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琅琊王氏家族在两汉时期的世系是这样的：“(王)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生骏，字伟山，御史大夫。二子：崇、游。崇字德礼，大司空，扶平侯。生遵，字伯业，后汉中大夫，义乡侯。生二子：时、音。音字少玄，大将军掾。四子：谊、叡、典、融。融字巨伟。二子：祥、览。”这一时期的世系传承，只有王元至王吉中间缺少了三世；而且除了王元、王音之外，其他人的名讳及所任官职，都能在两《汉书》、《晋书》中找到根据(王吉、王骏、王崇，《汉书》有传；王遵的事迹，散见于《后汉书·隗嚣传》、《来歙传》中；王叡的事迹见《后汉书·刘表传》、《三国志·孙破虏传》；王融事迹见《晋书·王祥传》)。     (一)王元始迁琅琊
     琅琊王氏家族中第一个居于琅琊的祖先应当是秦将王离之子王元。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秦将王离有两个儿子：王元、王威。秦二世时，王离与项羽交战而被俘，其子王元为“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另据《太原王氏》谱图序：“太原王氏出自离次子威。”这表明，王元是琅琊王氏的始祖，王威是太原王氏的始祖。我们知道，自魏末晋初，祖籍琅琊的王氏和祖籍太原的王氏，族中都出现了位高权重的官员，他们借助“九品中正制”世代为高官，形成了门阀士族，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末年，直至隋唐时期，仍在中央及地方保持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两大望族形成于何时，为何由太子晋一系一分为二，两《汉书》及《三国志》、《晋书》都未提及，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却清楚地记载了王离之子王元、王威的名字，并且说他们因避“秦乱”，一奔琅琊，成为琅琊王氏始祖；一奔扬州，九世孙王霸，居太原，成为太原王氏始祖。这个说法，在文献资料及出土资料中找不到根据，王元、王威这两个名字也是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首次提出的。
    正因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所以有关王元与王吉到底谁是琅琊王氏这一支的始祖，历代学者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的“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世家”部分，介绍琅琊王氏的由来，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汉书·王吉传》而得出如下结论：“《唐书表》所载世系，其见于《汉书·王吉传》者，自属可信”(《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认为王吉为可以考知的琅琊王氏的始祖。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的《中古大氏族的个案研究——琅邪王氏》(参见《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66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也认为，琅琊王氏始于王吉比较可信。宋人汪藻《世说新语叙录》上卷《考异》附《琅邪临沂王氏谱》则以东汉人王融为琅琊王氏一世祖。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王元“避秦乱”是可以理解的。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战国时期的六国之后纷纷起兵响应，秦二世派兵镇压。王离本来代替蒙恬领兵镇守上郡，防备匈奴。这时也被调到赵国，围攻钜鹿。楚上将军项羽领兵救赵，渡漳河后，破釜沉舟，“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史记·项羽本纪》)。在这里，王离被俘之后的事情司马迁并没有交代，他的家属后来情况如何，也没有说明。然而众所周知，秦法严苛，王离战败被俘，作为王离之子的王元、王威如何逃避被族诛的命运，除了远走他乡之外，恐怕也没有别的选择。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由此可知，王元为“避秦乱”而逃到了琅琊郡皋虞县，即今山东省即墨市东北部。
    王元东迁琅琊之后，直到西汉昭宣时期的王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琅琊王氏家族的世系传承在这中间缺少了三代。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或许能够对此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王离被俘之后不久，汉王朝建立。汉朝立国之初，没有正规的选官制度。汉高祖、惠帝、文帝之时，多用子弟功臣为公卿。而逃亡至琅琊皋虞的王元，祖上三世曾为秦将，故大概也只能隐姓埋名，默默无闻而终了。景帝时，虽曾在后元二年颁布诏令“资算四得宦”，比起之前的“资算十以上乃得宦”，标准已有所降低，但对逃难至琅琊的王元子孙来说，靠资财取得做官资格，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难。汉武帝即位以后，实行察举征辟制，“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皇帝亲自参加贤良对策的考试；又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公孙弘就是通过贤良对策被录用的，“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这等于是给当时的平民子弟指出了一条修行明经以做官的仕进之途。