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王览兄弟崛起之时，琅琊王氏家族的另一分支——王雄家族也在发展，经过王戎、王衍兄弟的努力，最终确立了琅琊王氏家族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
(一)王雄的过渡作用
     王雄，字元伯，生卒年不详，《三国志》卷二十四《崔林传》注引《王氏谱》说他是“太保祥之宗也”，具体关系不明。《三国志》没有专门为王雄作传，其事迹散见于《崔林传》和《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根据这些少量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推知，王雄文武兼备，胆略过人，曾相继担任过三个县的地方官，颇有政绩。后与孟达一起担任西部从事，在职期间，“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被提拔为涿郡太守，经孟达举荐，而文帝对“有胆智技能文武之资”的王雄早有耳闻，遂拔为散骑常侍，用文帝自己的话说：“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不久，王雄被任命为幽州刺史，承担起拱卫北部边境的重任。当时，北部少数民族势力较大的是鲜卑族，其首领轲比能统一各部，尽占匈奴故地后，多次率部南下骚扰，幽州、并州深受其害。曹魏政权虽屡屡派兵征讨，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雄到任后，为稳定边防，而又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得到明帝认可后，派遣刺客韩龙刺杀了轲比能，此后，鲜卑内部纷争不断，“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鲜卑对曹魏政权的威胁大大减轻了，王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就其家庭乃至整个琅琊王氏家族来说，王雄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经过了东汉漫长的衰微之后，在王祥真正崛起之前，王雄成为琅琊王氏家族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其子王浑、王义，一为凉州刺史，一为平北将军，皆任职西北，虽事迹均不详，毫无疑问应是曹魏的重要官员，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曹魏政权，除自己的才能之外，王雄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曾长期担任北部边境地区的地方官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而王浑、王义在官场上的地位，又直接影响到了下一代，西晋时期的司徒王戎是王浑之子，太尉王衍、荆州刺史王澄皆是王义之子，这三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家族的发展，使琅琊王氏真正成为一流高门世族。
    (二)琅琊王氏门阀士族地位的确立
  1．名士与重臣
  壬戎(234．305年)，字濬冲，自幼聪慧过人，善于思考。《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记载：“戎幼而颖悟，神采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王戎可以直视太阳而不感到晕眩，裴楷以“岩下电”比喻其具有穿透力的眼神。王戎“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王戎的举动，被坐在楼阁上的魏明帝看得清清楚楚，不由为其超乎常人的胆略而惊叹。而王戎更为时人和后人叹服的是其极强的辨析能力，他曾与一群儿童在路边玩耍，“见李树多实，等辈兢趋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日：‘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王戎十五岁时，结识了王浑的同僚阮籍。《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
    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日：“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经阮籍介绍，王戎参加竹林之游，“善发谈端，赏其要会”，与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号“竹林七贤”。其中王戎年纪最小。
    王戎成年后，凭借父祖余荫和个人才干，踏入仕途。据《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记载，王浑死后，其故吏赙赠数百万，王戎辞而不受，由此显名。此后他“袭父爵，辟相国掾，历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按，司马昭为相国是景元四年(263)十月。是年四月，钟会伐蜀，出发前曾造访王戎，“问计将安出”，王戎回答说：“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则王戎于此前已投身司马氏。另据《世说新语·德行》“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条引《晋诸公赞》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辅政，钟会荐之日：‘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即俱辟为掾。”此处“文皇帝辅政”，在正元二年(255)。综合两条资料可知，王戎由钟会举荐，被司马昭辟为掾，时间当是在正元二年至景元四年之间。此后，王戎历任吏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豫州刺史、侍中、光禄勋、吏部尚书、司徒。
