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地位的兴衰
    琅邪王氏，源远流长。上溯至秦末王元，迁居琅邪王吉显于两汉，其后裔约在东汉之世迁居琅邪郡临沂县之都乡南仁里，但作为中世纪的世家望族，实自魏、晋之交的王祥、王览、王雄开始，那正是依地望官品作为举荐为官依据的“九品官人法”开始实行之际，王氏当时虽为郡中大姓，尚与其他中原大姓地位差不多。由于司马睿南迁，王氏族中的王旷倡其议，王导、王敦辅翼之，开东晋王朝百年之基，琅邪王氏遂与陈郡谢氏同升为南朝侨姓之首。经历了约三百年，子孙历仕东晋、宋、齐、梁各朝且各出重臣，声望不衰之后，遭侯景之乱及西魏攻入江陵之劫，虽家族大受摧残，社会地位一蹶不振。但在北周、北齐、陈朝三分鼎足统治中国之时。三个政权中都有琅邪王氏成员在佐成文治方面作出贡献。北齐灭北周，禅让帝位于杨坚，建立起隋朝，不久灭掉江左的陈朝，统一了全国，废“九品官人法”，兴科举，取士不问门第，北齐旧地的山东，陈朝旧地的江左，琅邪王氏成员，开始衰落，不复在当地以郡望自骄。但是其成员，适应新的政治局势，多数北迁，分居各地，或走科举之路，或接受地方官的举荐，重新步上仕途。到唐高宗、武后时，以王猛、王褒两支的后裔王璇、王方庆先后居相位为标志，琅邪王氏一些祖先不明的散户也出现于史传之中，形成了琅邪王氏在唐朝复振的现象。但是，这复振的王氏诸子弟与陈朝以前的琅邪王氏诸子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地位都大不一样了，虽然仍可以通称琅邪王氏，却是名同而实异。
     2、社会地位的兴衰
     倘若不从官品高低，而从是否掌握政治实权来看王氏的社会地位，则隋唐以前，王氏的兴衰可以大体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两晋时 期：这是琅邪王氏家族的创始期。族中三支的王祥是开国功臣，王览则是借王祥的光，升到三品的宗正卿。王雄这一支，到第三代王衍才脱颖而出。但王祥在晋朝开国后四年死去。祥、览的二代子孙除了王彦在八王之乱中稍有表演、昙花一现外，都碌碌无所作为。王雄之孙王戎虽有平吴之功，官拜太子太傅，又仕至司徒，但是身处浊世，一味地与俗浮沉，在当时政坛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琅邪王氏在西晋一朝的政治地位，既不如中原大姓弘农杨氏，平阳贾氏，河东裴氏、卫氏、泰山羊氏，也不如同出一祖的太原王氏，只是一般的高门大族而己。西晋末年，王戎从弟王衍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赏识，仕至太尉、尚书令，但也就是这个人，对西晋之亡，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不过，就总体而论，前有王祥，后有王衍，都是真正有政治影响的人物，琅邪王氏，可谓显名于西晋一朝，奠定了家族的地位。
    (二)东晋时期：由于王旷、王导、王敦助成东晋王朝立国于江左，琅邪王氏几乎举族先后渡过长江追随司马睿，琅邪王氏取得了侨姓第一的位置，而且一直维持到南朝的末年。在东晋王朝百年中，王导、王廙、王彬、王舒，在元帝、明帝、成帝几朝分别受到重用。虽然有王敦的犯上作乱，家族地位却未受到影响。王允之、王羲之、王恬、王胡之、王殉都曾专任武职领兵，王献之、王珉都官至中书令，王彪之官至尚书仆射，王献之的女儿为晋安帝皇后。他们为官，有职有权，不似南朝时那样实权操在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手中。琅邪王氏的政治上高门地位，可谓与东晋相终始。
    (三)宋、齐、梁时期：王氏家族，为高官者较东晋时还多，但多数无实权，成为必不可少的为王朝捧场的点缀品。他们任官，大多内任侍中、尚书令、中书令。外任郡守，或为诸王、诸军府长史一类高级幕僚。由于自刘宋朝开始，侍中、中书令的实权已经落于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手中，录尚书事已不常设置，琅邪王氏所能取得的有实权的官职只有一个吏部尚书。此官职在典选，即进退百官。由于当时选官必须考虑到待选人的出身，所以任吏部尚书的人必须熟悉百家谱牒，而琅邪王氏的好多成员大都熟悉谱牒学，故吏部尚书好像是他们的专任官。吏部尚书只有一员，王氏出任高官者虽然多于东晋，实际上的政治地位却低于东晋的琅邪诸王氏了。外任为郡守者已不似东晋时多带有一个将军名号，这时军权多操在皇家子弟手中。政治、军事上丧失了优势地位，并未使琅邪王氏趋于衰微，由于婚姻取向和各朝皇帝有意地抬高他们的门户，加以他们一直重视文化传家，所以琅邪王氏的社会地位却较东晋时更高了。
    （四）陈朝：是琅邪王氏的衰落期。这一点，前面详细分析过，在此不再重复。
    3、严士庶之别与婚姻尚阀阅刘宋时，江南吴姓、侨姓各大族，失去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实权地位，经济地位也没有保障，这使得士族上层为了保持了家族利益，不得不设法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即保持崇高的社会地位。于是侨姓大族和吴姓大族化解了以往的矛盾，共同对付寒族(九品当中品位较低的世族)，不使他们品味升高，这叫做“严士庶之别”。方法是：
    （一）请皇帝派人审查黄籍(户籍簿)，因为黄籍中都注有每人先世的九品品第及官爵。而黄籍从刘宋元嘉27年（公450年)以后，被某些人擅自篡改，有的“人勋者众”，没有勋爵，改为有勋，人了“勋籍”。有的“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挤入上品了。南齐高祖萧道成因此专设版籍官，审定黄籍。虽然未能全改前此之“冒籍”，但武帝萧赜已经下诏：“此后有犯，严加翦治”。
