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在民族危亡关头，琅琊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导、王敦等人辅助晋宗室司马睿渡江南下，开创了东晋百年基业，也由此奠定了琅琊王氏在江南一流高门的根基。《南史》卷二十一史臣论曰：“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一)定策南迁
     西晋末年，宗室内战，五胡侵逼，中原大乱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王衍谓“中国已乱”，顾荣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司马越)今日不能复振华夏，百姓无复遗种”(《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严峻的社会形势，使身处政治前沿的王氏子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将来。在王衍实施三窟计划的同时，王导等人则拥戴琅琊王司马睿出镇建康，寻找新的出路。
     王导(276—339年)，字茂弘，是王览长子王裁之子。《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云：
    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初袭祖爵即丘子。……后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琊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王导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中原已乱的情况下，他与王衍都意识到必须另寻出路，创造条件，复兴晋王朝，并由此确立起王氏家族的霸业。王衍虽期望王敦与王澄“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出为荆州”条注引《晋阳秋》)，但其主要目标仍锁定在中原。《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载：“及石勒、王弥寇京师，……时洛阳危逼，多欲迁都以避其难，而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王导比王衍有更高的政治才能，其远大目光更是王衍所不能及的。王导看到，中原已难保住，只有江南还可暂时安身，但自己名不及王衍，功不如王敦，要想在江南独立创出一番事业是非常困难的。王导想起了与自己“素相亲善”的司马睿。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属宗室远支，素无威望，王导与司马睿交好，固然是因其宗室身份大可借用，主要还是由王氏与司马睿祖孙的特殊关系决定的。东晋太兴三年(320)，司马睿下诏：“先公武王(司马仙)、先考恭王(司马觐)临君琅邪四十余年，惠泽加于百姓，遗爱结于人情。……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杨郡”(《晋书》卷六《元帝纪》)。诏书中所言“惠泽”、“遗爱”未必都是事实，但司马睿祖父、父亲先后为琅琊王，与当地大族琅琊王氏建立密切的联系却是一定的，甚至有了姻亲关系，如司马睿与王庾就是姨兄弟，二人“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晋书》卷七十六《王廙传》)。八王之乱中，司马睿正在洛阳，王导建议他回到封国，避免卷入权力纷争，保存实力。《晋书》卷六《元帝纪》载：“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后避晋愍帝讳改为建康)。”《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曰：“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
    王导在南渡之事上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但要说是他一人之匀却不可信，搜索史料，可见其他几种说法。《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
    羲之……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  其议。
东晋人裴启所撰《语林》载：
    大将军(敦)、丞相(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旷字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
《晋书》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载：
    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
东海王妃出自裴氏家族，其兄裴盾、裴邰一任徐州刺史，与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司马睿共治下邳，一为司马睿安东府长史，与安东府司马王导相交甚深。所以裴妃对于司马睿渡江之事，很可能起过推动作用。
    综合以上材料，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释“王与马共天下”》中曾做过精辟的分析：
    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首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至于司马睿本人，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另，王汝涛先生在南渡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琅邪王氏考信录·永嘉南渡决策者为王旷考》中明确指出，是王旷先说服姨兄弟司马睿，再劝说王导率全族南迁。
    当王氏家族确定了南渡计划之后，王导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以及与王衍和司马越的关系为司马睿游说，让司马睿出镇下邳，开始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永嘉元年(307)，王导随司马睿南渡建邺，完成了建立东晋政权的关键一步。
 
  (二)开创江东新局面
1．平定江东
    王导与司马睿过江后，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的局面。中原沦丧，“北寇游魂，伺我之隙”(《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江南内部，陈敏新败，战乱时有发生。自己势力所及，只有长江下游的三吴地区。更何况，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北方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之间、南北士族与皇室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也使社会难以稳定。渡江不久，司马睿就因母亡而回琅琊奔丧，将稳定江东，主持政权建设的任务留给王导。王导根据江东社会的实情，采取“镇之以静”的政策，制定了“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永嘉元年)的基本施政方针，为东晋政权打下了基础。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当务之急是切实地在江南站稳脚跟。而司马睿属宗室远支，素无重望，当地大族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以至“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王孚与王敦商议，利用上巳观禊之机抬高司马睿的声望。《晋书》馨六十五《王导传》载：
    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王敦(266—324年)，字处仲，王览次子王基之子。他少有令名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青州刺史、中书监、扬州刺史等职。王戎、王衍在中央的权势与名望，王敦为晋武帝驸马，当朝名士，又屡刺名州，“威风已振”，足以使江东士族将琅琊王氏视为一流高门，王敦、王导的“骑从”，使江东士族由此知道司马睿才是中原士族共推的新领袖，便相继来拜见。
    时江南初定，战乱时有发生，司马睿势力所及，只有长江下游的三吴地区，长江中游的荆州、湘州、江州和南方的交州、广州等地，都在他人的控制之下，时时威胁着立足未稳的新政权。当此危机时刻，王敦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竭尽全力扫平江东的分裂势力，为东晋的建立和巩固作了不懈的努力。
    王敦先与历阳内史甘卓等合兵击败不受司马睿节度的江州刺史华轶，斩其首，拿下了长江中游重镇江州。当时，十余万巴蜀流民寄居于荆、湘，因不堪当地官员豪强的欺凌，推杜弢为主进行反抗，加剧了荆、湘地区的动荡局势，王敦指挥陶侃等将领进行镇压，很快稳定了荆、湘地区。
    数年之间，王敦等人平定各州，使司马睿的势力达到江南全境。尚在北方的西晋中央也不得不承认司马睿的地位，永嘉五年(311)，东海王越死后，晋怀帝封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建兴元年(313)，晋怀帝死，愍帝即位，定都长安，遥授司马睿为左丞相。建兴四年(316)，在匈奴刘曜的进逼之下，愍帝出降。次年，平东将军宋哲携愍帝诏书奔江南，云：“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卿指诣丞相，具宣朕意，使摄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晋书》卷六《元帝纪》)。由此可见，司马睿在江东的开疆拓土，已使西晋王室将复兴王室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2．笼络江东士族
    但是，仅仅是疆域上的占领是远远不够的，倘若不能争取江东大族的支持，绝不可能在江东立足。
    早在统治时期，江东大族已经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邓艾传》)。西晋灭吴之初，为了稳固大局，没有对吴地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晋书》卷三《武帝纪》)。此政策使江东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江东豪族的庄园经济和武装组织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王仲荦先生指出，西晋如此措置，是因为西晋统治者在平吴之后，看到江东世家豪强大地主内部很团结，经济势力很雄厚，武装力量很强大，这对于中央来说，固然有所不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晋廷采取这样的策略的考虑还在于：对江东世族强制性的武力摧残并不一定能取得实际效果，反而会引起激烈的反抗。更重要的是，东吴末年，江南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保留江东大族的武装力量以及滋养这种武装力量的庄园经济，来共同镇压人民，比消灭它远为有利。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角度考虑，维持吴地大族势力比消灭它更为有利(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114一1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西晋平吴后，对吴地旧望，随才擢叙，陆机、陆云、顾荣、张翰等人相继北上。但江南大族被视为“亡国之余”，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仕途艰难，以至“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这使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比较疏远。八王之乱中，江东士人以自保为上，尽量避免卷入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如顾荣为司马冏主簿，“同擅权骄恣，荣惧及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他写信给朋友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这期间，江东士人不愿到已经陷人战乱的中原任职，大多重返江东。
