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琅邪王氏述考（三）
3、政治地位下降，社会地位上升
就实质来说，琅邪王氏在整个南朝，政治地位反而下降了，王朝统治者并不需要他们以其才能指导朝政，辅佐自己，而是只把他们放在上至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下至黄门郎、散骑侍郎的高贵、清雅的位子上，作个点缀品，行政世权（包括大政决策及政务管理权)则逐渐下移，落到由寒门子弟担任的中书舍人手上。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皇帝为了加强君权，削弱相权，让“台阁令史”在自己亲自指挥下处理朝政。有人以为，从东晋以来，尚书丞郎以上，对于所有的公事文书，都不愿意亲自批阅处理，于是一切交由主书令史一级办理，主管人员，只须“望白署空”就行。到了南朝，“浸以成俗，以至于陈。”
不过，从整个南朝多位皇帝的运作看，第一种看法更符合实际。考，大权下移至中书通事舍人，始于刘宋。刘裕(武帝)为开国之君，刘义隆(文帝)是雄才大略之主，他二人都能牢牢地掌握君权；王弘、王昙首、王华虽然位高，然而权并不重，听命行事而已。到了刘骏(孝武帝)、刘彧(明帝)自己没有能力，便与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赳、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商议“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等事，从此以后，中书通事舍人取代相权，直到陈朝不变。《南齐书·悻臣传》序介绍了这一改变：“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中书监、中书令)专权，及在中朝，犹为重寄……《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宋文时，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齐明帝萧鸾年号)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中书舍人权力最大之时，真正的宰相、加衔“录尚书事”和尚书左仆射都“拱手受成，”并无实权。因之南齐时，位居三公中太尉的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中书通事舍人茹法亮)!”由此看来，南朝君主是有意以寒族牵掣士族(目标之一便是琅邪王氏)的。琅邪王氏在整个南朝，出的高官虽多，若论掌实权、多少有些作为，反而不如东晋时代。
琅邪王氏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有所下降，他们的社会地位实质上却比东晋时有所提高。这表现在他们不与寒族和低级士族交往(特别忌讳平起平坐)以及通婚上。
社会地位近似于后代人所说的身份，但是比身份包括的内容又多了一些。从出仕方面说，如琅邪王氏，在南朝仍是侨姓第一高门，法令上规定的“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门)以过立(30岁以上)试吏”，当然是适合他们的，因为他们已经是那一个时代公认的甲族了。起家官决定升迁的快慢，南朝也沿袭了东晋的习惯，以秘书郎和著作佐郎为起家官的优选。秘书郎并不真正掌管皇家秘籍，著作佐郎也不需要动笔搞什么著作。南朝设秘书郎4人，著作佐郎8人，他们其实清闲得很。不过他们是重要的过渡官，只要作上几个月，便升迁上去，腾出位子来让给别的初出仕的甲族子弟。寒门子弟无法碰这两个官位，甲族子弟用不着什么本领学识，只要能坐车去签到就算胜任了，所以当时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俗语。再往上升，“人门兼美的黄门郎、散骑侍郎也是几乎被甲族独占的官职，作官到此地位，便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在尚书令、仆，中书监、令的位子上，“望白署空”。悠游几年，官衔上加司徒，太尉等荣誉衔，地位便高不可攀，其后世子弟也觉得社会地位高人一等，有时甚至与皇帝攀比。例如仕于梁朝的王峻，当其子王琮还是个国子生时娶了梁武帝第十弟始兴王萧憺的女儿，女不聪惠，被同学所笑。王峻找萧儋谈离婚的事，萧儋说：“这乃是皇帝的意思，我本来不愿意。”王峻反击说：“臣的太祖是谢仁祖的外孙，并不借与殿下连姻来提高门户的地位。”只因为是王氏子，谢氏外孙，一个国子生的社会地位就不低于皇帝的侄女，萧儋也没有话说。
社会地位高，表现为：鄙视寒门素族：“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土族，常常不被以礼接待，有时还受到侮辱。甚至就连以中书舍人身份受到宋文帝信任，权倾天下的秋当、周纠二人也不例外。二人要去拜望上司正员中书（侍）郎吴郡四大族的子弟张敷，周纠怕张不接待，自找难堪，秋当以为，既属中书省同事，张敷不能不招待在家里坐坐。结果二人的坐位离张敷的坐位近了些，张吩咐仆人：“移我远客”，表示不愿意与寒人同坐。又齐武帝时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曾经要求武帝：“臣已荣任高官，没有旁的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人士族。”武帝说：“此事由江敩，祖瀹，我不能插手，不如去找他们。”道真去了江敩家，刚一坐定，江敩便说：“移吾床让客。”道真垂头丧气地告诉齐武帝：“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非天子所命，由谁所命呢?是自魏、晋以来，累世被九品中正官评为高品，父祖以上都为高官或清贵之官，动乱中王朝倒了，士族地位不倒。又嫁娶联姻高门，时代久了，民间承认了他们的地位，还有《百官谱》作为档案；这种一二百年竒累起来的社会地位的人。由他们所命，就不是当朝皇帝下个命令或调动几人官职可以动摇的。琅邪王氏在南朝，政治地位形高而实为点缀品，但社会地位却真的提高了，提高到皇帝不能予以动摇。这便是琅邪王氏在南朝兴旺或中兴的实质所在，有些谱牒学家不深入研究，列举南朝某朝王氏出了多少高官，作为家族兴旺的标志，其观点很值得进行商榷。