    (二)大族撰士族谱，如王俭《百家集谱》等，而琅邪王氏对这种谱学，世有专长，所以族中多人任吏部尚书，不但依谱进退百官，保住了世族利益，而且终南朝之世，一直保住了侨姓第一的社会地位。
    (三)高门与高门通婚，借婚姻关系严格区分门第。前面引据的侯景向王谢二族求婚，梁武帝认为候景的官职虽高，但门第不够格，便是一例。此种风气，到唐代还有影响：“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
    (四)崇尚郡望：前文已引用王仲荦先生以通俗语言解释郡望的形式，这里特别说明的有两点：
    (1)东晋、南朝特重郡望，如琅邪王氏随王导渡江者，不管在江左已传了几代，提到籍贯，仍自称为琅邪临沂人。这种称呼法，一直延续到整个南朝，而且不只是琅邪王氏一族，如东莞刘氏、臧氏、东海徐氏、陈郡谢氏、彭诚刘氏、兰陵萧氏、汝南周氏、济阳江氏等，后人修《晋书》、《宋书》、《南宋书》时均作如此记载。这正是南渡的各大家族重视郡望、郡望又表出高门的反映。
    (2)所谓王氏21望，形成时间甚晚，至少南北朝时尚未形成。此点为研究王氏一姓何以在中古早期独尊琅邪王氏与太原王氏以及唐代以后不能再维持独尊局面有关。于此提出，后面将继续探讨此一课题。
    4、琅邪王氏家族的文化素养
自从东汉末年太学毁于董卓之乱以后，经学文化的传播，多操之于某些家族之手。他们父子相传，世习某经，成为学术集团。另一方面，汉灵帝设鸿都门学以收学生。据李贤注《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二月条：“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勅州郡、三公召能为尺牍词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从此，尺牍、词赋、书法之学又成为官学。魏、晋时，玄学大盛，但琅邪王氏除王戎、王衍一支外，仍然多以儒学传家。而在宗教信仰方面，自第三代起，多信新兴的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谓：“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琅邪王氏，从魏晋到陈末整体来看，可以称之为一个文化家庭。其成员从政之余，于上述懦学(广义的)、词赋、书法均有成果遗留于后世。儒学方面，《孝经》为其家传之学，不必说了。王祥的《遗训》，全为儒家之言。王彪之多识故典，文武仪准有争议者，莫不取定于他。后来发展为王淮之的《青箱学》，又发展为王俭的抄选何承天《礼论》为八帙、为十三卷，最后成为王萧佐北魏孝文帝改定官制礼仪的依据，影响及于北齐。不只北齐，连北周定礼仪也受到其影响。王俭、王肃及王氏家族多人，均习五礼之学，而陈寅恪先生探寻隋、唐礼仪制度，指出：“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梁礼……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北齐仪注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其关键实在王肃之北奔。”此事在中古时期为由汉魏时期至隋唐时期政治制度变化的一大关键，而琅邪王氏在其中起了导引作用，昔之研究者多未注意此点，兹特表而出之。
    又，王俭撰《七志》，为《汉书·艺文志》以后又一可贵的目录学著作。王俭、王褒的《百家集谱》等谱学者作也在当代起了不小的作用。王韶之撰晋史，王智深撰《宋纪》，虽然未被列为正史，但不可谓琅邪王氏中无史学家。王逡之撰《世行》、《永明起居注》，王琏之撰《齐职齐》，亦属史部之作。辞赋方面，王弘的书翰仪体，后人多仿效之，称为王太保家法。王廪少能属文，元帝即位，献《中兴赋》。王筠的文学作品，为沈约及昭明太子所欣赏，有文集百卷。王训“文章之美，为后进领袖”。王籍善诗，有文集。王规有文集20卷。规子王褒入北，文学地位与庾信比肩，不但改变了北周的文风，还改变了书法取向。谈到书法，王氏一族更是济济多士。见于唐张怀瓘《书断》及《书估》中的名家，便有王旷、王敦、王导、王庾、王羲之、王恬、王洽、王允之、王珉、王殉、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王僧虔、王志。又据王方庆向武后献其各代祖先书法，知道人南北朝后，王昙首、王僧绰、王仲宝、王骞、王规、王褒都各有墨宝传世。几百年中，一个家族出了那么多书法名家，在历史上很难再找出另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了。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王恬、王瞻的棋艺，王微的书画、音律、医方、王庾的书、画、音乐、射御、博奕等，都扬名于一代。总之，我们说琅邪王氏是一个文化家族，有两个含义：(一)人们谈及魏晋南北朝的琅邪王氏，往往只列举族中有多少人作了中枢及地方的高官，忽略了这个家族在文化方面对中国历史上作出的贡献。
    （二）这个家族整体的多方面的高度文化素养，保证了在科举兴、士族特权废的隋唐时代，一批批的出而应时，传衍了家族名声三百年，这是研究琅邪王氏所不可不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