    西晋末年的江南并不平静。太安二年(303)，张昌部将石冰一度占据江州、扬州，扰乱江东。永兴二年(305)，掌握江淮漕米的仓部令史陈敏趁晋廷内忧外患之际，据历阳，自称扬州刺史，南略江州、“东南诸郡，遂据有吴越之地”，他任命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欲效仿孙权割据江东。江东士族已知中原必乱，希望能够保持江南的稳定，希望有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来统治江东。但陈敏等人社会地位低下，并无多少政治才能，“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晋书》卷一百《陈敏传》)，远不能和孙权相提并论，其覆灭是必不可免的。顾荣与甘卓商议：“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卿观事势当有济理不?敏既常才，本无大略，政令反覆，计无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骄矜，其败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惟一身颠覆，辱及万世，可不图之”(《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江东士族率领乡里私兵，协助西晋军队平石冰，讨陈敏，稳定了江南秩序，为后来东晋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同时，在这所谓的“三定江南”(第三次是在永嘉四年平定钱璯的反叛)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他们在当地雄厚的势力。
     陈敏等人的败亡，使王导意识到，要想在江南站稳脚跟，稳定江南局势，必须取得江东士族的支持。但南下政权的代表人物司马睿素无重望，以至“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王导为此忧心忡忡，不得不先设法树立司马睿的威望，然后，在司马睿的大旗之下，团结南北大族，共御强敌，徐图恢复。王导与王敦商议，利用上巳观禊之机抬高司马睿的声望，让江东士族知道司马睿才是中原政权的代表。然后王导不失时机地向司马睿进言：“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义。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谓，“顾荣、贺循、纪瞻、周圮，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睿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以循为吴国内史；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军府政事，皆与之谋议。又以纪瞻为军祭酒，……周圮为仓曹属”(《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永嘉元年)。顾荣又上表推荐吴士，“陆士光贞正清贵，金玉其质；甘季思忠款尽诚，胆干殊快；．殷庆元质略有明规，文武可施用；荣族兄公让明亮守节，困不易操；会稽杨彦明、谢行言皆服膺儒教，足为公望；贺生沈潜，青云之士；陶恭兄弟才干虽少，实事极佳。凡此诸人，皆南金也。”“书奏，皆纳之”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这样，王导通过团结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顾荣、贺循，进而通过顾荣、贺循的人际关系，将江东士族集团争取到了司马睿一沩。
    依靠南北士族支持建立起来的东晋政权，内部矛盾重重。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北方大族，是东晋政权的骨干力量，虽然司马睿和王导大量招揽南士，但其政治地位明显低于北方士族。直到东晋建国，“侍中皆北士”(《晋书》卷七十七《陆晔传》)，“南土之士未尽才用”(《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南方士族对此极其不满，《晋书·周处传附周勰传》云：“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南士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世说新语·政事》载：“陆太尉诣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陆玩与王导的政见分歧，也是南方士族对北方士族并不心服的表现之一。而且，江东大族还曾以武力反抗朝廷。江南义兴大族周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他参与讨灭石冰、陈敏、钱璯，“三定江南，开复王略”，以戡乱之功拜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于是准备起兵“诛诸执政”，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是时，东晋政权缺乏强大的兵力，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起而反抗，势必会引起东晋统治的不稳和纷争，削弱东晋统治的实力。当时，王导坚持“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方针，竭力缓和南北大族之间的矛盾，为消弭南方大族反抗的隐患，做了不懈的努力。周玘的阴谋败露后，司马睿在王导的影响下并未直接处治周玘，而是召周玘为镇东司马，未至建康，又改任建武将军，南郡太守，行至芜湖，再改任军咨祭酒，进爵为公。周玘自知不为朝廷所容，忧愤发病，临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人，“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杀吴兴太守，“有众数千”。事败后，司马睿“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使事态没有扩大，反叛很快平息下去。周勰“失志归家，淫侈纵恣，每谓人曰：‘人生几时，但当快意耳。’终于临淮太守”(《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附《周玘传》、《周勰传》)。此后，南北士族之间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矛盾日趋缓解。
    王导除在政治上对南方士族开放仕宦之途以外，还竭力避免南北士族的经济利益冲突，为了不损害江东士族的经济利益，甚至要求渡江南来的北方士族，不可在南方士族的势力范围内建立庄园，故江东大族顾、陆、朱、张四姓产业在吴郡，而王、谢诸家士族的产业集中在会稽、临海一带。为了安定南方豪强，王导在经济上尽量不触动他们的根本利益，有时也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附山遐传》载：“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为余姚县令，“到县八荀，出口万余．……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稍微缓和下来的南北大族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王导权衡利弊，最后将山遐免官，而对隐匿私附者不予追究，以此来消弭吴人的敌对情绪，最终达到稳定江东的目的。
    此外，王导还竭力弥合南北士族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当时，南北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差异较大，中原京洛一带玄学盛行，江南则未染玄风，儒家学说依然盛行。南人固守的两汉经学旧传统、坚持儒家礼教的社会风气，和当时北人中流行的清谈学风、新的处世态度与道德标准均不相同，如北方士族居丧饮酒食肉，江南则习于礼法。风尚不同，南北相轻，致使吴姓士族与北方士族有很深的隔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势必要影响南北士族内部的团结。王导为了稳固大局，在过江之初，即以中原士族领袖的身份，以身作则，尽可能做好沟通南北文化的工作，努力消除南北士族之间的心理隔阂。
    为了能够和江东士族建立密切的联系，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陆)玩。”联姻是士族之间建立联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东晋南朝士族联姻最重门第，本来，琅琊王氏家族都是与当时的名门望族联姻，并且特别重视其联姻对象的文化，如王戎、王衍与裴氏，此后的王氏与郗氏、王氏与谢氏，皆为当时的一流大族，其学术思想亦有相通之处。江东陆氏的社会地位远不及琅琊王氏，而且两家族的思想文化亦有很大差距，王导主动提出要和陆玩缔结秦晋之好，这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陆玩表面以“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表示谦挹，却以“义不能为乱伦之始”(《晋书》卷七十七《陆玩传》)加以拒绝，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南北士族心理隔膜之深亦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正说明了王导弥合南北大族矛盾的必要性。
    过江之初，中原士人在言行举止中时时表露的优越感，使南北士族积怨很深，北人固然瞧不起南人，南人亦看不起北人，称之为“伧”。而王导以丞相之尊，却能打破陈规陋习，不仅注意与高门士族建立密切的联系，连中下层的南北人士都注意团结在自己周围。《世说新语·政事》载：“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霑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闍，兰闍。’群胡同笑，四坐并欢。”同条注引《晋阳秋》曰：“王导接诱应会，少有牾者。虽疏交常宾，一见多输写款诚，自谓为导所遇，同之旧昵。”