     史称王戎“在职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然其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载：“步阐之役，祜以军法将斩王戎”。泰始八年(272)九月，吴国西陵督步阐举城降晋，吴将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晋武帝分遣车骑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荆州刺史杨肇、巴东监军徐胤等率兵相迎。十二月，杨肇被陆抗击败，羊祜等被迫退军，步阐被陆抗擒杀。事后，羊祜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则被免为庶人。王戎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如何，不得而知，但因此役险被羊祜所斩，使他对官场之险恶有了更多的感触。后来王戎又因派遣属吏为自己修建园宅，按律应当免职，晋武帝念其有才，特下诏命以罚款赎罪论处，王戎方躲过一场劫难。不久，王戎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正是在这一任上，王戎参与伐吴之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孙吴政权早在孙权晚年时，由于赋役苛重，吴国人民的不满已有所发展，反抗时有发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孙权死后，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政局动荡不安。统治集团与百姓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在今天的浙江和广东先后发生，动摇了孙吴的统治。自263年司马昭起兵灭蜀后，吴国更为孤单。吴元兴元年(264)，三国时期的著名暴君孙皓被迎立为帝后，情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孙皓荒淫暴虐，即位后大兴土木，广选美女，尽情享乐，搞得吴国“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贺劭传》)。孙皓嗜洒，每宴会群臣，必令沉醉，他设黄门郎十人记录宴会上大臣的情状，作为贬杀大臣的罪状，或剥皮，或凿眼，无所不用其极。孙皓的暴政，终致百姓揭竿而起，朝臣离心离德，国弱民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危亡指日可待。
     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后，采取积极有效的统治政策，巩固内政，发展经济，优选将帅，调整部署，在晋吴前线积极备战，为灭吴战争的顺利进行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在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后，乘吴国国势衰弱之机，发兵20万，在沿长江千余里的战线上，六路齐进，发动了灭吴之役。当时的战略部署是：镇军将军司马伷(司马懿第五子)自下邳向涂中(安徽滁县)方向进军，安东将军王浑自寿春向横江(安徽和县)方向进军，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进军，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向夏口方向进军，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而下，上下游配合，直趋建业。晋军分路出击，意在迅速切断吴军联系，各个击破，其中西面晋军主攻，东面晋军牵制吴军主力，最后夺取吴都建业。
     在这次统一南北的战争中，王戎奉命与胡奋、杜预所统军队夺取夏口以西各战略要点，以策应王潜所率的七万水陆大军。当王濬顺江而下之时，王戎派遣参军罗尚、刘乔为前锋，迅速南下，向武昌发动猛烈进攻。待王濬配合胡奋军攻克夏口，王戎即亲自督大军至长江沿岸，会同王濬攻克武昌，吴将杨雍、孙述及江夏太守刘朗各率众归降王戎。王戎督军乘胜前进，吴牙门将孟泰见势不敌，遂以蕲春、邾县二县降于王戎。至此，晋军主力已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区。280年三月，王濬率军攻人建业，吴主孙皓眼见大势已去，只好亲到王濬军门请降，吴国灭亡，自汉末分裂割据将近百年的局面至此宣告结束，三国归于统一。该年，为庆贺灭吴，晋武帝改年号为太康。五月，晋武帝论功行赏，以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杜预进封当阳县侯，唐彬进封上庸县侯；王戎也因功进爵安丰县侯，增食邑6000户，并赐绢6000匹。
     王戎渡江后，竭力安定、抚慰归降西晋的吴国臣民，施以善政，竭力抬高晋王朝的威望。吴国原光禄勋石伟秉性耿直，为孙皓所不容，被迫称疾归家。王戎赞其“清节”，上表推荐石伟于朝廷，后石伟被拜为议郎，以二千石俸禄终其身。王戎此举以及他在江南所作的其他安定社会的努力，终使江南士民诚心归附，为江南局势由混乱转向安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有力地巩固了西晋统一的局势。因政绩突出，不久，王戎被调到朝廷任侍中，至太康末年，王戎再迁光禄勋、吏部尚书，深受晋武帝的器重。
     在王戎崛起的同时，琅琊王氏其他族人也纷纷进入仕途，尤以王戎从弟王衍、王澄，族弟王敦、王导最为显名。
    王衍(255—311年)，字夷甫，少年时“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曾拜访大名士山涛，山涛叹赏良久，目送他离去时，感慨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王衍父王义，为平北将军时，时常派人回京汇报边防军情，但并不能总是及时上报。泰始四年(268)，时王衍十四岁，正在京师，于是他亲自造访他的堂舅、尚书左仆射羊祜，“申陈事状，辞甚清辩”(《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羊祜名德贵重，而王衍从容不迫，并无屈下之色，众人皆感惊异。但羊祜并不这样认为，他对宾客说，王衍将以盛名而居高位，但败俗伤化，也必然是他。此话传到王衍耳中后，他自然极其不快。第二年二月，羊祜即到荆州赴任，步阐之役，羊祜以军法差点杀了王戎，是以王戎、王衍兄弟对羊祜皆心生愤恨，每每在言谈中诋毁羊祜，当时人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泰始八年(272)，晋武帝下诏令大臣推举可以安定边疆的将帅之才。王衍祖父、伯父、父亲皆曾在西北边境担任军职，从兄王戎也曾统军伐吴，出身如此家庭，受其影响是必然的，史载王衍最初好论纵横之术，lENin此，尚书卢钦举荐他为辽东太守。王衍不愿到边荒之地，辞官不就，并且从此口不论世事，唯整日谈玄而已。因其声名甚高，且出身名门望族，王衍还是顺利的人仕为官，相继任太子舍人、尚书郎、元城令，任职期间，虽终日清谈，而具体的政务也及时办理。
