋零不同，王昙首的后人一度成为琅琊王氏家族的代表。王昙首死于元嘉七年(430)，文帝亲临吊祭，痛感昙首英年早逝，称其死乃“国之衰也”、“直是我家衰耳”，(《南史》卷二十二《王昙首传》)追赠光禄大夫。元嘉九年（432)，以预诛徐羡之等谋，追王昙首为封豫宁县侯，谥为文。孝武帝即位后，配飨文帝庙庭。
     王昙首长子僧绰，“幼有大成之度，弱年众以国器许之。好学有理思，练悉朝典。……袭封豫宁县侯，尚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王僧绰起家江夏王义恭司徒参军，元嘉二十六年(449)，徙尚书吏部郎，自此“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僧绰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元嘉二十八年(451)，迁侍中，时年二十九岁。“始兴王濬尝问其年，僧绰自嫌蚤达，逡巡良久乃答，其谦虚自退若此。”元嘉末年，“太祖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托，朝政小大，皆与参焉。”元嘉三十年(453)，太子刘劭与始兴王刘濬的巫蛊之事泄密，文帝欲废此二人，首先将此事告诉了他最为信重的王僧绰，并让他寻求汉魏以来废太子、废诸侯王的旧典。时江湛、徐湛之辅政，在废刘劭后立何人为太子之事上争论不休，“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文帝烦恼不已，对王僧绰说：“诸人各为身计，便无与国家同忧者。”时刘劭已在暗中准备起事，“于东宫夜飨将士”，王僧绰密报文帝，提醒他从速解决储位问题，“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淮南云：‘以石投水，吴越之善没取之。’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文帝虽知王僧绰的建议是正确的，但事关父子亲情，故犹疑不定，致使刘劭先发制人，弑文帝而自立。事发后，江湛慨叹：“不用僧绰言，以至于此”(《宋书》卷七十一《王僧绰传》)。刘劭即位之初，杀江湛、徐湛之，转王僧绰为吏部尚书，委以事任。不久，刘劭检查文帝时的奏章及江湛家书，发现了王僧绰的密奏及废诸王事的典故，遂将他杀害，时年三十一。
     王昙首次子僧虐．娶文帝弟江夏王刘义恭女．韶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孝武帝时，仕至太子中庶子。明帝时，僧虔为辅国将军、会稽太守，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会稽，请假东归。“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礼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岂能曲意此辈。彼若见恶，当拂衣去耳”’(《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因此得罪阮佃夫，被免官，不久以白衣兼侍中，出为湘州刺史，以宽惠著称。后废帝元徽三年(475)，迁吏部尚书，至升明二年(478)，仕至尚书令。
    王弘弟王虞、王抑(《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作王柳)、王孺，在刘宋一朝皆居高位。王虞，廷尉卿，王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王抑，光禄大夫。王孺，侍中(《南史》卷二十一《王微传》载为光禄大夫)，子王远为光禄勋，王远弟王微，虽素无宦情，仍作到中书侍郎，王微弟僧谦早卒，亦官至太子舍人。
   王华死于元嘉四年(427)，元嘉九年(432)，文帝追封他为新建县侯，孝武帝即位，配飨文帝庙。王华子王嗣袭封新建县侯，但“人才既劣，位遇亦轻”(《宋书》卷七十一《王僧绰传》)，官至左卫将军。王嗣子长，泰始二年(466)，因辱骂母亲而被夺爵。
    东晋后期，王华父亲王廞在王恭之乱中一度起兵，“得罪晋室，诸子并从诛，唯华得免。”  后王华在宋初显赫一时，但因王廞之难而亲族零落，遂大力提携从父弟王琨，“恩若同生，为之延誉”。王琨历任宣城、义熙太守，皆以清廉著称。王华临终，又将王琨托附给宋文帝，故王琨在宋世屡居清显，至升明元年(477)，进右光禄大夫。宋顺帝被迫逊位给萧道成，将离开皇宫时，百官相送，王琨攀车轮恸哭说：“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时王琨已八十岁，自东晋后期直至南齐建立，他亲历两次改朝换代，多次宫廷政变、武力纷争，不由感慨世事无常，  “呜噎不自胜，百官人人雨泪”  (《南史》卷二十三《王琨传》)。王琨并不是真的为刘宋王朝惋  惜，他的哭，与曹魏末王祥哭高贵乡公相似，萧道成对此是了解  的，因此，萧齐建立，王琨领武陵王师，加侍中，仍居要职。  
    王诞兄子王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吴兴长公主，仕至右光禄大夫。王偃长子王藻，尚文帝第六女临川长公主，“公主性妒，而藻别爱左右人吴崇祖。景和中，主谗之于废帝，藻下狱死，主与王氏离婚”(《南史》卷二十三《王藻传》)。王藻弟懋，位至光禄大夫，封南乡侯。