    渡江之初，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吴人也因自己的文化不如中原而产生自卑之感，羡慕洛生之咏，鄙薄本地方言。王导为了表现对吴姓士族的尊重，努力学习使用吴语。《世说新语·排调》载：“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注引《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陈寅恪先生称：“吴语者当时统治阶级之北人及江左吴人士族所同羞用之方言，王导乃不惜屈尊为之，故宜为北人名士所笑，而导之苦心可以推见也。”(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更为重要的是，王导努力将玄学介绍给南方士族，使玄学清谈风靡江东(详见本书第七章琅琊王氏的思想演变)。唐长孺先生指出：玄学家“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指导怎样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治主张随着门阀的发展与巩固，实质上是削弱君权，放任大族享受其特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23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经过王导等人的努力，南方士族熟悉了玄学清谈，理解了玄学中蕴含的清静无为的理论，进而意识到这是一种有利于门阀士族统治的政治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南北大族的思想得到了统一，他们协力同心，抗御外侮，共同维护门阀政治，东晋在江东的统治能够延续一百多年，实与此有关。综上所诉，在司马睿即帝位以前，王导安抚江南士族的措施取得了极大地成功，“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3．安抚侨姓士族
   王导制定的“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基本国策，“新”是指吴姓士族，而“旧”则是指原先活动在中原，后追随司马睿南下的北方士族，即侨姓士族。《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而奔者，并谓之侨人。”但江左初创，不能尽如人意。《世说新语·言语》载：温峤受刘琨使命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云：‘?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日：!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这反映出南渡士族渡江之初内心的惶惶不安，以至“流言满国，人心万端，去就纷纭”(《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影响所至，连司马睿都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元帝始过江”条)之感慨。初履南土，家国之忧，身世之感，使北方士族心理上笼罩着失落、伤感、绝望的情绪。《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卫玠被迫南渡，远离故土，见大江东去，百感交集，“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载：“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琊!”’更有甚者，为排遣国破家亡之痛，走上了纵欲狂饮的道路。永嘉初，过江南下的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与光逸 “散发裸裎，闭室酣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晋书》卷四十九《光逸传》)。如何让南渡土族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国破家亡的伤感情绪中解脱出来，进而振奋精神，鼎力支持新政权，是王导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王导首先做的是保障他们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谓：“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司马睿从中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为江南积累了一大批长于政治管理的杰出人才。至此，“乃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侨姓士族在中枢机关把持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令、侍中和吏部尚书等职，故过江之初，“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晋书》卷六《元帝纪》)。王导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高门子弟凭其门资即可人仕为官，“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卷二十三，史臣曰)。
     此外，王导还实行了侨置郡县的制度。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北方人民大量南迁，据谭其骧先生考证，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人口达九十万人，约占东晋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扬州所集的南迁之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徒》，《长水集》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些流民往往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集体南迁。《晋书》卷一百《苏峻传》云：“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然后率领所集流民南下，归附东晋。北方流民是一些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如果能妥善安置，他们便会成为东晋政权的有力支持者，既可用以抗御外侮，保卫东晋政权，亦可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促进江南经济的发展。倘不能妥善安置，他们便会与朝廷对抗，与土著争利，社会会因此而动荡不安。王导按照“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政策方针，建议东晋政府在流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即按照西晋在中原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相应的州、郡、县。据史籍所载资料，东晋初期侨立之州有：司州、兖州、豫州、雍州、徐州、青州、冀州、梁州、并州等。先后侨立之郡，可考者为八十一，侨置之县，可考者二百三十六。侨州郡县设有大量文武职位，可以为原本任职中原，如今“亡官失守”的北方士族提供一条新的人仕途径，使他们不仅在中央占据优势，还可出任各级地方官，以此与南方士族争夺对地方的控制，达到平衡南北士族势力的目的。同时，王导推行的侨置郡县政策，稳定了北来流民，也拉拢了一大部分流民帅，如祖逖、郗鉴、刘遐、苏峻等，他们的武装成为东晋初期保卫建康、抗御胡虏、稳固东晋政权的主要力量。田余庆先生说：“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其次，满足南渡士族“求田问舍”的要求，允许他们在江南地区广占土地，建立新的经济基础。为此，东晋政府继续推行了西晋的占田荫客制。《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载，西晋颁布的户调式，规定按官品高低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劳动力：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户调式从经济制度上保证了门阀士族的特权，成为其政治特权的  经济保障。《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记载：东晋时，
    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一人。客皆注家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除衣食客两晋相同以外，东晋时期的荫佃客数大大增加了，同时增加的还有荫典计数。显然，东晋的占田荫客制比西晋时期的规模更加扩大了，这使南渡士族虽丧失了北方的家园，却能很快地在江南得到补偿，逐渐安定下来。
     是时，侨姓士族渡江后，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多在会稽、临海建立庄园。这一带原为土旷人稀的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云：江南“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国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热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咨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正是南渡士族集中了一批流民为奴为客，进行集体生产，才使得这些地区得到开发，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其他地区，《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传》载：刘宋时的江南已是“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有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应该说，侨姓士族建立的庄园对开发江南和发展经济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再有，就是乔姓士族提供一副心灵上的灵丹妙药。王导知道，要让难度士族从国破家亡的伤感情绪中摆脱出来，当务之急是为他们创造一个熟悉的文化氛围，让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渡江南下的北方士族多来自京洛地区，最熟悉的莫过于玄学清谈。王导引玄风难度（详见本书第七章琅琊王氏的思想演变），辩名析理的清谈活动，清谈场中的激烈交锋，将南渡士人趋于消极、颓丧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们逐渐摆脱了国破家亡的悲怆情绪，在新的土地上迅速适应下来。《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谓，桓彝过江，与王导“极谈世事”之后，原本因“朝廷微弱”而忧惧失望的心情为之一变，对人说：“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世说新语·言语》亦载：温峤见王导，“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日：‘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三)东晋初琅琊王氏的鼎盛
  1．“王与马，共天下”
