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品官人法”废除后的琅邪王氏
    1、科举兴、江左士族星散
    由于隋是一个短命王朝，开国以后只传了二世38年，更由于隋炀帝昏庸无道，拒谏自智，导致了农民大起义。提起隋朝来，人们多半没有好印象。隋唐并称，似乎唐是主体，隋是附庸。其实，在中国中古史中，隋王朝对推动历史发展，是起了重大作用的。首先，它结束了自公元317年之后三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使中华复归一统。其次，它实行了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文帝又躬行节俭为天下倡，奖励良吏，严惩不法官吏。制定宽平的《隋律》，改变了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方面，文帝对已不适应新局面的魏、晋南北朝的制度，进行了大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官制、礼乐、刑律、兵制、科举、度量衡等几个方面，而且都取得了成就。范文澜先生说：“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而其中影响琅邪王氏家族兴衰的乃是科举制。科举制的创立，使得成为南朝统治阶级基础的士族失去了优先出仕的凭依，开始了凭个人才学经考试而从政的道路。不过，琅邪王氏家族，在隋、唐两朝的遭遇并不完全一样，这与唐朝的科举制度更趋完善有关。
     隋朝初年，沿袭北周制度。今之《周书》，未立《选举志》，据杜佑《通典》介绍，除了任用功臣和贵族以外：“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至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年)，诏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说明中枢用人，参用汉代的察举法，而有秀才、孝廉两种不同的名目，即州举秀才，郡举孝廉。《隋书》亦未立《选举志》，从其他文献资料中可以约略考知其取士之法。刘肃《大唐新语》言：“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国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为六科。”但《旧唐书·杜正伦传》言：“正伦，隋仁寿中与兄正言、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秀才只十余人，而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似乎科举制始于隋文帝时。实际上，两晋、南朝及元魏、北齐，虽然都行“九品中正法”，而又同时不废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察举法，只是，立“九品”以后，州、郡所举的秀才、孝廉，只从上品（晋时，上品已为士族所垄断)中出，故实际上士族被举为官甚易，才形成了门阀制。这一点，在南朝特别明显。西晋初，被州、郡察举的，到了京城尚须考试，即秀才对策，孝廉考经书。东晋时，士族子弟不崇尚学习，害怕考试，即使被贡举，也不敢去京师，因此取消了考试。历宋、齐、梁、陈，考试制度恢复不起来。故士族作官，只须中正官以上品荐举为秀才或孝廉即可。北魏、北齐，均设中正官。北魏早年亦有举至京师后用考试甄别的办法，后来行不通。因此：“中正所铨，但在门第。吏部彞伦，乃不才举。”“北齐选举，多沿北魏之制。”只是，魏、齐的门阀士族，与南朝不同，其大姓后来被称为山东士族的，乃是崔、卢、郑、李、王(太原王氏)。北周初年，掌权者为“关陇集团”。以后平北齐，面对着山东士族，不能重用，而又不能一举而消灭其社会基础。隋平陈，面对着被侯景之乱削弱了的江左士族，不堪一用，但又必须善自处理之，给他们以出路。隋家制度(隋文帝时)秀才不但必须考试，而且录取非常严格，明经(经明行修)则只需要读通儒家经书即可，录取较容易。综上所述，荐举而又用考试法，其实西晋时已经有了，不过，考试为士族所惮，一直很少实行而己。因此，说隋文帝始行科举制，是从实质上说的，即他坚持了两条：一是贡举权在州郡长官及京官五品以上者。废州郡中正官，也废除了以士族为上品的九品法。二是被贡举者必经考试，而且一直使考试成为出仕的必经之路。这样，就等于关闭了凭借高门优势优先作官的取士大门。从此，士族寒族一律凭本身学问，在平等的条件下，参加科举考试，以敲开入仕之门。这在当时被称为“选无清浊”，积久年深，参加科学考试被视为正途出身。隋炀帝虽然以十科取士，由于他深受南朝文风影响，最受他重视的是其中文词美秀科，以后应举士子亦独重此科，故后世才认为“炀帝始建进士科。”
