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两晋时期，是琅琊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琅琊王氏家族的势力再度崛起，西晋时期跻身于一流门阀世族之列，两晋之际更是发展到与皇室“共天下”的颠峰。琅琊王氏家族中名高位重的王祥、王览、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等人都生活在这一阶段，他们对家族的发展起了不同的作用。
一、魏晋之际琅琊王氏家族的复兴
     经过东汉时期的衰落之后，琅琊王氏家族的再度崛起是到了魏晋之际的王祥、王览兄弟时期。
    王祥(184—268年)，字休征，生母早亡，继母不慈，常在父亲王融面前谗毁他，他因此失爱于父，又生逢乱世，处境艰难。王祥以纯孝得名，其孝行被后人渲染，以“卧冰求鲤”被收入《二十四孝图》。事情虽有些荒诞不经，但他是著名的大孝子应是无疑的，六朝人的论著中屡屡提及。
     王览(206—278年)，其生母朱氏经常虐待王祥，而王览对兄长却十分敬重，幼年之时，每当朱氏打骂王祥，他都抱着母亲哭泣哀求，成年以后，更对母亲屡加规劝，而且，“朱屡以非理使祥，览辄与祥俱”(《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附王览传》)。有一次吃饭时，朱氏给王祥倒了一杯毒酒，意欲毒死他，王览知道母亲居心不良，便抢着要喝，王祥怀疑酒中有毒，硬是不给，兄弟二人争来抢去，朱氏害怕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便把毒酒夺过来泼掉。从那以后，朱氏送给王祥的饭菜，王览都要先尝，使朱氏无法下手，不得不打消了除掉王祥的念头。王览后被收人《二十四孝图》，与王祥一起成为孝悌典范。
     汉末，群雄纷争，天下大乱，人民大量流徙逃亡。徐州士民多到相对平静的扬州避乱(《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称：“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王祥“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时属扬州，今安徽六安县)，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校勘记》据《考异》，认为三十当为二十之误)直至母终之后，始应徐州刺史吕虔之召为别驾。
    《三国志·魏书·吕虔传》载：“文帝(曹丕)即王位(220年)，……迁徐州刺史，……请琅邪王祥为别驾，民事一以委之。”徐州一带是曹操和陶谦、刘备、吕布、袁绍等人互相争斗的主战场之一，战争破坏特别严重。如初平四年(193)，曹操父曹嵩被徐州牧陶谦的部属杀害，曹操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征讨陶谦，连破数城，“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此后，被曹操击败的袁绍等人的残余势力、黄巾起义的余部、以臧霸为首保持半独立状态的青徐豪霸，都活跃在此地区，战争持续不断。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将百姓逼上绝路，或者沦为流民，或者被迫成为“寇盗”。一直到黄初四年(223)，文帝下诏还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社会秩序始终无法完全建立。王祥出任徐州别驾后，竭尽全力稳定社会形势，《晋书·王祥传》曰：
    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黄初六年(225)，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利城(今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东南)兵变，以致文帝不得不派出宿卫兵会合青州刺史、徐州刺史的兵力平叛，后来更是亲赴徐州处理相关事宜。《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载：“六月，利城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讨平之；其见胁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吕虔传》载：“讨利城叛贼，斩获有功”。王祥时为吕虔的主要助手，在此次平叛中出力甚多。《北堂书钞》卷七十三引王隐《晋书》，谓王祥“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三十一谓，《王祥传》所指的“寇盗”，即《吕虔传》的“利城叛贼”。正是在此次军事行动后，王祥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   
    王祥本以孝行著称，任徐州别驾又显示出出众的治民之才和军事才华，正与文帝曹丕、明帝曹叡时期“先举性行，而后言才”(《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卢毓传》)的选举标准相合，因此得以“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
    从小小的温令到朝廷重臣大司农之间，王祥“累迁”何职已经不得而知，至迟在正始年间(240-248年)，王祥已在都城洛阳任职。《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王戎云：‘太保(西晋建立，王祥拜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乎!’”王戎此言，不乏褒赞之意，却透露出王祥曾参与玄学清谈的蛛丝马迹。正始年间，玄学清谈只在洛阳上层士人间流行，尚未波及到京城以外的地区，所以裴徽为冀州刺史，称“虽在大州，未见异才可用释人郁闷者，思还京师，得共论道耳”(《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管辂传》注引《辂别传》)。王祥既预玄风，便可能已在中央任职，史无详载，又说明其官职并不十分显要。