     太兴元年(318)三月，晋愍帝被害的消息传来，司马睿继帝位，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正式建立。东晋初，琅琊王氏家族的势力也发展到顶峰。是时，王导身居相位，兼扬州刺史，在内执政；王敦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荆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这就是说，今湖北、湖南、广东、安徽、江苏等东晋大半势力范围都归王敦控制了。“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扬州为政治、经济中心，荆州则是军事重镇，时王导坐镇扬州，王敦控制荆州，“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资治通鉴》卷九十一，太兴三年)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记载，司马睿称帝，受百官朝贺时，“命导升御床共座。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元帝曾对王导说：“卿，吾之萧何也”，尊王导为“仲父”。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一依陈群辅魏故事。”明帝崩，成帝幼年即位，“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隍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于是以为定制。”《晋书》卷七十八《孔愉传附孔坦传》云：“成帝每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有同家人”。《晋书》卷三十九《荀勖传附荀奕传》载：“时又通议元会日帝应敬司徒王导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为礼无拜臣之文，谓宜除敬。侍中冯怀议曰：‘天子修礼，莫盛于辟雍。当尔之日，犹拜三老，况今先帝师傅。谓宜尽敬。’事下门下，奕议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体，则不应敬。若他日小会，自可尽礼。……’诏从之。”《世说新语·轻诋》“王丞相轻蔡公”条注引《妒记》记载，蔡谟戏弄王导：“朝廷欲加公九锡，公知不?”王导虽“自叙谦志”，却谓为然，其地位之高、势力之大由此亦可见一斑。时王敦假手王廙杀谯王司马承(《世说新语》作司马丞)，其妻不敢对儿子说实话，“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盖以避祸耳”(《世说新语·仇隙》“王大将军执司马愍王”条)!王敦自己在给晋元帝的上书中也称：“臣门户特受荣任，备兼权重，渥恩偏隆，宠过公族”。后来明帝讨伐王敦时所下的诏书里还承认：“先帝以圣德应运，创业江东，司徒导首居心膂，以道翼讃。故大将军敦参处股肱，或内或外，夹辅之勋，与有力焉。阶缘际会，遂据上宰，杖节专征，委以五州”(《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由此可见，王氏势力在东晋初远超宗室。“王与马，共天下”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琅琊王氏家族在当时所处的地位，是琅琊王氏势力达到颠峰的标志。
    2．王敦之乱
    当琅琊王氏家族势力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一场由王敦而起的危机也悄悄来临。
   王敦为人豪爽不羁，《世说新语·豪爽》共十三篇，王敦一人就占了五篇，其放达不羁的个性跃然纸上。
   敦个性中另一个突出的特色第心肠刚硬。在洛阳时，有一次，王恺请客，王敦与王导都在座，乐队中吹笛子的女妓稍有走调，王恺即命人将她打死，座上的客人都大惊失色，唯王敦神色自若。某次又与王导赴宴，王恺令美人劝酒，凡客人饮酒不尽，皆杀劝酒的美人，王导素不能饮，为不使劝酒者获罪，遂勉强饮器，至于沉醉，而王敦则故意不饮，美人悲惧失色，王敦傲然不规。事后王导叹息说：“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世说新语》记载此故事发生在石崇家，并详载“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过江后，王敦为自身利益，甚至不惜杀害同族兄弟王澄，后起兵谋反时，从弟王棱日夜切谏，王敦恼怒之下，派入将他暗杀。
    过江后，王敦利用手中的军队，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军政大权。权势欲是逐渐膨胀的。王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益骄横，欲专制朝政。在荆州，王敦不经过朝廷，擅自任免手下将官，私自擢用杜弢降将杜弘，授予聚党数千人、据险自固的何钦等人四品将军的官职，专擅之迹渐显。
    封 建社会皇帝的专制集权倾向是永恒的。元帝鉴于王氏兄弟权势太重，特别是对“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的王敦日渐疑心，在江东政局稍稍稳定之后，开始着手削弱琅琊王氏家族的势力。元帝在朝中疏远王导，重用刘隗、刁协等人，以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兼丹阳尹，分王导之权。太兴初年(318)，刘隗与“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晋书》卷六十九《刘隗传》。所谓刻碎之政，刻是刻薄，碎即是严察琐碎，唐长孺先生《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论之甚详，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5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他们“崇上抑下”，助元帝伸张皇权，“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晋书》卷六十九《刁协传》)
     刘隗、刁协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大族的不满，所以王导被疏远，获得士族的广泛同情，“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咸称导善处兴废焉。”“王敦之反也，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王敦起兵，王导素服请罪，扬州别驾顾和等下属纷纷慰问，称：“王光禄(王含，是时投奔王敦)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世说新语·言语》“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条)。周嵩上疏盛赞王导“忠素竭诚，义以辅上，共隆洪基，翼成大业”，批评元帝“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伍贤，……将令贤智杜心，义士丧志，近招当时之患，远遗来世之笑”(《晋书》卷六十一《周浚传附周嵩传》)。而且，周嵩还曾直接对刁协发难，表示自己的不满。《世说新语·方正》载：“周伯仁(周顗，周嵩兄)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周嵩)，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和峤)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巡便出。”由此可见，刘隗、刁协在朝中已经陷入孤立之中。  
    王导生性淡然，又深识谦抑之道，默然居守。而王敦极为不平，他上疏给司马睿，为王导在朝内所受的冷遇鸣不平，“导昔蒙殊宠，委以事机，虚己求贤，竭诚奉国”，“辅翼积年，实尽心力”，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建议元帝若觉得王导“内综机密，出录尚书，杖节京都，并统六军，既为刺史，兼居重号，殊非人臣之体”，不妨“省录尚书、杖节及都督”，“导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若“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将致疑惑”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表示要采取适当的行动。王导在建康先收到这份上疏，怕惹出事端，遂封还给王敦。王敦又派人直接送达元帝，元帝阅此奏章，极为不快，连夜召宗室谯王司马承商议对策，司马承表示：“陛下不早裁之，难将作矣”(《晋书》卷三十七《谯王司马承传》)。而刘隗也曾“以王敦威权太盛，终不可制，劝帝出诸心腹，以镇方隅”(《晋书》卷六十九《刘隗传》)，元帝由此开始暗作军事部署，筹划在外树立藩屏，以制约王敦的军事力量。
    太兴三年(320)，湘州刺史一职空缺，王敦上表举荐自己的亲信、吴地大族沈充任湘州刺史之职。湘州据长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元帝断然拒绝了王敦的请求，派遣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以分荆州之势。大兴四年(321)七月，元帝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幽、雍、并、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守合肥；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戴、刘二人领兵出镇，名义上是对付北方的少数民族，实际上是元帝在继司马承出镇湘州后的另一防范王敦的重要军事部署，“外以讨胡，实御(王)敦也”(《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王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本已骄横日甚，如此受元帝猜忌，不平之心加上野心，激怒进发，“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每次饮酒后都咏曹操的乐府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边歌边以如意打唾壶为节，以致唾壶的边沿出现了许多个缺口。
    元帝欲加强皇权的举措，激化了君臣之间的矛盾。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数次上书为王导和自己辩白未果后，以问罪刘隗、为王导伸冤为名在武昌起兵向建康进攻。王敦指责刘隗“琊佞谄媚，谮毁忠良，疑惑圣听”，在为刘隗开列的大量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取奴为兵，“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赋役不均”，“免良人奴，自为惠泽”，以致“百姓哀愤，怨声盈路”。显然，王敦以此争取世家大族对他起兵的支持。王敦声言，他身为宰辅，“与国存亡”，不能坐视刘隗误国。他还指斥元帝“自从信隗已来，刑罚不中，……弃忽忠言，遂信奸佞”，并表示，不杀刘隗绝不罢兵，要求元帝“速斩隗首”，“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在王敦起兵的同时，他的心腹沈充从吴兴起兵进行响应。