     平吴之后，既为名士，又有军功的王戎不断升迁，琅琊王氏家族尤其是王雄一支的社会地位亦随之提高。身为王戎从弟的王衍声名日高，连晋武帝也闻其名，他曾向王戎打听：“夷甫当世谁比?”王戎自然愿意为从弟广誉，于是回答说：“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得从兄举荐，王衍先后任中庶子、黄门侍郎、禁军将领北军中侯，元康七年(297)，出任禁军高级将领领军将军，元康九年(299)迁尚书令。成都王颖执政，以王衍为中军师，累迁尚书仆射，领吏部，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
     王戎、王衍身居高位，他们利用自己在朝中的有利地位，催助九品中正制度，援引王氏子弟人仕，并在西晋后期动荡的政居中，维护并推动了家族的发展。
    2、西晋后期政局
     西晋前期，朝内政争激烈，贾充、荀勖、苟顗、冯统等结为一帮，任恺、庾纯、张华、向秀、和峤等另为一派，他们或为朝廷重臣，或为皇亲国戚，彼此勾心斗角，互相攻击。然在平吴之前，为顾全大局，晋武帝总是尽力平衡双方的势力。平吴后，内争不断，从宫廷斗争发展到波及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诸王混战，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致使西晋王朝短命而亡。
     武帝死后，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司马衷因是嫡子，九岁时即被立为皇太子，尽管晋武帝为他精选名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晋书》卷四《惠帝纪》)，大臣舆论纷纷，皆以储君为忧，侍中和峤曾委婉的对晋武帝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晋书》卷四十五《和峤传》)。卫瑾等人意欲废司马衷，张华等人则主张立武帝弟齐王攸为嗣。武帝也曾“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而与杨皇后商议另立他子，但被杨皇后以封建宗法制度否决，“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晋书》卷三十一《武元杨皇后传》)?司马衷尚是太子时，满朝大臣已知道他是个白痴，即位后荒唐更甚。《晋书》卷四《惠帝纪》载：“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帝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如此不堪的皇帝，为野心家们争权夺利提供了条件。而晋武帝大封宗室和扶植外戚的政策，更使他们卷入政治纷争有了雄厚的基础。
    晋武帝和当时的权贵们认为，曹魏后期大权旁落，司马氏一举夺得皇权，关键在于外无强藩，曹魏宗室诸王有名无实，中央权力一丢，地方上便无能为力。为此，西晋一建立，便大封同姓王，扩大藩王的封地封户，藩王多达五十七人，控制一定数量的军队，大的以郡为国，邑两万户，置上中下三军，兵5000人；中等的邑万户，置上军下军，兵3000人；小的邑5000户，置一军，兵1500人。藩王归国后，一般兼任封国就近的都督，手握一州或数州的军政大权。不就国者大都出任中央要职。由此藩王大都成了一方之主，国中有国的局面逐步形成。西晋分封宗室的目的是藩卫皇室，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诸王大部分卷入了争夺中央统治权力的斗争，反而削弱了中央的统治。
     晋武帝的另一举措就是培植了外戚的势力。先是为扶植太子，晋武帝明知“卫公(卫瑾)女有五可，贾公(贾充)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晋书》卷三十一《惠贾皇后传》)，考虑到贾充在魏晋禅代、武帝登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仍纳贾充女贾南风为太子妃。晋武帝对贾充一直信任有加，自他任尚书令后，一直控制着尚书台，不论迁升任何高官，都未被剥夺“录尚书事”特权，  直至其去世。在伐吴问题上，贾充竭力反对，虽然战争发动后，司马炎仍命贾充为大都督，即伐吴总指挥，但平吴战争结束后，贾充不得不交出军权，其势力和影响已明显削弱。太康三年(282)．贾充病逝。杨皇后的父亲“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武帝太康二年)。杨氏外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太熙元年(290)四月，晋武帝病重，考虑到白痴太子司马衷难以亲自执政，聪慧的皇孙司马遹“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临终安排了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第四子)和杨骏为辅政大臣，意欲在宗室和外戚之间维持平衡，保证皇权不致旁落。这一安排颇有其合理性，但在晋武帝神志昏迷时，杨骏与杨皇后篡改遗诏，变成了杨骏一人辅政。数日后，武帝死，太子司马衷即位。杨骏以太傅、大都督名义总揽军政大权，不仅宗室诸王被排除在外，当时的名臣，太子少傅张华“与王戎、裴楷、和峤慎以德望为杨骏所忌，皆不与朝政”(《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杨骏专擅朝政，已将自己置于与宗室和其他大臣相抗衡的不利位置上，且他“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晋书》卷四十《杨骏传》)。
     永平元年(291年，是年三月后改元元康)二月，惠帝皇后贾南风密召楚王玮入京翦除杨骏，夷三族，废太后为庶人，囚禁金墉城(洛阳西北角小城)，活活饿死，杨氏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
     杨氏被洙，朝议推汝南王亮及太保卫瑾共同辅政。权势欲极强的贾南风，不甘心为他人作嫁，这年六月，她令楚王玮杀汝南王亮和卫瓘，随即以矫诏擅杀辅政大臣、图谋不轨的罪名杀楚王玮。
     自惠帝元康元年(291)六月至永康元年(300)三月，贾南风专执朝政长达10年，她委任亲党，以族兄贾模为侍中，从舅郭彰为尚书，内侄贾谧为散骑常侍，又以张华为中书监，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仆射兼吏部尚书(元康七年改任司徒)，裴頠为侍中，共掌中枢。这些人入主中枢，对于元康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张华诸人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很高，在朝臣中有相当的威望，且深通世故，手段老到，贾后虽凶险，犹知敬重张华等人，因而元康初虽然君主昏聩、皇后奸险、宗室虎视，国内危机四伏，但在张华、裴頠、王仁等人的同心辅政之下，还是维持了几年相对稳定的局面，“数年之间，虽暗主在上朝野安静。”（《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六月）