王元之四世孙王吉，据《汉书》本传所记，他在汉元帝时因年老而病卒，我们可推断他当出生于汉武帝全盛时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中，学习经学以求走上仕宦之途，当然是王吉最好的选择。所以王吉自幼潜心学经，他治《论语》，兼通五经。“少……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其子孙又能传承其业，从此，家世开始显赫。王吉也就成为琅琊王氏在西汉最早的显赫人物，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琅琊王氏真正的始祖。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王吉没有碰上以孝廉、贤良为出仕之途的时代，或者他不走修行明经的路子，那么他也许就会和他上面的三代一样默默无闻了(参见王汝涛《两汉琅邪王氏述考》(上)，载《琅邪王氏考信录》，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王吉，字子阳，西汉昭宣时期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人，王元四世孙。王吉年幼时即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令。后又举贤良，任昌邑国(治今江西新建县西北)中尉。
    正是在昌邑中尉一职上，王吉开始显名。他为人耿直，以清廉自居，昌邑王刘贺却正当少年(《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附《刘贺传》称刘贺为昌邑王十三年，昭帝崩，“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被霍光所废，是为公元前74年。汉宣帝即位后，“心内忌贺”，命张敞监视刘贺，地节三年，即公元前67年，张敞上奏称：“故王年二十六七”，由此可知，刘髆死，刘贺继立时年仅六、七岁，被霍光废黜时不过十八、九岁。)，“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所到之处，“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人们无不怨声载道，极大地影响了国中秩序和农业生产。王吉认为这并非王者之道，他给刘贺上了一道谏书，引经据典进行劝谏。
    针对刘贺游猎无时，伤农桑之事，王吉说，古代重视农业生产，不轻易打乱百姓的生活次序，“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王吉提醒刘贺应以召公为榜样，体恤百姓，爱惜民力，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
    其次，王吉指出，频繁游猎使人过于疲累，或冒严寒，或冒酷暑，对身体不利。“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
    再次，告诫昌邑王，要减少游猎，延请名师，研读诗书，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从中学习治国之道。“名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同时，“休则俯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若能做到这两点，“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轃而社稷安矣。”
    最后，王吉提到，当时在位的昭帝，因武帝晏驾未久，“至今思慕未怠，于宫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王吉指出，当今诸侯骨肉，大王虽为亲近，“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倘若大王的所作所为传到皇帝耳中，“非飨国之福也。”为国为己，都应该改掉杯毛病。
刘贺看到王吉的上疏，虽不能遵守，还是对王吉颇为赏识，命人赐他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以褒奖其忠诚。但自己放纵和从前一样，王吉又多次劝谏，“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
    公元前74年，22岁的昭帝崩，无子。时武帝唯一还在世的儿子是广陵王刘胥，史称刘胥“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不为武帝所喜爱，亦不负众望，执政的大将军霍光遂以皇太后的名义诏昌邑王刘贺继位。
   临行前，王吉又上奏疏劝戒刘贺，以尽人臣之责。刘贺即位二十七日，所犯之错一千余条，古今罕有其匹，照此发展下去，汉室江山只怕难保。霍光决定废此昏君，另立贤主。当时他掌握实权，宫中的皇太后(昭帝皇后)是其外孙女，宫内外一联合，毫无根基的刘贺被从皇帝宝座上拉了下来。接下来大祸临头的是昌邑国属官。早在汉武帝时，汉朝就颁布了“附益法”，规定“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张晏注)。“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绝大部分被处以极刑，唯有王吉、龚遂和王式因屡屡劝谏，被从轻发落，髡为城旦。“城旦，轻刑之名也。昼日司寇虏，夜幕筑长城，故日城旦”(《后汉书》卷四十五《韩棱传》注引《前书音义》)。髡刑即剃掉头发，《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被髡为城旦后，王吉认为是奇耻大辱，因此他曾“戒子孙毋为王国吏”(《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这也成为琅琊王氏家族最早的一条家规。