4、婚姻、谱牒与郡望
东晋南朝，士族成员，最讲究任宦与婚姻。出仕为官，必须清望官，不必说了。子弟论婚，不但须匹配高门，而且须特定的高门，否则与任官不当被称为“婚宦失序”，有些与寒族论婚的，甚至上了同官的弹章，皇帝也同意弹章上的意见。所谓特定的高门，在东晋是随司马睿渡江的王、谢、庾、裴，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的孔、魏、虞、谢等。这些大族互相论婚，范围很狭窄，王仲荦先生曾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列举了从《晋书》、《南齐书》、《梁书》和《世说新语》注中找出许多士族妻家的姓，大抵为高平郗氏，陈郡袁氏，沞郡刘氏，太原王氏，频川庾氏，陈郡袁氏，琅邪王氏等。到了南朝，士族一方面不以与寒族出身的帝室连姻为荣，另一方面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但是当时的高门士族，不止上面所举的十几姓，为怕误婚寒族，私人修订，为皇帝及士族承认的《百氏谱》一类的谱牒就出现了。谱牒，出自先秦《世本》等书，汉代有《邓氏官谱》，今已不传，但从其题名可知，前一种为纪录战国以前帝王和诸侯大夫世系的，后一种是记录全国各宗族的谱书，此书对于东晋南朝的各种谱书产生过影响。而大量修谱，实起自东晋，兴盛于南朝。当时被称为贾王之学。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孝武帝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记天下18州116郡族姓。
后之谱百氏者，大约根据了他的116个郡姓选出。琅邪王氏中，南齐王俭撰有《百家谱》，其作用有三，一是避免犯人家讳，那时士族之间谈话，不准说出对方父祖的名字，连同音字都不行，说出来就犯了人家的家讳，对方必掩面痛哭而去。有名的王弘便熟悉《百家谱》。“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二是士族选婿娶妻，必须查对《百家谱》，以避免不知对方家世，与寒族论婚。三、最重要的，乃是在南朝，吏部尚书掌管百官的升沉进退，这大有讲究，必须参考选官者父祖以上曾任何官，才好安置。还要保持各大宗族之间的平衡，不熟悉《百家谱》，担任这一职务的，必怨言四起。故南齐萧颐(史称武宗)欲以萧鸾任此职，原任此职的王晏说：“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在南朝，琅邪王氏中熟悉《百家谱》者甚多，故各朝的吏部尚书多由王氏担任。顺便说一句，《百家谱》不包括东南诸族，而《王氏谱》也独立成书。贾弼之祖孙为东晋中后期人士，是东晋最早撰写族谱的人，当时修谱又为官修。当代某位编纂王氏谱的人，自称见到王导所修之谱，这很不合史实，不知所据何书。
士族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又有《百家谱》一类的官方记录认同，于是“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由于以邑里相矜，从而出现了郡望。对于郡望，王仲荦先生有一个通俗的说明：“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襮，迁徒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讲究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根据上面的考证，前文说过的一、最早的《王氏谱》应是刘宋时人所纂，而不可能早于东晋太元年间贾弼之修《十八州士族谱》，笔者的判断是慎重的。当代有人持有清代修的《琅邪王氏谱》，只因在姓氏源流部分上溯到晋朝以前（抄录《新唐表》而成)，就夸耀自己持有的是晋朝修的谱，并据其独有的内容指出唐修《晋书》之“误”。在此特提出这一现象，意在使有关学者注意一下据家谱以改国史的问题。二、在前文两汉部分曾指出，汉代的王姓即使是琅邪人，也没有自称琅邪王氏、以郡望相矜尚者。王仲荦先生所昭示的郡望的形成，可以证成笔者的推断不违反历史常识。附带说一句，由于郡望的形成在东晋南朝之际，后来所谓王姓21望的叫法绝不会在南北朝时出现，南朝特重琅邪王氏，北朝特重太原王氏，其他郡的王氏，即使早已存在(如东海王氏)，也不会与其他18望合在一起与琅邪、大原王氏雁行的。同样，所谓江左王氏、咸阳王氏(指北朝王褒传下的琅邪王氏)的名称，也都是后人臆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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