  晋惠帝只有一个儿子，名司马遹，是谢才人所生。司马遹小时候乖巧聪慧，甚为武帝所喜，常常将他带在自己身边。有一次宫中失火，武帝登楼观望，司马遹拽着武帝的衣服将他拉到室内，武帝甚是奇怪，问起原因，司马通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是年司马遹年仅五岁，武帝从此对他更另眼相看，认为“此儿当兴我家。”也正因此，武帝明知儿子不才，却力保其太子位，希望惠帝之后，由聪明的皇孙继位。为达此目的，武帝为司马遹精选名师，培养其政治才干，当时望气者推断广陵有天子气，武帝遂将司马遹封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常对群臣称太子(司马遹)似宣帝(司马懿)，于是令誉流于天下”。290年，武帝死，惠帝即位，13岁的司马遹被立为太子。“盛选德望以为师傅，以何劭为太师，王戎为太傅，杨济为太保，裴楷为少师，张华为少傅，和峤为少保。”(《晋书》卷五十三《愍怀太子传》)
     次年，大权落入贾后手中，因太子非自己所生，怕他长大后对自己不利，千方百计地引诱他热衷于声色犬马，养成刚愎暴戾的性格，“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于是慢弛益彰，或废朝侍，恒在后园游戏。爱埤车小马，令左右骑，断其鞅勒，使堕地为乐。或有犯忤者，手自捶击之。……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晋书》卷五十三《愍怀太子传》)
     太子到了纳妃的年龄，贾后的母亲郭槐想将次女贾午的女儿嫁给太子，而太子也想通过缔结这门亲事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贾后和贾午皆不同意，“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风。太子闻衍长女美，而贾后为谧聘之，心不能平，颇以为言。，’贾谧仰仗贾后的宠爱，处处和太子作对，双方仇隙越结越深。贾谧建议贾后废掉太子，断绝后患，贾后纳其言，遂令贾谧等不断宣扬太子失德之事，使其声誉日毁，“于是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意”。(《晋书》卷五十三《愍怀太子传》)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派人灌醉太子，命他抄写事先拟定的杀害惠帝、贾后的字幅：“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太子迷醉之中，“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然后呈报惠帝，召集朝臣商议，“遹书如此，今赐死”(《晋书》卷五十三《愍怀太子传》)。朝堂之上，张华、裴頠力保太子，张华说：“此国之大祸。自汉武以来，每废黜正嫡，恒至丧乱。且国家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之”。裴頠“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又请比校太子手书，不然，恐有诈妄”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他们二人坚持追究事情的原委，以致朝议竟日不决，贾后怕拖下去会暴露真相，不得不暂退一步，废太子为庶人，幽禁于金墉城。次年正月，贾后将太子送到许昌幽禁，三月，即派人杀了太子。
     太子被废，储位无人，宗室亲王们个个都想继位，一场刀光剑影的皇位争夺战拉开了序幕。
     首先发难的是司马懿第九子赵王伦。他在心腹孙秀的劝说下，永康元年(300)四月，联合梁王肜(司马懿第八子)、齐王冏(司马攸之子)矫诏起兵，劫持惠帝，废贾后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不久又将她毒死。随即一一收斩贾后党羽，张华、裴頠等大臣皆被杀。赵王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永宁元年 (301)正月，赵王伦奉惠帝为太上皇，自己登基称帝。同年三月，对赵王伦篡权不满的齐王冏遣使联络各拥强兵的成都王司马颖(武帝第十六子)和河间王司马颙(司马懿弟司马孚之孙)等，传檄各州镇，讨伐赵王。从此，西晋后期的权利争夺从宫庭内讧转到了京都附近，再扩展到黄河南北，刀兵四起，杀伐更甚。这次兵祸迁延六十余天，伤亡十余万。四月，赵王被杀，党羽族灭。赵王死后，为夺取最高统治权，齐王冏、长沙王义(武帝第六子)、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司马懿弟司马馗之孙)相继搅入战局，五年间烽火不断，直至光熙元年(306)东海王越起兵山东，长驱关中，击败河间王颙，战乱才告一段落。
     光熙元年(306)十一月，东海王越毒杀惠帝，立皇太弟司马炽，是为怀帝。至此，经宗室混战和少数民族军队抢掠后已满目疮痍的西晋王朝落入了东海王司马越手中，“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是时，西晋王朝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内部 “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外则石勒、王弥等率少数民族军队不断侵扰。司马越忧惧成疾，永嘉五年(311)病死于项城，其尸骨被追击而来的石勒所焚，“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是役石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王弥弟璋焚其余众，并食之”(《晋书》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正是在  这次战役中，武陵王澹遇害、东海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寻又没于石勒”(《晋书》卷五《怀帝纪》)，西晋宗室在经过自相残杀之后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此后，晋武帝直系子孙丧亡殆尽。后来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的只能是西晋宗室远支了。