    王僧朗，是王谧之侄，历任侍中、湘州刺史、尚书仆射等职。女为宋明帝皇后。子王彧，字景文，仕至扬州刺史、中书令。明帝病重时，太子及诸皇子皆年龄尚小，“上稍为身后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而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又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王字；弓长，张字也。”明帝担心自己“一旦晏驾，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泰豫元年(472)春，明帝病入膏肓，自知难愈，遣使者送毒酒赐景文死，声称：“朕不谓卿有罪，然吾不能独死，请子先之。”并下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南史》卷二十三《王景文传》)。王彧为保全家族，不得不饮药而死。王彧长子绚，官至秘书丞，年二十四，先王彧卒。次子王缋，元徽末年，为黄门郎，东阳太守。
    王彧兄王楷子王蕴，封吉阳男，位至湘州刺史。王彧兄王粹子王奂，历任侍中、吏部尚书、丹阳尹等职。王奂弟王份，仕宋位至始安内史。
    此外，王准之子兴之，官至征虏主簿。王准之从弟逡之，仕宋至吴令。从弟琏之，位至长水校尉。王韶之子哗之，位至临贺太守、太宰祭酒。哗之女王宝明，嫁给了萧道成的长孙萧长懋，后被尊为文安皇后。王羲之曾孙悦之，宋明帝在位时仕至黄门郎、御史中丞、侍中。王敬弘长子恢之，仕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瓒之，孝武帝大明年间，为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瓒之弟升之，为都官尚书。升之子延之，升明末年，为尚书左仆射、江州刺史。
   刘宋中后期，琅琊王氏多人在朝为官，且与皇室建立了密切的婚姻联系，如王僧绰、王偃、王藻、王俭(齐中书监)、王亮(梁尚书令)、王莹(梁侍中)、王志(梁中书令)皆娶刘宋公主为妻，或嫁女为皇后、王妃，琅琊王氏依然是最显赫的家族。但此时已经不是“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初，也不是王弘辅政，王华、王昙首俱任要职的元嘉初，文帝相继重用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宣等宗室，殷景仁、刘湛、何尚之、徐湛之、江湛等朝臣，孝武帝、明帝等又多用寒人，王氏家族尽管为官者甚众，其权位既受皇权压制，又遭寒人排挤，再也未能达到东晋初年和元嘉初年那样的极盛局面。他们屈居于皇室之下，小心谨慎的维系着一流高门的家族地位，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刘宋中后期，多名王氏子弟死于非命。或者死于政治纷争，如王僧绰死于刘劭屠刀之下；宋末王蕴因反对萧道成专权被杀。或者死于军事动荡，孝武帝时，竞陵王诞谋反，王玛之为其长史，事败被杀，牵连五子。明帝时，王应之为衡阳内史，因拒起兵谋反的湘州行事何慧文被杀。或者死于皇权屠杀，王僧达因藐视皇权被杀，王或因受明帝猜忌，无罪赐死，王弘从子王钊，为建平王休仁长史，因事得罪了休仁，被明帝赐死，身为驸马的王藻因另有所爱而下狱死。这些族人的死亡，削弱了琅琊王氏在刘宋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其中，王蕴、王玙之、王应之皆绝后，从整体上影响了琅琊王氏家族的发展。
   此外，自刘宋王朝始，因琅琊王氏各分支境遇不同，宗族成员之间贵贱有别。如王导的后人王弘、王昙首、王僧绰、王或等人显贵之时，王彬的后人已经没落，王泰未能人仕，子元弘仅仕至县令而已，孙素初为庐陵国侍郎，后隐居不仕。即便近支族人，亦有贵贱之别。王楷、王粹、王彧兄弟，王楷名宦不达，仅为太中大夫，王粹位至黄门侍郎而已，王彧则是显贵当朝的扬州刺史、中书令。王楷子王蕴因父亲地位低，“不为群从所礼，常怀耻慨”，深感“苔(王蕴小字)与童乌(王彧子绚小字)贵贱异”(《南史》卷二十三《王蕴传》)。王粹子王奂，因出继从祖中书令王球，才得以提高身份地位，“奂诸兄出身诸王国常侍，而奂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颜延之与球情款稍异，常抚奂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南史》卷二十三《王奂传》)
    与此同时，宗族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载：王锡家财百万，王僧达却因“家贫求郡”，同胞兄弟尚且如此，疏属之间的贫富差别更是显而易见。王韶之未仕前家贫如洗，“尝三日绝粮”，而王珣却财产颇丰，散在各地；王素家贫母老，王彧与奉朝请毛法因一次赌博就得一百二十万。
    随着各别分支逐渐走向没落，族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甚至彼此仇视，如王“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南史》卷二十四《王韶之传》)，王氏家族的整体势力必然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