    王敦起兵给留在建康的王氏族人带来极大困难。古制，谋反谋逆，罪及三族。刘隗回京与刁协一起劝说元帝尽诛王氏全族。时王敦兄王含弃职逃奔姑孰，王导惶惧之下，每天带着二十多名群从兄弟子侄到皇宫门外素服待罪。值尚书左仆射周顗入朝，王导叫住周顗对他说：“伯仁，以百口累卿!”周顗没有搭理王导，“直入不顾”。见到元帝后，周顗盛称王导忠诚，极力申救，元帝纳其言。周顗喜饮酒，与元帝商量妥当后，在宫中痛饮，尽醉而出。王导一行人还在宫门外，见周顗出宫，再次向他呼救。周顗不但不搭理王导，反而对左右侍从说：“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晋书》卷六十九《周额传》)。回家后，周顗又上表元帝，竭力证明王导无罪，言甚切至。所有这一切，王导全然不知，“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在周顗的申救下，元帝命人送还王导朝服，并于宫中召见。王导跪地叩首，说：“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元帝赞王导“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三月，王敦带兵进至芜湖，又上书司马睿要求惩办刁协。司马睿一面命令刘隗、戴渊还军保卫建康，一面下诏讨伐王敦，“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元帝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加封戴渊为骠骑将军，周顗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分别统领军队，又加封周札为右将军，与刘隗分别守卫建康城的两个军事要塞——石头城和金城。元帝还授以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的职务，改调陶侃为江州刺史，命令他们各率所部攻打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军队到达建康后，周札不战而降，石头城落入王敦之手。元帝连派刁协、刘隗、戴渊等人反攻，结果一触即溃。王敦顺利入城，“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元帝劝刘隗、刁协出逃避祸，刁协年老，不堪骑马，又素无恩信，半路即被杀，刘隗被迫外投石勒。元帝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他派人转告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晋书》卷六《元帝纪》)。《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载元帝语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说的更是直白。
    王敦入建康后，欲清除异己，其参军吕猗说：“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众，近者之言曾无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举之患?为将来之忧耳”(《晋书》卷六十九《戴若思传》)。王敦深表赞同，但戴渊、周顗名声太大，“敦素惮顗，每见顗辄面热，虽复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此时欲杀他们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便试探性地向王导征询意见：“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王导不答。王敦又问：“若不三司，便应令仆琊?”王导仍旧默然。王敦会意：“若不尔，正当诛尔。”王导仍旧无语。于是，王敦下令逮捕周顗和戴渊，随意捏造罪名，押至石头城处决。不久，王导在中书省翻检他失势时朝廷官员呈给皇帝的奏疏，发现了周顗竭力解救自己的表章。此时，王导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他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对儿子们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晋书》卷六十九《周顗传》)
    在这场事变中，王导最初是站在王敦一方的，如他后来所说，“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所以周札开城迎王敦，后虽为王敦所杀，王导在王敦死后仍予以赠谥。后来明帝的诏书中也认为王敦的此次起兵，是因为“刁协、刘隗立朝不允，敦抗义致讨，情希鬻拳，兵虽犯顺，犹嘉乃诚，礼秩优崇，人臣无贰”(《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正是由于有了琅琊王氏等大族的支持，王敦第一次起兵才能够成功。当然，王导也不是无条件的支持王敦，《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载：“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及此役也，敦谓导日：‘不从吾言，几致覆族。’导犹执正议，敦无以能夺。”正是由于以王导为代表的朝臣反对王敦公开夺取朝廷大权，始终拥戴皇室，此次兵祸才仅限于上层，并未波及东晋全境，可谓虽叛未乱。
    王敦杀了戴渊、周顗等人，肃清了朝中反对派，全面掌握了朝廷大权。不久，在建康之外反对王敦起兵的各路州镇也陆续失败，湘州刺史司马承、梁州刺史甘卓先后被杀，陶侃则退回广州。元帝不得不以王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王敦控制了朝政，自为扬州牧，把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属或心腹，以兄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从弟王舒为荆州刺史，王彬为江州刺史，王邃为徐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九二，永昌元年)。此时的王导被架空了，名为尚书令，却没有多少实权。王导深知琅琊王氏家族利益与东晋政权存在的利
害关系，为更好地维护王氏家族的利益，王导联合其他朝臣对王敦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使王敦不能不有所忌惮，无法实现篡权野心。是年五月，王敦还屯武昌，临行前又在京城设置了留府，以控制朝廷。不久，王敦加领宁益二州都督，势力更加强大了。
  永昌元年(322)十一月，司马睿在忧愤中病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因为王敦曾经提出废黜司马绍的建议，对于新君登基颇为忌惮。为试探明帝，王敦“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王敦不敢入京，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以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牧，内外大权集于一身，“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其部属沈充、钱风、诸葛瑶等人“并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体，咸知其祸败焉”。明帝为加强皇权，也为报父仇，暗中联络反对力量，命华恒为骠骑将军，都督石头水陆诸军事，加强石头守备，命郗鉴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军事，镇合肥，这都是针对王敦的。王敦当然不会坐视，图谋再度起兵，一场新的变乱已经不可避免。关键时刻，王敦却生了重病。他自己无子，过继了哥哥王含的儿子王应为子。于是，他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拜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心腹钱凤问王敦如何安排后事，并建议“脱其不讳，便当以后事付(王)应”，王敦说：“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幸，计之下也”(《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从客观形势来看，王敦对时局的估计是清醒明智的!东晋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南北世家大族势力平衡，不可能从中推出一个作为领袖，只能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来维持这种平衡。司马皇族虽然势力衰微，但作为汉族合法政权的象征，还是具有很高人望的，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若是由王氏取司马氏而代之，势必将琅琊王氏推到与所有世家大族对立的危险境地，一旦内战爆发，不仅琅琊王氏有覆族之险，东晋政权也将陷入无休止的混战之中，若北方胡族乘虚南下，到那时，半壁江山也难以保住。所以，只有维护司马氏的帝位才能维持平衡局面，稳定东晋政权，也只有保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才能更好地维护王氏家族的利益。从王氏家族内部来看，立场也不统一。王敦从弟王棱日夜切谏，王敦恼怒之下，派人将他暗杀，王彬当面指责王敦“抗旌犯顺，杀戮忠良，谋图不轨，祸及门户”(《晋书》卷七十六《王彬传》)，后又屡屡劝谏，几为王敦所杀。王舒得到王敦欲谋叛的消息后，立即与王导一起见明帝，以实相告。更让王敦头疼的是，王导为维护家族的最高利益，联合其他朝臣对王敦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使王敦不能不有所忌惮。从家、国两方面考虑，王敦认为解除武装，入朝为官是保全家门的上策。但钱凤听后竟然认为王敦所说下策正是上策，遂与沈充等谋划二次叛乱。
      虽然王敦对时局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希望“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以此保全门户，但年轻气盛的明帝却不放过他。史载明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善抚将士”，为
朝野信服。太宁二年(324)六月，明帝只带几个随从微服出行，到于湖侦察王敦的营垒部署情况。王敦得报，立即遣骑兵追击，“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冷，以为信远而止不追。帝仅而获免”(《晋书》卷六《明帝纪》)。回建康后，明帝乘王敦病重之时，伪称王敦病死，下诏讨伐，“……敦曾无臣子追远之诚，又无辅孤同奖之操，缮甲聚兵，盛夏来至，辄以天官假授私属，将以威胁朝廷，倾危宗社。……敦矜其不义之强，有侮弱朝廷之志，弃亲用羁，背贤任恶。钱凤竖子，专为谋主，逞其凶慝，诬罔忠良。……敦之诛戮，傍滥无辜，灭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骇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笃疾所婴，昏荒悖逆，日以滋其，辄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树私党，莫非同恶，未有宰相继体而不由王命者也。顽凶相奖，无所顾忌，擅录冶工，辄割运漕，志骋凶丑，以窥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则旦。……今遣司徒导，镇南将军、丹阳尹峤，建
威将军赵胤武旅三万，十道并进……讨凤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滥刑。有能杀凤送首，封五千户侯，赏布五千匹。……”并下令“敢有舍王敦姓名而称大将军者，军法从事”。王敦见诏书后大怒，他孤注一掷，选择了下计，但此时已是“病转笃，不能御众”(《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遂命王含为元帅，率军三万(《晋书》卷六《明帝纪》曰五万)，以诛温峤为名，进攻建康，意欲代晋。
     此时的王导面临着生死抉择。王导知道，王敦第一次起兵能够成功，是因为世家大族默许他讨伐破坏士族权益的刘隗、刁协，而第二次起兵却是要取司马氏而代之，一旦打破皇室与世家大族、士族与士族之间的平衡局面，势必要遭到朝野一致反对，这已经决定了王敦难逃失败的命运。王敦第一次起兵时，刘隗就曾建议元帝将王氏家族的人全部杀光，一旦王敦失败，琅琊王氏家族必将大祸临头。王导审时度势，毅然与王敦划清界线，在关键时刻承担起了保全门户的重担，他写信给王含：“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今则不然。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诸有耳者皆是将禅代意。非人臣之事也。……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王导在信中，还透露了朝廷的军事部署，“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暗示王含趁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愿速建大计，惟取钱凤一人”，并尽早退兵，“当还武昌，尽力藩任”(《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既可保全性命，又可仍旧占据荆州要地，不失军权，可以更好的维护家族利益。
