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王方庆：
    两《唐书》均有传。其父弘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简单记载：“字长宗，魏州刺史，谥曰孝。”《王方庆传》却未记其为魏州刺史事，只记他先为汉王(李)元昌友，元昌好畋猎，弘直屡谏不听，并被疏远，转荆王友，高宗龙朔中(661至663年)卒。王方庆16岁为越王(唐太宗第八子)府参军，大约是以门荫出仕或由其师任希古荐举(任希古曾为越王记室)。几次迁官，高宗永淳年问(公元682年)已升至太仆少卿。武后临朝，重用他为广州都督，由于广州是海外与唐互市之地，在广州为官的人，无不发财。方庆到任，为政清廉，又能约束下属，当时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以后转洛州长史和并州长史。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罢相为秘书监，修国史中宗被立为太子，使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正授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兼侍太子读书。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卒。中宗即位，以宫僚之旧，追赠吏部尚书。他的本传中，除了这些官职升迁变动以外，一连记了几件有关朝廷礼制方面的建议。在王方庆提出这些主张时，正是武则天改唐朝为周朝，唐朝宗室，被酷吏杀得差不多了，显著复唐的声音听不见了的时代。另一方面，武则天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该是考虑把帝位传给谁的时候了。她自己亲生的儿子，杀了两个，都是有贤能之称的，还有两个，表现得顺从，一个被她贬到外地去了。她的两个娘家侄儿，武承嗣和武三思，在朝内把持朝纲，但武则天已经了解他们无德无能。所以在武则天心目中当务之急是将帝位传给儿子，还是传给娘家侄子。酷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她得问一下重臣。看《旧唐书·王方庆传》，方庆人相后大谈三礼，仿佛既不是无所事事的大臣，又不参与立太子的事。这里史臣隐瞒了一件颇为重要的事。倒是《新唐书·王方庆传》透露了一点信息：“赞曰：李德浴著书称方庆为相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庐陵(即后来的中宗李显)是陛下爱子，今尚在远，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仓唐悟文候事，嗟乎，君子哉!”又于《狄仁杰传》点明此事：“张易之尝从容问自安计，仁杰曰：‘准劝迎庐陵王可以免祸。’会后欲以武三思为太子，以问宰相，众莫敢对。仁杰日：‘臣观天人未厌唐德，比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踰月不及千人。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后怒，罢议。久之，召谓曰：‘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于是，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锋镝，勤劳而有天下，传之子孙。先帝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又欲以三思为后。且姑姪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王于房州。”狄仁杰为了立庐陵王为太子事，两番答武后问，第一次说“天人不厌唐德”，说得太硬了，正招武后改唐为周之忌，所以才大怒，罢议。第二次与王方庆同应对，话就婉转多了，特别立武三思武后不得祔宗庙这个理由，最能打动武后的心，所以她听了立即派人接庐陵王回京。这几句话是谁想出来的呢?说二人同辞以对，同时说话，又说一样的话，是不可能的。应该是二人的答应主旨相同，一个先说，一个补充，观王方庆为儿子在不在身边，借词宛转劝武后，我颇怀疑后几句打动武后心弦的话是王方庆说的，只因为狄仁杰德高望重，所以后人多记在他帐上，不知道王方庆所起的作用了。以后这一段时间，王方庆的处境很微妙。公元697年庐陵王回到洛阳，并没有马上立为皇太子，王方庆却以年老为理由自请罢相。八月，他罢相，任麟台监，修国史。九月庐陵王立为太子，王方庆不修国史了，先任检校太子左庶子。公元698年正授太子左庶子，兼侍太子读书，封石泉公。这里似乎武则天与狄仁杰王方庆有个默契。武则天答应把李显从房州迎回洛阳，并立为太子，没有食言，做到了。接着重用狄仁杰，改任王方庆为太子贴身官的左庶子，一以保护太子，免得出些事故，再被武三思等人乘机请废太子，一以保护王方庆，东宫官又是闲官冷局，可避免旁人嫉妒陷害。但是武则天仍然有自己的打算，她立了太子，是周朝的太子还是唐朝的太子，她没有表白。不过，她仍显示自己没有让权让位的意思。公元700年，狄仁杰死，702年王方庆死，武则天于699年赐皇太子显姓武。700年封太子之子重润为邵王，701年杀邵王重润及皇太子之女永泰郡主，据说是他二人有所图谋。只有在李多祚率领左右羽林军入宫杀了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并以兵力威胁下，武则天才退位，皇太子李显即帝位(后世称之为中宗)。他追念旧德，追封王方庆为吏部尚书。