     自291年至306年，在宗室、外戚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杨氏、贾氏、宗室诸王相继登场，由宫廷内讧发展为诸王混战，因为他们都未能平衡各种势力，故战乱一发而不可止，持续十六年之久，唐朝时修《晋书》，将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义、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八人合为一传，后世学者便称之为“八王之乱”。其实，介入此次政治权力大争夺的除上述八位诸侯王外，还有淮南王允、东安王繇、武陵王澹、梁王肜、常山王衡、清河王遐、新野王歆、范阳王虓、新蔡王腾、东平王楙、南阳王模等十余位诸侯王。经此祸乱，尤其是后期的诸王混战，权势较大的宗室诸侯王大都火拼殆尽，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在长期的混战中，数十万平民百姓被杀，更多的沦为流民。长安、洛阳等名城亦沦为战场，被各方军队大肆掳掠，魏晋以来的积蓄，扫地无遗。为争夺劳动人手和兵力，参战诸王纷纷招诱北方边境少数民族南迁，终致“五胡乱华”，中原局势更加动荡。史官感慨：“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闭，戎兵接而宫庙隳，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晋书》卷五十九，史臣日)!数年之间，战乱由洛阳一地蔓延到黄河以北的大部地区，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西晋王朝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3．王戎、王衍保全家族的手段
    在这场浩劫中，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斗争旋涡的士大夫，朝不保夕，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前文所述卫瓘家族、裴頠家族皆遭重创，外戚杨氏家族和贾氏家族以及名士张华、石崇、潘岳、欧阳建等，皆被夷三族。此时已经成为高门士族的琅琊王氏自也不能免，但以王戎、王衍为代表的王氏子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关系，尽量保全宗族，并为全族向南方转移、开辟新的天地做好了铺垫。
   西晋后期，上至皇帝，下及群臣，皆穷奢极欲，聚敛无度。平吴之后，国家无事，天下太平，在前期励精图治的晋武帝日渐骄奢淫逸，贪财好色，无所不用其极。“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宰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武帝太康二年)。晋武帝公开卖官鬻爵，司隶校尉刘毅曾将他比为汉朝的桓帝和灵帝，“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搞的晋武帝极为狼狈，只好以“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固不同也”(《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聊以自慰。
    上行下效，群臣也多奢侈无度，如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其子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何劭传》)。石崇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回京后，“财产丰积，室宇宏酮。后房数百，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甚至其厕所中“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济尚常山公主，奢豪无度。“武帝尝降王武子(王济)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襬，以手擎饮食。蒸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日：‘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济的马厩，以钱铺地，“时人号日‘金沟’”。当时的贵族不仅以奢糜相尚，还互相攀比，石崇与王恺(晋武帝舅父)斗富，“王君夫以饴精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晋武帝对如此奢侈挥霍的行为不仅未予以制止，反而“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日：‘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世说新语·汰侈》)
    面对满朝侈靡的现状，王戎纵有不满，却身单力薄，既不敢公然对抗皇权，也不敢得罪权臣。为不免俗，当年父死曾辞赙赠数百万的王戎变得贪婪无比。“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女适裴頠，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戎色不悦，女遽还直，然后乃欢。从子将婚，戎遗其一单衣，婚迄而更责取。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当然，也有史料记载王戎是以贪婪自晦。为侍中时，南郡太守刘肇赠细布五十端，王戎并未接受，仍遭群臣非议，以至晋武帝不得不出面替王戎解释：“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世说新语·俭啬》“司徒王戎”条注引《晋阳秋》日：“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或谓戎故以此自晦也。”显然，王戎并不想贪财，只是不想和时俗相差太远。《晋书》卷五十二《华谭传》载：华谭为郊令，“于时兵乱之后，境内饥谨，谭倾心抚恤。司徒王戎闻而善之，出谷三百斛以助之。”此事亦可为王戎多殖财贿以自晦的旁证。