     王导作出抉择后，出任讨伐军的总指挥，他知道王敦威名素著，诸将无不畏惧，为顺利平叛，王导巧施妙计，利用王敦病重卧床之机，“率子弟发哀，众闻，谓敦死，咸有奋志”(《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王导此策使军心复振，为后来的顺利平叛提供了条件。
     越城一战，王含被中军司马曹浑击败。听闻败讯，王敦大怒：“我兄老婢耳，门户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将(王廙，死于永昌元年十月)、处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本想强撑病体，亲去前线指挥，无奈病人膏肓，太宁二年(324)七月病死，时年五十九。王应“秘不发丧，裹尸以席，蜡涂其外，埋于厅事中，与诸葛瑶等恒纵酒淫乐”(《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不久，沈充、钱凤被杀，王含、王应兵败后投奔荆州刺史王舒，被他沉于长江，叛乱平定。
    至于王敦，被东晋政府掘墓戮尸，首级被割下与沈充首级同日悬于京师。至此盖棺定论，封建史家也不得不承认王敦的功绩：“王敦历官中朝，威名素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遂能托鱼水之深期，定金兰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王敦最后走上反叛的道路，跟他刚愎阴狠的个性有关系，跟政治环境的变化、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因琅琊王氏宗族强盛、自己手控强兵而屡受晋室猜疑也有关系，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野心的膨胀。
    王敦、王含、王应死后，琅琊王氏的地位并未受太大影响，王导的地位仍是崇高的，“敦平，进封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司徒如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敦平，有司奏(王)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皆除名。诏日：‘司徒导以大义灭亲，其后昆虽或有违，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亲。’)了原之。征拜光禄勋，转度支尚书”(《晋书》卷七十六《王彬传》)。王舒也因讨伐王敦、杀王含父子有功而加官晋爵，都督荆州、平西将军。明帝还专门下诏“王敦群从一无所问”(《晋书》卷六《明帝纪》)，琅琊王氏家族的实力依然雄冠江南各世家。  
    当然，琅琊王氏也不是全无损失。自太宁二年(324)七月王敦死后，王氏家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之权。同年十月，王彬由江州刺史调为光禄勋，次年六月，明帝改任王舒为湘州刺史，命陶侃继任荆州刺史，琅琊王氏家族连失两大军镇，在长江上游、中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从此，琅琊王氏对朝政的影响由文武二途一变而为文化影响政治一途，家族内部也由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王导诸子中，长子王悦“事亲色养，导甚爱之。”次子王恬“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尚文轻武使王氏子弟从此与军权无缘，并由此形成了鄙薄武职之风，即使担任军职，也不任军中庶务，王徽之即是明显的一例。《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徽之任车骑将军桓冲骑兵参军时，整日“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一日桓冲问徽之：“‘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桓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待至刘宋，随着皇权的加强，尚武已成为士族亡身灭门的原因之一。王蕴“少有胆力，以父揩(《南史》卷二十三《王蕴传》作“楷”)名宦不达，欲以将途自奋。每抚刀曰：‘龙渊、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诫之曰：‘阿答，汝灭我门户’” (《南齐书》卷一《高帝上》)!后王蕴果死于非命。
(四)东晋中后期琅琊王氏的暂时衰落
    东晋中后期，琅琊王氏丧失了与皇室“共天下”的政治地位，进人中衰时期。
    1．东晋中期的琅琊王氏
    自王敦死后，琅琊王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没有外部力量尤其是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持，致使王导受到明帝庾皇后兄庾亮的排挤。太宁三年(325)八月，明帝死，五岁的皇太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成帝，庾太后临朝，政事一决于庾亮，庾氏家族开始崛起，“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结束了。
    庾亮也是当时著名的玄学名士，精通《老》、《庄》，风姿飘逸，但他的执政方针却与王导截然不同，“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咸和二年(327)，庾亮不顾众臣反对，召历阳太守苏峻人京，激起豫州刺史和苏峻的反叛，平叛后，庾亮被迫出都，任豫州刺史。咸和九年(334)陶侃死，庾亮出镇荆州，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荆州、江州、豫州三州刺史，控制长江中游。一旦建康有变，庾亮即可率军顺流而下，所以表面上他是藩镇，但实际上却以外戚强藩之重控制朝政，“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趋向者多归之”(《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时王导在朝辅政，因政见分歧以及王导的用人不当，陶侃、庾亮皆曾欲起兵废黜王导，陶侃的儿子陶称建议王导筹措兵力，应对随时可率兵东下建康的庾亮，赖与王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且又手握重兵的郗鉴极力反对，双方才未兵戎相见。“时王导辅政．丰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而鉴又不许。”(《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
    苏峻之乱不久，王舒、王彬相继死去，王导子侄辈中当时只有王舒子王允之堪当大任。苏峻之乱中，时任会稽内史的王舒起兵讨苏峻，王允之屡破敌军，“讨贼有功，封番禺县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将军、钱唐令，领司盐都尉”。咸和八年(333)，王舒死，王允之去职守丧，“既葬，除义兴太守，以忧哀不拜”。王导更感独木难支，他写信给王允之，申以家族大义，并引先辈事迹劝他不要拘泥于礼制，“太保(王祥)、安丰侯(王戎)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和峤)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晋书》卷七十六《王舒传附王允之传》)。王允之仍固执不允。庾亮出镇荆州后，随着庾氏家族势力的日益崛起，王、庾二族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虽王导表示“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然“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庾亮字元规)尘污人’”(《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为维护王氏家族的利益，王导不得不将尚在守丧的王允之派出与庾氏家族争夺江州，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第119一131页“庾、王江州之争”论述甚详，他总结说：
    成、康之交，咸康、建元之际，琅邪王氏家族发展    史上经历着叉一关键时刻。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    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    然还是代有显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靠社会影响。由此到晋末为止，真能影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晋书》卷七七《殷浩传》载庾翼遗殷浩书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庾翼作书时间，就在咸康、建元之际．可见此时琅邪王氏在内外政局中已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估量局势中不再被人们提及了。
    咸康五年(339)，王导去世，终年六十四岁，琅琊王氏家族最耀眼的一颗明星陨落了。东晋政权对这位一手缔造了新王朝的开国功臣备极哀荣，成帝连续三天在朝堂举哀，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一切礼仪，皆依西汉博陆侯霍光和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懿兄长)的旧例。《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载：“及葬，给九游韫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成帝下诏褒赞王导之功：“…．．．公迈达冲虚，玄鉴劭邈；夷淡以约其心，体仁以流其惠；栖迟务外，则名隽中夏，应期濯缨，则潜算独运。昔我中宗、肃祖之基中兴也，下帷委诚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绩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祷杌易质；调阴阳之和，通彝伦之纪，辽陇承风，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复宣武之绩，旧物不失，公协其猷。若乃荷负顾命，保朕冲人，遭遇艰圮，夷险委顺；拯其沦坠而济之以道，扶其颓倾而弘之以仁，经纬三朝而蕴道弥旷。方赖高谟，以穆四海，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恸于心。虽有殷之殒保衡，有周之丧二南，曷谕兹怀!今遣使持节、谒者仆射任瞻锡谥曰文献，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荣宠!”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史臣曰”也力赞王导之功，将他与古代贤臣召公、管仲、萧何、曹参、诸葛亮相提并论，在“中原荡覆”、“时无思晋之士”时辅佐中宗艰苦创业，历王敦、苏峻之乱，竭尽忠诚，维护东晋政权，“实赖元宰，固怀匪石之心；潜运忠谟，竟翦吞沙之寇。乃诚贯日，主垂饵以终全；贞志陵霜，国缀旒而不灭。观其开设学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栉风之际；虽则世道多故，而规模弘远矣。比夫萧曹弼汉，六合为家；奭望匡周，万方同轨，功未半古，不足为俦。至若夷吾体仁，能相小国；孔明践义，善翊新邦，錾事论情，抑斯之类也。提挈三世，终始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