    王方庆博学好著述，他“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询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故时人编次，名曰《礼杂答问》”他又是个藏书家，“聚书甚多，不减秋阁。至于图画，亦多秘本。”可惜诸子不重视，都散失了。
    他有十个儿子，第三子曒一支，出了两个宰相，王玙与王抟。
    (3)王玙：
     此人在唐朝琅邪王氏族中，是一个不光采的人物，偏偏既任高官，又得善终。他少习礼学，但不大讲求朝廷的礼仪制度，专讲求用于宗教(道教)方面的祠祭仪注。正巧唐玄宗信道术，什么神都信奉，玙便上书请置春坛，祀青帝于长安东郊，得到玄宗的赏识，由太常博士升侍御史，充祠祭使。他的行为，史书评为“近于巫觋”，而因此又“过承恩遇。”唐肃宗又是一个信神的皇帝。王玙在朝中几次升迁，内为九卿之一的太常卿，外任浦、同、绛等州节度使，然后终于调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书评他“人物时望，素不为众所称，及当枢务，声问顿减。”他拜相后，仍以从事迷信活动为要务。奏请置太一神坛，请皇帝亲临祭祀。又因为肃宗患病，派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所到之处，扰攘不宁。肃宗曾亲谒九宫神，乐于向各类神祠祭祷，这一类荒唐事都是王玙想出来的。王玛在罢相之后还历任刑部尚书，淮南节度使、越州刺史，甚至于入为太子太保，转少师，是王氏四相中官品最高的。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才死去。《新唐书》在《李泌传》中提到了他：“初，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琦为宰相。”称之为妖人，远远超过宗教迷信的范围了。琅邪王氏自晋至唐，王衍虽然被贬为“清谈误国，”但是品行之低劣，还及不上他，而他误国的程度，却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人们也多半不知道琅邪王氏中有这么一个人物。徐松《登科记考》，武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科进士有王殉，殉字下有注：“《新书》：‘殉字伯玉，与兄玙弟瑨以文学称’。”但王瑁有庶出子王鉷，《旧唐书·王鉷传》却记曰：“王鉷、太原祁人也。”恐《登科记》记载有误。
    （4)王抟：字昭逸，是王氏四相中惟一进士及第的人。他未任朝官，先到滑州节度使幕府任幕僚，几次迁升，为苏州列史。以后，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在相位约三年，因为用他为浙东西观察使而罢相，但因两浙已为藩镇钱锣所据，未能成行。后正拜尚书右仆射，迁司空，封鲁国公。当时，朱全忠据中原及兖、郓、滑、魏诸镇，李克用据河东，刘仁恭据幽州，杨行密据淮南，钱锈据两浙，王建据蜀，李茂贞据凤翔，马殷据楚，王审知据闽。昭宗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局促于京城至华州间，内又受制于宦官，宰相也没有多少政事可办。昭宗曾先后向王抟及另一宰相崔胤问清除宦官之策、崔胤主张速去之，但未有具体办法。王抟持重，主张“宜俟多难渐平，以道消息”而且不要轻易泄漏去宦官的意图。所谓以道消息，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是这样解释的“言恶者以渐杀其势，则久而自消；善者以渐培其根，则久而自长。”持重倒始持重，但未必能奏效。崔胤是个权利欲极强的人，不久罢了相，他以为是受了王抟的排挤，便向昭宗诬告王抟与宦官勾结，昭宗不信，崔胤求助于朱温，朱温接连上表论列此事。王抟因而罢相，由工部侍郎左迁溪州刺史，又贬崖州司马，崔胤还不放过他，他走到蓝田驿，被赐死。从降工部侍郎到赐死，只有三天时间。已经走到距离长安百里的蓝田驿了。如此之快，他的儿子王倓任河南府文学，不在长安，肯定没有连坐。然而《新唐表》载有王抟三个儿子的官职，再下一便是空白了。是破家了呢?还是七年以后，唐灭梁兴，朱温作了皇帝，王抟之后从此隐姓埋名了呢?事关三槐堂王氏始祖王言的来历，颇有研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