     与王戎的守财奴的形象相反，王衍表面上很不爱财。王义卒于北平(王义卒年不详，万斯同《晋方镇年表》中，泰始四年的幽州刺史还是王义，泰始五年、六年幽州空缺，泰始七年八月幽州刺史为卫瑾，故王义应卒于泰始四年至七年间)，部下送故颇丰。当时王衍的亲戚皆向他借贷，事后王衍也不讨还。数年之间，家资耗尽，于是搬到洛阳城西的庄园居住。其实后来王衍仍不失为富翁，为其聚财的是其妻子。《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载：衍妻郭氏，贾后之亲，籍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不能禁。”只能借素为郭氏忌惮的京师大侠李阳之威一压制郭氏，“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 “郭氏为之小损”。王衍一向不满妻子的贪婪，“故口未尝钱”，郭氏欲试一试王衍是否真的不会说出“钱”字，遂令婢女在床边堆满钱币，使不能绕行。王衍早晨起床后见床边都是姨，对婢女说：“举阿堵物却!”仍是口不言钱。
    西晋后期，政治风云迭起，王氏子弟每每依靠姻亲关系躲过一次次政治灾难。晋武帝时，皇后父杨骏欲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衍，王衍不愿与杨氏结亲，遂佯狂推掉了婚事。元康初杨氏灭族，王衍得不及祸。王戎嫁女与裴頠，裴頠，晋司空裴秀之子，“贾充即頠从母夫也”，裴頠即贾南风的表弟，贾后执政期间，任用亲党，裴頠成为元康重臣。王衍娶太原郭豫女为妻，郭豫的伯父即曹魏名将郭淮，父亲郭配，是当时的名士，权臣裴秀、重臣贾充皆是郭配的女婿，如此，则王衍妻与贾南风为表姐妹，王衍籍郭氏与皇后贾南风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故能长期担任禁军将领，拱卫宫室安全。此外，王衍也利用其他婚姻关系，确保自己在朝中的地位。王衍长女嫁贾谧，小女为太子妃，与权臣和皇室拉上了关系。另一女嫁河东裴氏裴遐(裴楷弟裴绰子)。《世说新语·文学》“裴散骑娶王太尉女”注引《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适遐也”。河东裴氏是著名的政治、文化大族，时人将裴氏、王氏相提并论，甚至有“八裴方八王”之说(《世说新语·品藻》“正始中，人士比论”条：“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但西晋初期，裴氏家族的社会地位远在王氏之上。此外，王敦尚晋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驸马都尉。尽管王戎、王衍、王敦并没有仅仅依靠姻亲关系立足政坛，但这一重重的联姻关系确实保证了他们在复杂的政局中游刃有余。
    当然，纵是姻亲，政治利益不同，观点也不会相同。元康年间，针对西晋王朝实际上的主宰者贾后，辅政大臣们曾有过多次争议。《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云：
    頠深虑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华、模皆曰：“帝自无废黜之意，若吾等专行之，上心不以为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恐祸如发机，身死国危，无益社稷。”頠曰：“诚如公虑。但昏虐之人，无所忌惮，乱可立待，将如之何?”华曰： “卿二人犹且见信，然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此谋遂寝。頠旦夕劝说从母广城君，令戒喻贾后亲待太子而已。
《晋书》卷三十一《惠贾皇后传》载：
    模知后凶暴，恐祸及己，乃与装頠、王衍谋废之，衍悔而谋寝。
考张华于元康六年(296)正月被任命为司空，元康九年(299)贾模卒，故上文所提废黜贾后之事，当发生在元康六年至九年之间，而在元康七年王戎拜司徒，同年王衍成为领军将军，统率禁军。据此可推知，裴頠联络贾模、张华、王衍诸人意欲废黜贾后，更有可能发生在元康七年以后，因为只有控制禁军，才能顺利发动宫廷政变。上文虽未提到王戎，但通过与王衍的关系，作为三公之一的王戎也很可能参与其中。本来，贾后荒淫凶暴之名已遍及朝野，若身为重要辅臣的张华、贾模、裴頠联手而起，再加上王衍的禁军配合，废黜贾后应是没有疑义的。但张华深知宗室诸侯王时刻窥伺朝局，表面上的平静一旦被打破，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已经六十多岁(300年被杀，终年六十九)，只希望在贾后“无大悖”，“天下尚安”的局面下“优游卒岁”而已，不愿搞乱政局，“身死国危，无益社稷”。王衍为何反对废黜贾后史无详载，很可能是王衍考虑到与贾氏的姻亲关系，以及贾后执政与自己的政治利益问题而却步的。因为缺乏禁军的配合，废黜贾后之事遂不了了之。
    晋室已乱，在黑暗险恶的政治形势下，王氏子弟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方针，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纷争。
    太康初，朝中最大的一次纷争是齐王攸事件。司马攸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胞弟，他“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晋书》卷三十八《齐王攸传》)。因司马师无子，遂过继司马攸为嗣。司马昭执政时，特别宠爱司马攸，“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司马师)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晋书》卷三《武帝纪》)。“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赖何曾、贾充等人力谏，司马炎才被立为太子。西晋初建，朝廷草创，司马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降身虚己，待物以信”，每“朝政大议，悉心陈之”，使得朝廷“内外祗肃”。他屡劝武帝“务农重本”，“去奢即俭，不夺农时，毕力稼穑，以实仓廪”，“时有水旱，国内百姓则加振贷，须丰年乃责，十减其二，国内赖之”(《晋书》卷三十八《齐王攸传》)。可以说，西晋初年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力量上升，齐王攸功不可没。
     太康三年(282)，随着齐王攸威望日益提高，武帝“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晋书》卷三十八《齐王攸传》)。晋武帝在荀勖、冯统的煽动下，下诏令齐王攸离开都城洛阳回封国。此令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尚书仆射王浑、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等朝中大臣皆以为齐王去留关乎晋室安危，因而上书反对齐王回封国，要求皇帝收回成命。王济、甄德则各派自己的妻子常山公主和长广公主同去见武帝，“稽颡泣请帝留攸”(《晋书》卷四十二《王济传》)，希望以亲情打动武帝。但晋武帝不顾皇亲国戚、元老重臣们的劝谏，贬了一批反对齐王归国的大臣后，逼令齐王归国。齐王攸忧愤发病，呕血而亡，时年三十六。