    宣帝时，王吉起家复为益州刺史，后因病去官。还京之后，不久又被征为博士谏大夫。宣帝盛修宫室，奢侈无度。当时，外威许、史、王氏贵宠，专断朝廷，宣帝也不以为意。宣帝又躬亲政事，任用能吏，注重朝中庶务末节，而不重视对国民进行先贤礼法思想的教育。王吉对此颇不以为然，上疏直言得失，认为这些都“未可谓本务”，“非太平之基”，以为《诗经》中所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乃“此其本也”。他引用孔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的话，建议皇帝暂时不能制礼，可“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皇帝应当‘‘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这样做的话“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此外，他还反对早婚，反对任子制，主张“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宣帝“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王吉见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用，遂谢病归琅琊，不再过问政务。
    元帝即位后，因王吉为先朝名臣，遂遣使者征还京师。王吉因年老，病死途中。元帝伤悼之，复遣使者吊唁。
    王吉一生中，除在政治上有较大影响外，在经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早年得以举孝廉、贤良，靠的就是他“好学明经”。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通显和经学造诣的不断加深，王吉最终成为一代大儒，并以五经教授子弟，教出的生徒中有后来的宰相张禹、名士长孙顺等。
    总之，王吉是琅琊王氏家族自王元东迁以后第一位影响较大的人物。他为官最高至博士谏大夫，这个官职秩品跟八百石相当，在朝中属于中级官吏。但由于王吉是当时的经学名家，心系国事，多次忠言进谏，当时人将他比作古代圣贤，因此王吉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远非官位高低所能代表。     据《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附子骏传》记载，王吉之子王骏，“经明行修”，初从父学习《诗》和《论语》，宣帝时因才高学博被选为高材郎，从名士梁丘贺之子梁丘临学习京房《易》，其后遂成经学名家。王骏初以孝廉为郎，后因为经学成就较高，尚书左曹郎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附子骏传》)，迁谏大夫。后历官赵国内史、幽州刺史、司隶校
尉、少府、京兆尹，以至御史大夫，成为当朝三公之一。王骏卒后，翟方进代王骏为御史大夫，数月后升为宰相。当时，翟方进政绩名声皆在王骏之下，若非王骏早卒，宰相之位或许就是王骏的。故史称，众人无不替他感到遗憾。
    王骏之子王崇，初“以父任为郎”，历官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由河南太守人为御史大夫。因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咒诅皇帝之事的牵连，王崇居御史大夫之官仅数月，左迁大司农，又徙卫尉左将军。平帝即位后，王莽秉政，令王崇代彭宣为大司空，封扶平侯。在位岁余，谢病辞官，实乃为避王莽之祸，王莽准其辞官就封国。一年后，王崇被傅婢毒死。王崇父、祖都是五经名士，而《汉书》没有记载王崇在经学方面的只言片语。他的仕宦，初“以父任”，哀帝时由河南太守超授御史大夫，也是由于父祖的威望。关于这点，哀帝说得很清楚：“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逾列次。”(《汉书》卷
七十二《王吉传附子骏传》)
    王吉为琅琊王氏家族以后的贵显奠定了基础。王吉子王骏、孙王崇，又皆登三公之位。自王吉至王崇，祖孙三代禄位弥重，“有累世之美”。正因如此，汉魏以后的琅琊王氏，无不自称“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以琅琊王氏家族在西汉的这段历史为荣耀。 (一)从王遵到王融之间的世系传承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琅琊王氏家族在东汉时期的世系是：王崇“生遵，字伯业，后汉中大夫，义乡侯。生二子：时、音。音字少玄，大将军掾。四子：谊、散、典、融。融字巨伟。二子：祥、览”。
     关于这段世系记载，陈寅恪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评论：“《唐书·表》所载世系，其见于《汉书·王吉传》者，自属可信，其后诸世当有脱误，然为王吉之后，要无可疑”(《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陈先生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
    据《汉书·王吉传》附《王崇传》记载，王崇死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而王融之子王祥、王览的活动年代已经是魏晋时期。那么，中间自王遵、王音至王融三代，占去了自王莽至东汉末近200年历史，按照史学界一般的计算方法，平均30年为一代，这段谱系记载可能缺少了三、四代人的名讳。要想把缺失了的这几代完全补上，就现有的文献情况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补上一代或两代，尚有蛛丝马迹可寻。当代有学者在尝试着做这一工作。
    据宋人汪藻《世说新语叙录》上卷《考异》在《琅邪临沂王氏谱》中的记述：“骏生汉大司空崇，崇孙后汉中大夫遵生青州刺史仁。”这里记王遵是王崇之孙，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王遵是王崇之子。那么，这里是汪藻的笔下误呢，还是他有意纠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错误呢?