  正始初，宗室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为专擅朝政，重用何宴、丁谧、邓飚、桓范等人，培植自己的势力，排挤司马懿等老臣。司马懿一派，包括高柔、蒋济、刘放、孙资、刘毓、王肃、傅嘏等人，他们曾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过一定贡献，有极高的威望，其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也比较合乎实际，因此，在曹爽与司马懿的斗争中，大多数朝臣都倾向于司马懿。司马懿政敌王凌子王广曾说：“今曹爽以骄奢矢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兢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马)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而后来司马昭兴兵伐蜀的时候，吴国的张悌也说：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曹）丕、(曹)叡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确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资治通鉴》卷七十八，景元四年)
     嘉平元年(249)，司马懿父子借曹爽陪齐王曹芳出城祭拜高平陵(明帝陵)之机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王祥便在此时，补了因党附曹爽被杀的大司农桓范之缺，成为九卿之一。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废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封赏功臣，王祥为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迁太常，封万岁亭侯。
    王祥在朝，立身方正，处处以“礼”为行为准则，有“履仁秉义．雅志淳固”(《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之称。咸熙元年(264)，司马昭封晋王，司马氏意欲篡权夺位已是路人皆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时王祥为太尉，与司空荀顗同见司马昭，苟顗对王祥说：“相王尊重，何侯(何曾)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王祥回答：“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内，苟顗跪拜，王祥长揖。何曾、苟顗皆司马氏死党，他们和司马氏早就确定了君臣名分，对司马昭跪拜理所当然。但王祥却不同，他在司马氏谋篡曹魏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中立，虽不拜司马昭，却并没有站在其对立面，这对司马昭来说已经足够了。况且，司马氏要改朝换代，也需要像王祥这样的名士装点门面，因此，司马昭大悦，谓“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
    王祥自入仕途，历魏文帝曹丕、明帝曹叡、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晋武帝司马炎六代帝王，随波逐流，恬淡无争，除以孝行著称于世外，实无功业可述，他自己也承认“无毗佐之勋”。尽管如此，王祥还是屡经升迁，终至三公高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司马氏为避开自身因篡权夺位，践踏君父大节而不便提倡的“忠”，打出“以孝治天下”的大旗，以“孝”为治国之本。朝堂之上，充斥着礼法之士，且多以孝子自居，以此为排斥异已的武器，如何曾“性至孝，闺门整肃”，“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面刺负才放诞、居丧无礼的阮籍“纵情背礼，败俗之人”，建议司马昭将他“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贾充，为刺杀高贵乡公曹髦的元凶，又不肯接回发妻李氏，令母亲伤心，不忠不孝，无以复加，却面斥庾纯“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泰始八年)!王祥孝名甚高，恰好满足了司马氏的需要，成为一个极好的政治装饰品，因此，王祥在魏末青云直上，西晋建立，王祥拜太保，封睢陵公。当时朝中，八公同列，王祥位居第一。《晋书》名臣传记中，第一位便是王祥。这一切都说明，王祥已经成为西晋最有名望的大臣之一。
     当时，正是九品中正制大行之时，“台阁选举，途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遂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这种社会形势，对琅琊王氏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王祥身居高位，王览亦随兄仕进，官至太中大夫。王祥五子、王览六子，除早亡者外，皆为西晋高官。可以说，正是在王祥、王览时期，琅琊王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真正确立起来了。
     泰始四年(268)王祥薨(《晋书·王祥传》作泰始五年，与《晋书·武帝本记》和《三国志·吕虔传》注引王隐《晋书》不合，下文“时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考文明皇太后崩是在泰始四年，故本传云“五年”有误。)，年八十五岁，谥为元。咸宁四年(278)，王览病故，终年七十三岁。他和王祥一样，没有显赫的功绩，只是以“孝友恭恪”显名于世，但在那特殊的时代，他们自身的表现以及因此而飞黄腾达为琅琊王氏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契机。王祥五子，三子早亡，嗣爵的王馥和庶子王肇皆仕至郡太守，王馥子王根和王肇子王俊，只担任了闲散的散骑郎和太子舍人，并非显贵。反观王览，长子王裁为抚军长史，次子王基为治书御史，三子王会任侍御史，四子王正为尚书郎，五子王彦为中护军，六子王琛为国子祭酒，皆为朝廷高官。虽然没有太多的功勋，但却为下一代的崛起打好了基础。《晋书·王祥传附王览传》载：王祥为徐州别驾时，刺史吕虔有一把佩刀，当时的工匠认为只有位列三公的人才能佩带此刀，否则，“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吕虔很有自知之明，再加上确实欣赏王祥的才华，似乎预感到王氏家族的昌盛，便将刀赠给了他，“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后王祥果然位登三公，他临死前，又将宝刀传给了王览，告诉他：“汝后必兴，足称此刀”。而此后王览“子孙繁衍，颇有贤才相系，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三国志》卷十八《吕虔传》注引王隐《晋书》)，自东晋到南北朝，活跃于历史舞台的王氏子弟多是王览后裔，冠盖不绝，使琅琊王氏始终保持一流高门地位达三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