    王导死后，琅琊王氏家族的实际地位更加低落。东晋中期，能够进入权力中枢的王氏子弟唯有王彪之一人。王彪之(305—377年)，字叔虎(见《淳化阁帖》、《晋中兴书》等，《晋书》作“叔武”，乃唐人为避讳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所改)，他以佐著作郎起家，仕至尚书令。王彪之在仕途上不断升迁，成为朝廷重臣，固然与他出身于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家族有关，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学问和从政能力。王彪之精通礼学，熟悉典章制度，谢安曾言：“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谘王公无不得判。”(《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
    永和年间(345--356年)，是东晋政局较为安定时期。《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孝宗因雅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无事，十有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安定之中，也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自永和元年(345)桓温出督荆州，尤其是他在永和三年(347)率军入川灭成汉之后，威名大振，给在建康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和名士殷浩一定的压力，但此时桓温根基尚浅，且自琅琊王氏和颖川庾氏之后，没有任何一家士族可同时控制荆、扬二州，故在桓温的势力真正壮大起来之前，双方维持了十余年的和平之局。“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永和五年(349)四月，后赵石虎死，北方陷入战乱，这正是东晋北伐的大好时机。桓温不会放过这个可以提高自己声望，进而增强势力的好机会，而朝廷为抑制桓温的势力，也绝不肯主动将此机会让给他，双方都知道这是压倒对方的有利时机。同年，镇守京口的褚太后父褚裒上表北伐，不久败归，褚裒亦惭愤而亡。永和六年(350)，朝廷以殷浩督扬州、豫州、徐州、兖州、青州五州诸军事，总掌北伐事宜，但他只是派人联络北方诸胡，迟迟不肯出兵。永和七年(351)十二月，桓温为争夺北伐的主动权，“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当时朝廷震惧，有人劝殷浩引退，殷浩也欲以此避桓温，时任吏部尚书的王彪之极力反对，他对会稽王司马昱说：“此非保社稷为殿下计，皆自为计耳。若殷浩去职，人情崩骇，天子独坐。既尔，当有任其责者，非殿下而谁!”又对殷浩说：“彼抗表问罪，卿为其首。事任如此，猜衅已构，欲作匹夫，岂有全地琊?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与手书，示以款诚，陈以成败，当必旋旆。若不顺命，即遣中诏。如复不奉，乃当以正义相裁。无故匆匆，先自猖蹶”(《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司马昱接受了他的建议，写信给桓温，以粮草不济为由，竭力劝阻，随即在永和八年(352)命殷浩率众北伐，抢先抓住北伐的主动权。
    尽管桓温退军，但他与殷浩的矛盾已深，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琅琊王氏子弟静观时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虽身在会稽，却时刻关注着朝廷动静，“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在殷浩北伐前，王羲之写信给殷浩和会稽王司马昱，详细分析形势，指出在“军破于外，资竭于内”、“外不宁，内忧已深”的背景下，应放弃北伐，以长江为线，“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此建议颇为偏激。王羲之甚至宣称“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但若与当时的社会形式相联系，这个建议还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如他提醒统治者致力于调整内部统治政策，“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但朝廷为桓温所逼，若不主动北伐，则将失去制约桓温的机会，因此还是调兵遣将，出兵北伐。
    北伐过程中，王彪之因病归家，但他仍关注着北伐的进展，仔细分析前线传回的消息，再通过司马昱提醒前线的殷浩提防各种不利因素。尽管王彪之身在建康，却对战场上的局势变化预测甚准，司马昱赞他说：“自顷以来，君谋无遗策，张(良)、陈(平)复何以过之”(《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因殷浩猜疑本已降晋的羌族贵族姚襄，致其阵前倒戈，殷浩仓惶南撤，器械军资皆为姚襄所获，士卒亦多亡叛，北伐以失败告终。自殷浩主持北伐，“经涉数年，屡战屡败，器械都尽”。永和十年(354)，桓温“因朝野之怨，乃奏废浩”，朝廷迫于桓温的压力，不得不废殷浩为庶人，“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桓温成为北伐主将后，相继三次北伐。
    第一次是在永和十年(354)二月，北伐前秦，连战皆捷，进军至灞上，“三辅郡县皆来降，温抚谕居民，使安堵复业。民争持牛酒迎劳，男女夹路观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资治通鉴》卷九十九，穆帝永和十年)!本来，桓温自恃关中即将麦熟，可就地解决军粮问题，不料前秦派人四处芟麦，坚壁清野，晋军开始缺粮，不得不于六月掳掠了关中三千余户撤兵南归。秦军乘势反击，白鹿原一战，桓温损兵一万余，九月退回襄阳。
    桓温的第二次北伐是在永和十二年(356)，击败姚襄，收复洛阳，留司州都督谢尚坐镇洛阳，奏凯班师。
    这两次北伐，极大的提高了桓温的声望，但因他未能获得徐州、豫州，还难以插手中枢，此后荆、扬之间又维持了十余年表面上的平静。在这期间，随着桓温势力的上升，逐渐步入王敦后尘。《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载：“然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琊!’尝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
    升平二年(358)八月，豫州刺史谢奕卒，因豫州是建康门户，桓温急欲插手豫州，其集团内部有人出面举荐桓云，王彪之明确反对，指出桓温已“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劝司马昱另选他人，“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司马昱遂以谢万继任。
    不久，王彪之外任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时桓温已移镇姑孰，威势震主，四方皆遣使致敬。王彪之为人方正，依礼行事，拒绝遣使，因此得罪桓温，桓温随意找了个借口上表将他免职，王彪之离郡之前，将郡中犯轻罪的罪犯全部放免，桓温遂以此为由将他逮捕入狱，恰逢哀帝崩，海西公司马奕即位，朝廷大赦天下，王彪之降为尚书，兴宁三年(365)十二月升为仆射。
    史载：“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尽管桓温的前两次北伐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369)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既逢覆败，名实顿减”(《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于是，桓温便接受了谋士郗超的建议，通过废立皇帝以立威。
    咸安元年(371)年底，桓温率军至建康，废海西公司马奕，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有晋一代，先前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废立之仪既绝于旷代，朝臣莫有识其故典者”，桓温亦不知如何才好。王彪之知道桓温不臣之迹已著，废立之事不可避免，遂建议按照《汉书》中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的故事，“礼度仪制，定于须臾”，“彪之神彩毅然，朝服当阶，文武仪准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
    此后，王彪之在朝中依礼行事，对桓温的违礼行为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为稳定朝局作出了一定贡献，深为朝廷信重。
    被桓温拥立的简文帝司马昱，是晋元帝的小儿子，虽神识恬畅，长于清谈，却无济世大略，故谢安曾将他比为晋惠帝之流，只不过是清谈方面比惠帝略胜一筹罢了。简文帝即位之后，桓温“既仗文武之任，屡建大功，加以废立，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晋书》卷九《简文帝纪》)。在位仅一年半，即生重病，弥留之际，一日一夜连发四道急诏，召桓温入朝。桓温未料到简文帝起病如此之急，“辞不至”。无奈，简文帝留下遗诏，让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代理朝政，并表示“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截留此诏书，于简文帝前撕毁。简文帝说：“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 王坦之针锋相对：“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 简文帝乃使王坦之重拟遗诏：“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三，咸安二年)。交代完后事，简文帝当日病逝。
    《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载：“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简文帝死后，群臣疑惑，未敢立即拥立太子司马昌明登基称帝，想等待桓温处置。而桓温一旦入朝，以其当时的势力和地位，极有可能会改朝换代，司马氏天下就此终结。当此危机时刻，王彪之临危决断，正色说：“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矣。”于是朝议乃定。待孝武帝即位后，太皇太后考虑到桓温势大而皇帝年幼，令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辅政，被王彪之及时谏阻。他说：“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内，请停”(《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桓温既未能如愿称帝，其周公梦一阻于王坦之，再阻于王彪之，愤怒之下，于宁康元年(373)三月率军人建康，京中盛传桓温此次入京是要诛王、谢，移晋鼎，城内人情惶惧。谢安临危不乱，率文武百官到新亭面见桓温，在他周旋下，再加上以王、谢为代表的绝大部分世家大族都站到了桓氏对面，致使桓温不敢下手，晋室方得以保全。