    王汝涛先生认为，汪藻的这一处改动，作为校雠学中的“理校”是可以说得通的。王崇在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被傅婢毒死，当时他由“以父任为郎”，累次迁官，已居大司空之高位，并被封为扶平侯，年纪应该不会太小。如果王崇有子王遵的话，也可以循例“以父任为郎”。王崇死后6年为新莽始建国元年，又经过16年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王遵在东汉为官，那么这20多年的空白点就不好解释。如果说王遵是王崇的孙子，就会比较合理一些(参见王汝  涛《两汉琅邪王氏述考》(上)，《琅邪王氏考信录》第63页，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王晓家先生对王遵为王崇之孙的说法更加肯定，他引《世说新语》卷2《文学第四》刘孝标注：“佛经之行，中国尚矣，莫详其始。牟子日：汉明帝夜梦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问群臣，通人傅毅对日：‘臣闻天竺有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遣羽林将军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部在存兰台石室。”又据清人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卷3王遵条：“《释氏稽古》略曰：永平七年，帝梦金人长丈，顶有日光，飞至殿廷，旦问群臣。太学闻人傅毅奏日：‘周昭王时，西域有佛出，其形长一丈六尺，而黄金色，陛下所见，将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书异记》佐之。帝遂遣中郎蔡倍、博士秦景等，一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永平，是汉明帝的年号，永平七年，为公元64年，我们以此为王遵活动的大致年代。根据《汉书·王吉传》附《王崇传》以及《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的记载，王崇死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我们将王崇之子按最小的年龄去假设，假使王崇有个遗腹子，生于公元4年，到东汉明帝派人西行求法的出发年公元64年，也应该有61岁了。当时的博士弟子都是年轻人，没有这么老的博士弟子。因此，王晓家先生说：“王遵为王崇之孙，王崇为王祥、王览的六世祖。我的这一推断，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王晓家《关于王遵其人》，参见王汝涛主编《王羲之书法与琅邪王氏研究》第323页，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
    在史籍中查找王遵其人，是一件较为复杂的事情。王晓家先生找到了两个王遵(王晓家《关于王遵其人》，参见王汝涛主编《王羲之书法与琅邪王氏研究》第320--325页，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一个是上文提到的去西域求佛法的“博士弟子王遵”，王晓家先生认为这“大概就是琅邪临沂王氏的先祖王遵。关于这一点，基本可以确定。”
    另一个是被王晓家先生否定了的王遵。这个王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琅邪王氏”和“京兆王氏”中，都有其生平事迹介绍。“琅邪王氏”部分曰：“(王)吉生骏……御史大夫。二子：崇、游。崇……大司空，扶平侯。生遵，字伯业，后汉中大夫，义乡侯。”“京兆王氏”部分曰：“京兆王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少子毕公高之后，封魏。至昭王彤，生公子无忌，封信陵君。无忌生闲忧……秦灭魏，闲忧子卑子逃难于太山。汉高祖召为中涓，封兰陵侯。时人以其故王族也，谓之‘王家’。卑子生悼。悼生贤，济南太守。宣帝徙豪杰居霸陵，遂为京兆人。贤七世孙堂，上郡太守。卑子九世孙遵，字子春，后汉河南尹，上乐庄侯。”
    而《后汉书》未给王遵立传，其事迹散见于《隗嚚传》与《来歙传》。据此二人传的记载，王遵本为新莽政权的明威将军，更始元年(公元23年)，参加了隗嚚准备起兵反对王莽的决策，在《移檄告郡国》的檄文中，王遵为列名的6人之一。更始二年，隗嚚在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王遵与杨广、周宗、行巡、王捷、王元一起被封为大将军，曾经在隗嚚欲杀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使者来歙时，救了来歙一命。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王遵投降光武帝。《隗嚚传》在记载此事时，附带介绍了王遵的身世：“(光武)帝因令来歙以书召王遵，遵乃与家属东《诣京师，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为上郡太守。遵少豪侠，有才辩，虽与嚚举兵，而有归汉意。曾于天水私于来歙日：‘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岂要爵位哉?徒以人思旧主，先君蒙汉厚恩，思效万分耳。’又数劝嚚送子入侍，前后辞谏且甚。嚚不从，故弃焉。”从这段引文中的“字子春，霸陵人，父为上郡太守”三句话来看，这个王遵应该属于京兆王氏，故王晓家先生据此断定此王遵绝非琅琊王氏系于王崇下面的那个王遵。
