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存而实异
    1、全国统一的局面出现界定琅邪王氏由南北朝时代转人隋唐时代，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时间坐标，一个是公元581年，是为隋文帝开皇元年，隋朝取代北周，正式成为一个新的王朝。一个是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了中国，改变了二百余年南北朝分立局面。本书采用了后一种时间坐标。因为笔者以为，研究琅邪王氏家族，虽然不得不依照国史中朝代起讫断代，到底其兴衰与王朝的更替有时并不完全同步，尤其是南北朝与隋唐交替的这一时期，作为江东门阀世族群体的琅邪王氏实际上已经衰微，存在于隋唐的琅邪王氏与其相比，只有家族成员的血统关系的继承，其他自魏晋以来藉以取得郡姓及侨姓高门的基础，即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优势地位与凭借，完全没有了。隋、唐时代，虽然仍然保存着琅邪王氏的郡姓名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名存而实异了。所以前文论及琅邪王氏的衰亡时，称入隋后，琅邪王氏衰而不亡，到唐朝末年才真正消亡了。这所谓衰，即指名同而实异。即使武则天晚年，王方庆贵为宰相，子孙众多。支系延续到唐末，仍只能称为琅邪王氏衰微之世。必须了解隋唐琅邪王氏作为族群整体，与其魏晋南北朝的祖先有这样的差异，才能明白为什么从五代以后，琅邪王氏在历史上消失以及明朝以后琅邪王氏后裔又在各地纷纷出现甚至幅射分居到海外去这一个令治史修谱者查不清、理不明的大的变化过程来。
    2、琅邪王氏分仕三方的局面被打破
    让我们仍然接着上一章，由南朝陈、北朝东魏、北齐和北周、隋时琅邪王氏的兴衰变化作历史的考察。
    在《陈书·后主纪》后面，有一段唐人魏征论陈朝时中国形势的文字，说陈武帝始建陈王朝时，与北齐、北周、成鼎足三分之势：“故乃决机百胜，成此三分，方诸鼎峙之雄，足以无惭(孙)权、(刘)借矣。”陈寅恪先生论隋、唐典章制度(实则包括文化)的成就及渊源时说：“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及日本，西至中亚……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派，一日(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可知南朝陈，虽然经过侯景之乱的残破，又西部失去江陵，北面全失江北，仍被视为中华文化所系之国，与北方的齐、周鼎立相抗。而就琅邪王氏家族分布而言，恰巧与这种形势相合。有陈一朝，王氏之未死于侯景之乱及未沦于西魏入江陵之劫者，几乎都被陈朝收用以支撑文治的局面，不但有王冲、王通、王劢、王质、王固、王玚、王瑜，向北周要回来的王克，还有废帝的皇后(王固的女儿)。他们大多显赫于陈武帝至陈宣帝年间。虽然都是些庸才，既无实权，又无作为，但总算是帮助撑起了朝廷的架子，延续了琅邪王氏正统的一脉。被称为山东或关东的东魏、北齐，有王肃一支，恰在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走向汉化之时，王肃输入了汉、魏、晋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因此受到重用，爵位传之子孙。处于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因占领江陵，俘获了大量汉族各色人等，琅邪王氏的著名文人王褒即在其中，并以其个人文采影响了关陇文苑。这样，多年来只在江左一隅发展的琅邪王氏，已经在北方两大政治实体中初步打下基础，且大有如太原王氏那样的发展前途。但是，随着北周灭北齐，及隋灭陈，这种琅邪王氏分布于三国的局面被打破了。
    首先看北齐，王肃的后裔虽然在当时政治地位依然延续，但王肃入北魏的时间较晚。虽然魏孝文帝在其入魏以后的496年才下诏提高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大姓的地位，让他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但也等于在诏书中肯定了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的门户地位。太原王自王慧龙入北，与崔、卢等高门连姻，经过80年，取得了山东四姓高门的地位，王肃却没有因应形势，采取与山东高门连姻的办法，使琅邪王氏也挤入山东高门之中，所以尽管王肃在帮助北魏定官制、礼仪方面立了大功，个人官职也不低，可是在东魏、北齐没有社会地位。北周灭齐，政治地位随之失去。这一支等于消亡了。