    桓温在建康只停留了十四天，因生疾病，遂返回姑孰，自此一病不起。桓温自知时日无多，派人示意朝廷加九锡给他。“九锡”原是皇帝赐给建立不世之功的大臣的九种物品，后来成为权臣篡逆的先兆。时谢安、王彪之辅政，鉴于桓温的实力，他们不敢直接回绝，便命袁宏起草加桓温九锡的诏命。袁宏写好后，先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叹其文辞之美，但表示：“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谢安审阅后，命他一遍遍的修改。诏命一拖再拖，始终发不出去，袁宏不知何故，再次请教王彪之。王彪之说：“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更小迟回”(《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在王彪之能拖就拖的授意下，袁宏更有意拖延，直到当年七月桓温病死姑孰，此事便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桓冲继其位，与谢安一内一外夹辅朝政，“安不欲委任桓冲”，奏请太皇太后临朝，“献替专在乎自己”，王彪之未能领会谢安之意，认为这不合乎礼度，引经据典地加以反对，“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体，故可临朝。太后亦不能决政事，终是顾问仆与君诸人耳。今上年出十岁，垂婚冠，反令从嫂临朝，示人君幼弱，岂是翼戴赞扬立德之谓乎!二君必行此事，岂仆所制，所惜者大体耳”(《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谢安从抑制桓氏势力的大局出发，拒不听从。
    谢安讲究豪华排场，想重修宫室。王彪之毫不让步，认为自东晋建立以来，在宫室营建方面一直以俭约为主，“中兴初，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修筑。方之汉魏，诚为俭狭，复不至陋，殆合丰约之中，今自可随宜增益修补而已。”是时北方强寇未除，正是休兵养士之时，不宜大兴土木，劳扰百姓。谢安认为，“宫室不壮，后世谓人无能。”王彪之说：“任天下事，当保国宁家，朝政惟允，岂以修屋宇为能琊”  (《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在王彪之的坚持下，谢安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打算，直到王彪之去世的第二年才正式动工。
     在东晋独特的政治环境——门阀政治中，尽管王彪之为当世重臣，权势显赫，但他为人方正，过分执于礼法，缺少王导所具有的权变，很少顾及到门户私利，因此，他并没有能够扭转琅琊王氏家族中衰的局面。他给后代子孙留下的最宝贵的财产在典制方面。王彪之精通礼学，他曾将历代典章制度、江左旧事等相关资料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传之子孙，后世称为“王氏青箱学”。
    其他王氏子弟，多担任中级官职，间或有高官，对当时的时局也影响不大。
    王导长子悦，字长豫，弱冠有高名，最得王导喜爱，先王导而卒。王导次子恬，字敬豫。因好武而不为王导所喜，以致“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袭爵即丘子，仕至会稽内史。王导三子洽，字敬和，是王导诸子中最知名的，仕至领军，升平二年(358)卒于官，年三十六。王导四子协，字敬祖，元帝抚军参军，袭爵武冈侯，早卒。王导五子劭，字敬伦，历任东阳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尚书仆射、中领军、吴国内史等职。王导六子荟，字敬文，仕至会稽内史。
    王廙子颐之，仕至东海内史。胡之弱冠有声誉，历仕郡守、侍中、丹阳尹等职。
    王彪之长兄彭之，仕至黄门郎。
    王羲之，字逸少，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参军，累迁长  史，再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拜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与上  司王述不和，称病去职。
 
    2．东晋后期的琅琊王氏
    东晋后期，门阀士族日趋腐朽无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和他们占据的要职不相称。他们罕以世务经怀，“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卷七十五《刘惔传》)，失去了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琅琊王氏子弟中最典型的是王徽之，他任车骑将军桓冲骑兵参军时，整日“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一日桓冲问徽之：“‘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桓冲尝谓徽之日：“‘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条)
    门阀士族自身实力的削弱，使门阀政治趋于没落，为孝武帝伸张皇权提供了机会。早在谢安在世时，孝武帝即起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分谢安之权，谢安死后，司马道子为相，形成了宗室辅皇权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晋书》卷九十一《范弘之传》载太元十六年(391)与司马道子笺日：“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虽然仍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已经不是此前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只有从属于皇权的士族才能够拥有实权，比较典型的是太原王氏，王恭与王国宝分别从属于皇权和相权，权力很大(关于太原王氏在东晋后期的活动，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之甚详，参见第257_29l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东晋后期，琅琊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王珣。王珣（350—401年），字元琳，是王洽长子。他弱冠为桓温掾，后转主薄，值桓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珣传》)。显然，王珣与王徽之等人并不相同，他有极强的进取心，以才干知名当世，经常为桓温出谋划策，是桓温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桓温对这位主簿也甚为欣赏，《世说新语·雅量》载：“王东亭(王珣封东亭侯)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同条注引《续晋阳秋》曰：“珣初辟大司马掾，桓温至重之，常称‘王掾必为黑头公，未易才也’”。《世说新语·宠礼》载：“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同条注引《续晋阳秋》曰：“超有才能，珂有器望，并为温所昵。”桓温死后，谢安当政，“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珣传》)。王珣受到谢安的压制，直到谢安去世之前，王珣只做到秘书监。谢安死后，王珣与弟王珉皆得升迁，俱为侍中。
    当时，司马道子大权独揽，专横独断，引起了孝武帝的不满，主相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各拉亲信，各树党羽，“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世说新语·谗险》“袁悦有口才”条注引《袁氏谱》)。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王珣站到了孝武帝一方，“时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为加强自己在中央的力量，孝武帝提拔王珣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地位仅次于司马道子。为控制地方，孝武帝出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镇守江陵；以王恭为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统率能征善战的北府兵。帝党控制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两大军事重镇，在朝执政的司马道子一度处于劣势。太元二十一年(396)，孝武帝暴死，白痴太子司马德宗登基，是为晋安帝。司马道子把持朝中大权，以王国宝、王绪兄弟为心腹，他们“参管朝权，威震内外”，“贪纵聚敛。不知纪极”(《晋书》卷七十五《王国宝传》)，又忌惮在外掌兵的王恭、殷仲堪等人。意欲夺其兵权，致使与王恭等人的矛盾迅速激化，王恭和殷仲堪于隆安元年(397)和隆安二年(398)两次起兵“清君侧”。第一次起兵，司马道子被迫杀了王国宝和王绪，与王恭讲和。第二次起兵，则因司马道子世子司马元显拉拢了北府名将刘牢之，许以王恭原有的位号，终以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结束。
     在中央与藩镇的斗争中，王珣最初依违于王恭和司马道子之间，以致王恭讥刺他：“比来视君，一似胡广”(《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珣传》)。胡广字伯始，东汉人，梁冀当政时，他不敢直言，《后汉书》卷四十四《胡广传》载：“‘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以此讥毁于时。”王珣也是如此，在局势没有明了之前，他采取的正是胡广方针。而其从弟王廞(王荟之子)则远不如王珣圆滑，《晋书·王导传附王廞传》载：王恭举兵时，王廞正在吴地为母守丧，王恭为壮大声势，任王廞为建武将军，吴国内史，命他起兵“助为声援。廞即墨绖合众，诛杀异己，仍遣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入吴兴、义兴聚兵，轻侠赴者万计。廞自谓义兵一动，势必未宁，可乘间而取富贵。而曾不旬日，国宝赐死，恭罢兵符，廞去职。廞大怒，回众讨恭。恭遣司马刘牢之距战于曲阿，廞众溃奔走，遂不知所在。”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王廞一步走错，不仅赔上了自己的一切，还搭上了长子王泰的性命。与王廞相比，王珣要世故的多，他周旋于两大势力之间，左右逢源，直到隆安二年王恭第二次起兵，王珣最终站到了朝廷一方，《晋书·王导传附王珣传》载：司马道子“假珣节，进卫将军、都督琅邪水陆军事。”王恭败死后，王珣与司马道子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司马道子辟王珣长子王弘为骠骑参军主簿，不久又拟提升为黄门侍郎。王珣仔细考虑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王弘尚年轻，不能在中央和地方的争斗中陷入太深，便婉言谢绝了。
    隆安五年(401)，王珣卒，观其一生，并没有太多的功勋，但对琅琊王氏来说，他却是一个从中衰走向复盛的关键人物。青年时期，王珣是桓温的得力助手，并始终认为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是“废黜昏暗，建立圣明”，有“忠贞之节”(《晋书》卷九十一《范弘之传》)，说明他是站在门阀士族一边的。但随着孝武帝加强皇权，王珣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皇权一方，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家族利益，为琅琊王氏家族在刘宋时期的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