     太康年间，表面上出现了所谓“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与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干宝：《晋纪·总论》)的“太康之治”，但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埋下了日后大动乱的祸根。即便齐王攸不死，也未必能扭转乾坤。但齐王攸年富力强，德高望众，有丰富的政治才能和统治经验，为众臣信服，若晋武帝以他辅政，当能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纷争，起到延续晋祚的作用。这正是朝野上下拥戴他的原因所在。晋武帝逼其离京归国，终将他害死，实在是自毁长城。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议论，其中以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一中的一段话最为中肯：“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氏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故举朝争之，争晋存亡之介也。虽然，盈廷而争者，未得所以存晋之道也。”
    在这一场政治纷争中，身为侍中的王戎态度并不明朗。当甄德、王济遣妻子入宫为挽留齐王努力时，晋武帝对侍奉身边的王戎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晋书》卷四十二《王济传》)!王戎不是不知齐王攸在西晋政坛中的地位如何重要，但多年的政治经验，使他感到了明哲保身的重要。在皇权威逼之下，他并未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也许正是因为此，武帝才能继续信重王戎，到太康末年，即升他为吏部尚书，掌管朝廷官员的选拔。
   元康前期，针对当时选官混乱的局面，初人政权中枢的王戎还想有一番作为，他奏请推行“甲午制”，即凡是待选者皆先到地方治理百姓，学习政治经验，然后量才授用。这本是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的一次革新，但当时时局已乱，且“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执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礼法刑政于此大坏”(《晋书》卷五，史臣曰)。王戎的主张根本不现实，司隶校尉傅咸因此弹奏王戎：“《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考傅咸于元康二年(292)出任司隶校尉，元康五年}(295)十二月卒，故“甲午制”应在这期间推行，因世道已乱，终致失败，而且，王戎还受到弹劾，幸而他与当时的外戚贾氏、郭氏联姻，因此得以保全。
    元康后期，政局混乱，身处乱世之中，作为家族代表人物的王戎、王衍，以避祸全身为上，“崇尚虚浮，逃于得失之外以免害”(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王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拜司徒后，“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王衍也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终日清谈，不与时务。正是因为他们的“与时舒卷”、“与时浮沈”，使他们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宫廷政变。
     太子司马遹被废，身为辅政大臣的王戎“竟无一言匡谏”(《晋书》卷四十三《王戎转》)。太子妃父王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为避免受牵连，上表要求女儿与太子离婚。太子被遣许昌后，曾写信给王衍和太子妃，陈述事情真相，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而王衍惧于当时贾后得势的形势，“得太子手书，隐蔽不出。志在苟免，无忠蹇之操。”(《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赵王伦专权，王戎女婿裴頠被杀，王戎受牵连被免官。王衍与贾氏、郭氏联姻，且不久前又上书与太子离婚，虽将太子的书信转给了司徒梁王肜，但已经于事无补，被言官弹劾，“宜加显责，以厉臣节。可禁锢终身。”赵王伦篡位称帝，而王衍素来瞧不起赵王，局势对他越加不利，若赵王伦一纸诏书将他赐死，王衍也无力反抗。为保全性命，王衍假装癫狂，砍伤了一个奴婢，此后，赵王果真不再把他放在心上，王衍得以暂免一死。当然，此前他接受王戎的意见，以琅琊郡中正的身份为还是郡吏的孙秀品题，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份保障。。“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
    齐王冏把持朝政期间，王戎被启用为尚书令，王衍拜河南尹，转尚书，又为中书令。齐王冏专权之时，公卿皆为之拜，王衍独长揖而已。后借口有病辞官。由于权利分配不均，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起兵攻打司马冏。司马冏问计于王戎，王戎日：“公首举义众，匡定大业，开辟以来，未始有也。然论功报尝，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也。”司马冏的谋臣葛旟大怒说：“汉魏以来，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危急之中，王戎佯装五石散药力发作，掉到茅坑中，一身恶臭却暂时保全了性命。