    再看江左的琅邪王氏。经过侯景之乱的杀戮，以王、谢女子配奴，西魏军人江陵，俘虏全城军民北去，王氏既有大量的死伤，又降低到与奴通婚，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一齐沦丧。陈朝30年中，武帝、文帝虽然收集了未死于侯景屠杀及江陵之难的人，任以高官，但他们都是庸才，看《陈书》他们各人的本传，差不多都只记官职的升迁，真是“乏善可陈”。这些人差不多到宣帝时都死了，陈后主另任用了一批新贵，琅邪王氏已经无人能够进入政府中枢机构，这时已经是北周灭掉北齐和在江陵的傀儡政权后梁，统一了北方。对江左的陈朝正虎视眈眈的时候，不久准备了五十多万兵马作八道出兵以伐陈的部署。公元588年11月出兵，陈已腐败得不堪一击，589年正月隋军攻入建康，擒住陈后主。三月，将他与其“王公百司，送到隋都长安。陈国灭亡了，居留于江左的琅邪王氏怎么样了呢？史学家有两个不同的说法：王大良先生以为当时琅邪王氏尚有两大支，一是仕于北周在江陵设立的傀儡政权后梁的人，他们“在后梁亡国前已北迁长安，由后梁望族而为隋朝附庸，失去了在江南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基础，从而结束了其作为后梁望族的历史。”二是仕于陈朝的人，“而陈朝亦旋为隋所灭，后主以下的王公百官无不成了隋人的俘虏，并一同被北迁关中。在迁徙的人中，许多都是极有身份地位的人，其中几乎包括所有的江南士人。”又说：“琅邪王氏显于陈朝的侍中王宽和镇南大将军王猛的后代都在陈亡后北迁……仅有居住在扬州(江都）的王绍宗和王远知等人因是衰落房支而未被北迁，说明活跃在江南的琅邪王氏在陈亡后北迁是大势所趋和不可逆转的事实。”王先生的意思是：陈亡后，在江陵和建康的琅邪王氏北迁了。这种北迁还是被迫的和不可逆转的。
    另一位学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陈亡后，江南的原南朝一切世族的下场却另有一种看法。他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谈到褚遂良时说：“至褚遂良、许敬宗虽忠奸不同，然俱属来自南朝之系统，此系统之人物不论其先世在晋过江前或后为何地域之人，但北朝平灭南朝以后，此等人乃属俘虏家臣性质，绝无独立资格，非若山东世族齐亡后仍保有地方势力者可比。”他的意思是，往昔南朝的高门(以王、谢、袁、萧为代表)，在陈亡以后，被隋、唐王朝视作俘虏家臣，完全丧失了社会地位，比北齐亡后的山东高门(以卢、崔、郑、王、李五姓为代表)还要低一级。既然隋王朝卑视江左士族，自然不承认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社会上还能起什么作用，自然不会有强迫他们聚族北迁的措施了。
    3、北齐、陈朝的琅邪王氏入唐后与其前名同而实异
    比较两种说法，王大良先生的琅邪王氏被迫北迁说，既无史料根据，所举的两个例子也缺乏说服力。例一，后梁都江陵，琅邪王氏在江陵为官者，西魏攻破江陵，尽被俘虏北去。根据其家族以建康三吴之地为二百余年安身立命之所这一点看，不会有人离开陈朝到后梁为官。个别的例外，任何时代都有，但却不能把两个由后梁转入隋朝为官的人，视作琅邪王氏氏族的北迁。例二：前面已经分析，琅邪王氏孑遗后裔仕于陈朝的，都在陈宣帝时逝世，陈后主有自己一套执政的班子，尚没有发现有琅邪王氏成员被延揽进去。因此不能说随陈后主北去长安的王公百司必有王氏子弟，更不能说这代表了江左琅邪王氏的被迫北迁。陈寅恪先生的隋、唐视江左世族为俘虏家臣。全无社会地位的说法中，也许“俘虏家臣”四字份量重了一些，但是从身份由高贵转为低下作为切入点以分析旧日江左高门的命运，是抓住了要点，结论也是正确的。最好的例证是唐太宗对高士廉等初修《氏族志》不太满意的一段纪事：“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太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谍，仍凭借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木贾，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下面，太宗明确提出，应该把唐朝现任官中官品高的置之高等，把原来的山东士族的等第降下来。于是高士廉等把原定为一等的崔干降为三等，太宗才满意。从所引用的这一例中可以看出，太宗自以为属于西魏、北周、隋这一系统，统一了全国，便以正统自居，视北齐、梁、陈为偏僻小国，虽有人才，不足为贵。值得注意的是．，对高士廉说的一席话，旨在斥责山东高门，虽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而对于江南的王、谢，全不涉及。什么原因呢?说山东高门嫁女索财，乃是借口。实际上是江左高门，虚传旧日王谢之名，今已趋于消亡，威胁不了王朝的统治。对于入隋、唐后，琅邪王氏的地位，宜作如是观。陈寅恪先生在另一文中解释唐代山东高门(包括太原王氏)犹有社会地位，江左士族(以琅邪王氏为代表)却消亡(指作为氏族而言)了的历史原因，说得更清楚：“考山东氏族之兴起，其原因虽较远较繁，然其主因实出于东汉晚世董卓黄巾之变及西晋末年胡族之乱，当日政治文化中心之洛阳，失其领导地位，而地方豪族遂起而代之，于是魏晋南北朝之门阀政治因以建立。虽隋唐统一中国，江左之贵族渐次消亡，然河北之地，其地方豪族仍保持旧时传统，在政治上固须让关陇胡汉混合集团列居首位，但在社会上依然是一不可轻视之一特殊势力也。”其说可以解释何以到了唐代山东氏族仍然具有使唐太宗忌惮的社会力量，这又一次反证隋灭陈后，江左的大士族、包括琅邪王氏在内，实际上逐渐消亡(有一个过程)了。当然，到了唐代，王导、王彬二支的后裔还各有一段辉煌时代，又还有几个祖先支派不详的琅邪王氏成员活跃一时，但是他们大多是自江南北迁，失去“九品官人法”的仕宦优待条件，失去了侯景之乱以前的崇高社会地位，凭个人奋斗，又复使个人及家族显赫一时的。所以笔者以为，隋、唐的琅邪王氏家族，未能再形成一个大的士族群体，与魏晋南北朝的琅邪王氏，名同而实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