     但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琅邪王氏”部分有王遵为“后汉中大夫，义乡侯”两句，与《后汉书·隗嚚传》中所记王遵“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两句又有相近之处。所以  玉汝涛先生认为，《新唐书》“琅邪王氏谱图序”与“京兆王氏谱图序”所记王遵其实应是一个人，是各取王遵事迹的一部分来记。“欧、吕修《新唐书》是根据旧时(唐以前)谱牒，略为理顺文字而定稿的。旧琅邪王氏与京兆王氏，都拉王遵入自家谱中，欧、吕既未作考辨，我们也只好存疑了”(王汝涛《琅邪王氏考信录》第67页，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另外，王汝涛先生考证，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后汉书·隗嚚传》所记王遵官爵，《后汉书》所记王遵为“太中大夫”、  “向义侯”是对的。
    王汝涛先生还找到了东汉时期的第三个王遵。他引《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条所载：“初，乐浪人王调据郡不服。秋，遣乐浪太守王遵击之，郡吏杀调降。”“秋九月庚子，赦乐浪谋反大逆殊死以下。”这个王遵应是光武帝派到边郡乐浪的太守。乐浪，汉郡名，汉武帝所置，郡城在今朝鲜境内。东汉光武帝时，乐浪人王调反，光武帝派太守王遵击之，兵未到而郡吏已杀王调降，朝廷随即颁发大赦令。王遵有安边之功，是否封侯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名叫王遵而将其硬拉入到琅琊王氏家族中。
     如果王遵是王崇之孙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王崇与王遵之间找到了缺失的几代中的一代。
     又，《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云：“王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这里所记王祥的祖父是王仁，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王祥的祖父是王音。有人认为王仁即王音，因为二字读音相近，所以才被不同的史官写成了两个人。但这种解释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晋书》虽晚至唐初才修成，但基本上是依据南朝齐臧荣绪的《晋书》为底本写成的。臧荣绪生活的年代，距离东晋之亡才不过60年左右，当时王览的子孙在南齐为官者甚多，他们不可能容许臧荣绪记错了王祥、王览祖父的名字。宋人汪藻《世说新语叙录》上卷《考异》于《琅邪临沂王氏谱》中说：“琅邪王氏，本居皋虞，后徙临沂。汉大夫吉生御史大夫骏骏生汉大司空崇，崇孙后汉中大夫遵生青州刺史仁。仁四子：曰谊、曰龊、曰典、曰融。”下面作者自加小注曰：“唐《宰相表》云：‘音字少玄，汉大将军掾，生谊、叡、典、融。’”看来汪藻认为王祥的祖父、王融的父亲应该是王仁，他又在小注中提到王音，显然是备此一说。
     而有些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王音、王仁皆实有其人，都是琅琊王氏家族在东汉时期的祖先，至于王音与王仁谁先谁后，又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汉光先生认为，王仁应是王祥的祖父，即传承次序为：王音——王仁——王融——王祥(参见《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71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出版)。王大良先生认为，王音应当在王仁之前，而王音与王仁之间空缺了六代，传承次序为：王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王仁——王融(参见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第32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汝涛先生也认为王音应在王仁之前，但不同意王音与王仁之间隔了六代的说法(参见王汝涛《琅邪王氏考信录》髓62页，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王音与王融之间就多出了王仁一代。加上王崇与王遵之间可能缺少的一代，我们可以算是补上了缺失的几代中的两代。而王遵与王音之间，可能还有一到两代佚失。若无新的资料出现；怕是无法补上了。