     王戎、王衍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纷争，只能暂时保住家族利益。若要使家族有更大的发展，积极进取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元康后期的一系列变故中，琅琊王氏族人反应不一的原因。如在废太子事件中，与王戎和王衍的举措相反，他们的族弟，时任太子舍人的王敦明目张胆的站在太子一方。贾南风将司马遹由金墉城迁居许昌时，严令东宫官属不得相送，但王敦却与同僚江统、潘滔、杜蕤、鲁瑶等人不顾禁令于路侧流涕拜送，甚为时人称赏。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传檄各地，很多琅琊王氏子弟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崛起的机会，于是积极参与其中。王敦劝说他时任兖州刺史的叔父王彦起兵，扬州刺史郗隆承檄后犹豫不定，即被其参军王邃(王览第三子王会之子)所杀。成都王颖的亲信盂玖陷害陆机、陆云兄弟，致其被杀，且株连三族。陆氏兄弟出身江东大族，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皆是孙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陆机、陆云又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时人有“二陆入洛，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当时著名的文士)减价”(《晋书》卷五十五，史臣曰)之誉，故陆氏兄弟之死，“天下切齿。”时任成都王颖从事中郎的王澄“发玖私奸，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士庶莫不称善。”(《晋书》卷四十三《王澄传》)
     王敦、王邃、王澄等人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琅琊王氏家族的声望，有利于全族的发展。
    永兴二年(305)，王戎病死，终年七十二岁。此后，王衍成为琅琊王氏的代表。“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身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高门士族，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王衍此时已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名士，故司马越拉拢王衍，二人共执朝政。
    永嘉元年(307)，王衍向司马越建议：“‘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日：‘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洛阳)，足以为三窟矣’”(《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出为荆州”条注引《晋阳秋》：王衍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显而易见，在国难当头之时，王衍作为朝中重臣，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而是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是年王澄出任荆州刺史，永嘉三年(309)，王敦又调任扬州刺史，兄弟二人控制了江南的两大军镇，正是王衍的如此安排，使琅琊王氏获得了向江南发展的有利条件。
    永嘉四年(310)，石勒占领长江以北的地区，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十一月，司马越以讨伐石勒为名，率领四万精兵离开了洛阳，向东南撤退，意图分散敌人包围洛阳的兵力，并寻找机会破敌。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于项城(今河南沈丘县)，六军无主，共推王衍为元帅，“衍以贼寇锋起，惧不敢当。辞曰：‘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王衍被俘，“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儒家的忠节荡然无存。尽管如此，王衍仍未能免于一死，石勒怒斥他“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自首，何得言不豫世事琊!破坏天下，正是君罪”(《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当夜派人推倒墙壁，将王衍“填杀”。王衍这不光彩的最后一页，甚为人不齿，东晋时期，庾翼写信给殷浩，激烈抨击王衍名实不副，败坏社会风气：“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兢。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好小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名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世说新语·轻诋》亦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则!’”
     王衍死后，支撑王雄家族的是时任荆州刺史的王澄(269—312年)。他在荆卅，日夜纵酒，对军政大事全不放在心上，“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洛阳陷，王衍死，怀帝被俘，王澄“亦无忧惧之意，……日夜纵酒，投壶博戏，数十局俱起”，终致“上下离心，内外怨叛”，打了败仗，无法在荆州立足，恰逢司马睿召他为军谘祭酒，于是东下扬州，不料半途命丧王敦之手。《晋书》卷四十三《王澄传》载：“时王敦为江州，镇豫章，澄过诣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倾慕之。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澄犹以旧意侮敦。敦益忿怒，请澄入宿，阴欲杀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铁马鞭为卫，澄手尝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发。后敦赐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观之。……敦令力士路戎描杀之，时年四十四。”
    总之，西晋时期，王戎、王衍相继为三公，声名显赫，极大地提高了琅琊王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从此，琅琊王氏真正成为门阀士族。
    王戎、王衍、王澄死后，子辈或早亡，或不显，王雄一支退出了历史舞台，继续谱写琅琊王氏家族辉煌历史的是迁居江南的王览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