    唐承隋制，但也略有改变：一是高祖武德5年(公元622年)才开始贡举考试，只取秀才一人，进士四人。直至武德9年(公元626年)，仍取秀才每科一人，进士每科不超过七人。太宗时，名额稍有增加。高宗永徽2年(公元651年)始停秀才科。以后虽以六科取士，而以进士、明经为主，进士科渐贵。二是武后当政时，进士科多录取寒素之族人，士族进一步遭受打击。三是进士科所试内容，虽然有时小有改变，但大体上稳定在策、杂文(诗、赋)两个方面，后来，杂文独受重视。四是武后当政以后，进士出身的朝官增多，宰相中进士出身的比例不断上升，唐中叶以后更占优势。唐末，宰相几乎完全是进士出身。
    科举制兴，南朝的士族趋于星散状态。所谓星散，有两层含义：一是再也不能凭借大家族的优势在政坛上活动了，为了糊口，大家族分为若干个小家庭，或兴或衰，或仕或隐，几乎各不相顾。二是分别陆续离开了以三吴及江陵为中心的地区，渡江北上，向新的政治中心靠拢。他们有的以落户居住的地区为本贯，如王同皎，《旧唐书》记他的籍贯便写道：“其先自琅邪，仕江左，陈亡，徙家河北。”到了王同皎，已经是相州安阳人了。当然，这里说的是琅邪王氏的正支本在江南，陈亡，这一大的士族星散了。至于王朝更替，有了新的王朝就会有新的世家大族。星散了的琅邪王氏也还有一个缓慢解体的过程，这些，还有必要加以研讨，不了解上述的大背景，是不易了解隋、唐王朝的琅邪王氏的。
     2、隋、唐琅邪王氏的散支辑考
    (一)隋代散支：不计王鼒、王猛二支，共二支。
    (1)梁代王筠一支入陈，复入隋
    (筠)——(祥)—（昚、胄）
    《梁书·王筠传》记载，有盗夜入王筠宅，筠全家遇害。但据《隋书·王胄传》记载，筠有一子祥，得脱此难，仕陈，为黄门侍郎。祥生二子，长子昚，博学多才，曾仕于陈，为太子舍人，陈亡，隋晋王杨广(即炀帝)用为学士，炀帝即位后，为秘书郎，卒于官。次子胄，亦少有逸才，在陈仕至东阳王文学。隋平陈，晋王杨广亦引为学士。炀帝即位，为著作佐郎。炀帝常称赏他的应制诗，以为“气质高远”。当时后进之士曾把他与虞绰的作品当作写诗的榜样。后来晋升朝散大夫。他自以为才高，官位低，骄傲负气。值杨玄感反隋，他受了连累，流放于边塞，私逃回江南，被捕而死。春、胄二人应该有后裔，但史书缺载，就此式微了。
    (2)王徽之孙王翼之后裔一支入陈，复入隋
    王翼之——法兴——彦祖——昱——（智楷、智水）
智永其人，《中国书法大辞典》为之立小传，称其为“陈、隋间僧，名法极，俗姓王氏，会稽人。晋王羲之第七世孙，徽之后，与兄孝宾俱拾家入道，住永欣寺。”按，智永为陈、隋间名书法家，又为王羲之七世孙，张彦远《法书要录》、何延之《兰亭记》均有记载，但是王徽之至智永之间，五代人的名讳，除王桢之、王翼之以外，均无他书以为旁证。智永传有《题右军乐毅论后》，提到陈朝天嘉年间事，后面又说“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指的确是隋朝灭陈以后，称他为陈隋间人，应不为错。《兰亭记》说：“禅师年近百年乃终。”逆推上去，他的生年可以上溯至梁朝。又，今浙江嵊州市收藏的清康熙37年《重修金庭王氏族谱》中收有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永欣寺沙门尚皋写的《瀑布山展墓记》可以为本文旁证。今录其文于后：“尝闻先师智永和尚云：‘晋王右军，乃吾七世祖也。宅在剡之金庭，卒葬于其地。我欲踪迹之，而疲耄不能也。尔在便宜，询其其存亡。’皋谨佩不遗。大业辛未，皋游天台，过金庭，御锡雪溪道院。访陈迹，觅佳山。因记先师遗语，求右军墓，得于荆榛之麓。略备邱茔之制，墓而不坟，朴而不甃。皋惧久加荒秽，邱陵莫辨，征其八世孙乾复每共图之。立志石，作餮亭，以便岁时禋祀。呜呼，升平去大业才二百五十年，而荒湮若此。千载之后将何如哉。吴兴永欣寺沙门尚皋识。大业辛未三月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