    关于琅琊王氏家族在东汉时期的祖先的事迹，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诸人而言，除王遵事迹已散见于上面所述以外，其如王时、王谊、王典三人于史无一可证，王音、王仁、王融三人事迹虽散见于汉晋诸史，但也支离破碎，残缺不全。
    王仁之子王叡的事迹较王仁为详，《后汉书》等皆有记载。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初平元年注引《王氏谱》曰：“叡字通曜，晋太保祥伯父也。”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传》曰：“灵帝崩，(董)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坚亦举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又裴松之注引《吴录》曰：“叡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叡举兵欲讨卓，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扬言当先杀寅。寅惧，诈作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坚，说叡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叡。叡闻兵至，登楼望之，遣问欲何为，坚前部答日：‘兵久战劳苦，所得赏不足以为衣服，诣使君更乞资直耳。’叡日：‘刺史岂有所吝?’便开库藏，使自入视之，知有所遗不。兵进及楼下，叡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坚曰：‘被使者檄诛君。’叡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叡穷迫，刮金饮之而死。”
    据上述记载可知，王叡字通曜，琅琊临沂人，青州刺史王仁之子，晋太保王祥伯父，东汉末为荆州刺史，镇压过零、桂地区农民起义。他大概仍保有琅琊王氏家族传统儒风，轻视武官孙坚。及汉末起兵讨董卓，因与孙坚、曹寅有矛盾，被孙坚所杀。尽管他死于非命，但仍是东汉以来琅琊王氏家族中影响较大、事迹较详、且于史有证的一位人物。
    王叡之弟王融，是琅琊王氏家族在东汉时期于史有证的另一位人物。王融是王叡的四弟，晋太保王祥之父。据《晋书·王祥传》，王融在东汉时并未入仕，但《王祥传》中既然说他曾为“公府”所征辟，其兄又能在官府中谋得一官半职，说明他并非是一个寻常的无名小辈，而是一个声名俱佳、以至影响到“公府”的人。
 (二)关于琅琊王氏家族从皋虞迁居临沂的时间问题
    琅琊王氏家族到底何时由皋虞迁居临沂，史籍无明确记载。《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王)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汉书·王吉传》曰：“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晋书·王祥传》载：“王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从这三段文字的记载来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得最含糊，王元“后徙临沂”，王吉“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连用两个“后”字，但到底“后”到什么时候呢?单凭这段文字记载，我们无从所知。《汉书·王吉传》记得就相对准确一些，前面先记王吉为“琅邪皋虞人”，后面又记汉宣帝不用王吉之言，王吉便“谢病归琅邪”，而未写他谢病归临沂，因为这时临沂尚未归属琅琊郡。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琅琊郡下属之开阳、临沂、即丘、缯四县原来都属东海郡，东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改属琅琊郡管辖。据此，王汝涛先生认为，琅琊王氏家族中“身属西汉的王骏、王崇恐怕也未必迁居临沂，那位封向义侯的王遵也不大可能迁居临沂，迁临沂的人，当为章帝及其后的琅邪王氏家族的某一成员”(参见王汝涛《琅邪王氏考信录》第69页，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也就是说，琅琊王氏家族由皋虞迁居临沂当是东汉时期的事了。
    琅琊王氏家族在西汉大司空王崇之后，家族地位似乎有些下降，以至世系不明，现在所能看到的琅琊王氏家族在东汉时的谱系记载也极为简略，琅琊王氏家族在东汉时期显然是衰落不显的。在仅知的8人中，于史有证者仅4人，除王叡一人事迹较详外，其他3人的相关资料也只有寥寥数字。尽管如此，这4人毕竟是谱写东汉时期琅琊王氏家族历史的关键人物，由于他们的出现，琅琊王氏家族才重新有了自己的历史。自此以后，琅琊王氏家族英才相继，连绵不断，历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数百年间，一直是影响重大的家族之一，拥有极为辉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