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氏，兴盛于东晋建国时期，由于族大人多，历经东晋11帝(包括废帝海西公)，每个皇帝在位时，朝廷中枢及朝外州郡官员，都少不了这个家族的成员辅佐。有时高品官员多些，有时低品官员多些，然而一直传下去而未尝中断。到了百余年后的南朝，因为对宋、齐、梁三个王朝的开国皇帝的建国有所帮助，不少族人成了开国功臣，不少成员曾出仕于两个甚或三个王朝，都对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故单从任高官者众多这一点看，改变了晋未家族趋向衰微的格局，有人称之为中兴期。直到萧梁未叶，经历了侯景之乱及西魏军队占领江陵，俘虏大量士族北去的劫运，又趋于衰落。陈王朝立国于江南时，琅邪王氏在朝的只是因故逃过侯景、西魏两次浩劫的成员，陈开国之帝得以有如此名族辅导，大加尊宠。然而就琅邪王氏家族来说，却是又一次进入了衰微期。当代学者研究这一时期的琅邪王氏，多注意于兴旺的一面，甚至于与东晋初年的“王与马共天下”时期类此，从而示人以一种单从人仕的成员多少，官品的高低以定兴衰的研究方法。笔者则加入了陈寅恪、王仲荦二位前辈对南北朝史的研究方法，多角度地观察这一段历史。二位涉及的问题甚多，本书只限于采撷与琅邪王氏有关者，另外根据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摘录了部分资料性内容入书。
     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虽享国长短不同，却又有几点相同之处：一是趁前朝衰乱开国立基；二是开国之初有短暂“升平”期；三是中后期为了争夺皇位，宗室互相残杀，异常残酷。四是为了维持皇权，任用寒族为中书舍人以夺士族独占的相权，任用典签以夺宗室诸王的兵权。五是未代皇帝多为昏君，而且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但是，大同中有异，因此，对于如此世局，琅邪王氏身处局中，因应之道如何，对四个王朝贡献如何，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都应该透过表象，作一些深层次的探讨。
   宋的政权，不是从东晋皇权的手中夺来的。当时桓玄已从荆州起兵攻入建康，逼晋安帝退位，自已登基，国号曰楚。刘裕用北府兵打败桓玄，灭楚，杀桓玄，迎回由桓玄劫持的东晋退位的皇帝司马德宗(史称安帝)。又出兵北伐，灭南燕，收复青兖二州广大地区。打败由广州北攻建康的卢循。北伐后秦，攻克洛陶、长安。俘姚泓，灭后秦。在这样情况下，他代晋称帝，虽然早有作皇帝的野心，得国不可谓不正。齐、梁两朝的建国，也都是在前朝未代君主昏庸残暴、臣叛民怨的基础上，先以功勋封王（史称“齐台建”、“梁台建”)，才由大臣士族(主要是琅邪王氏家族)拥立而改朝称帝的。比起被他们代替的旧王朝旧君主的残酷刻剥人民来，更受到臣民的认可。得国虽亦不可谓不正，但比起刘宋来就少了开国皇帝气象。陈朝的建国，也因为有破侯景，破王僧辩与北齐联军（阴谋占克建康，由北齐统一江南)的功勋，又在萧梁王室无有贤才的条件下，废梁帝，建陈朝，得国很像刘裕，只惜国土缩小了，也缺少了开国皇帝气象。
    南朝是战乱频繁的年代，刘宋时，不说内乱，文帝时，“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苍皇北顾”。北魏拓跋焘的大军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瓜步。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陈朝时，江陵建立了一个称作后梁的西魏傀儡政权，割据荆州30余年(公元555年至587年)，几乎与陈王朝相始终。但整个南朝也不是一直从头战乱到底的，平心而言，都各自有一小段相对而言的太平年月。那便是宋梁的建国初年。宋初建国，指从东晋安帝义熙11年(公元415年)刘裕翦除异己起，到宋文帝元嘉27年(公元450年)止。王仲荦称“这是南朝相对安定的一个小康时期。”王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354 至355页中以不小的篇幅举出例证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因字数太多不拟引据，只概括为以下几事：第一把大士族过多占有的土地分散一部分与贫民。第二下令禁止豪强私占山湖川泽，收小民薪采渔钓税的行为。第三下令禁止荆、雍诸州牧守把州、郡、县屯田池塞据为已有的行为。第四在荆州“宽租省调，节役原刑”。对荆、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户从役”的现象加以改变。规定二州“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扶养孤幼，单丁大艰”一概遣散。此外还有停止征收造船木料，免人民积欠政府的“逋租宿债”、赈水旱灾等善政。当时的史书对此有以下的评论：“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干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宋书·孔季恭传》论)。”后世修的《资治通鉴》也有如下的评论：“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梁武帝在位48年，前一阶段有些惠政。《梁书、武帝纪》末有这么一段话：“史臣曰：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云骧雷骇，翦暴夷凶……于是御凤楼，握龙图，闢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虽然夸张了成绩，证以庾信《哀江南赋》说的“五十年间，江表无事”，。总还有些影子。齐、陈朝国祚都不长，难以有较长时间安定的局面。但齐高帝萧道成，陈高祖陈霸先毕竟是开国之君主，他们也曾有使国家趋于治理的愿望。前一人曾针对宋末的情况，“减免百姓宿债，减轻市税”。又下令“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南齐书·高帝纪》)”。后一人，《陈书·高祖纪》称他：“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崇宽政，爱育是本……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南朝诸帝，都是寒门出身：宋武帝早年曾经在长江边伐荻为业，又曾欠过刁逵的社钱，被执而受缚。辛弃疾词：“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可见他出身寒素。齐高帝萧道成曾在早年给褚渊及袁粲的书信中称：“下官常人，志不及远。”临死时，在遗诏中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梁武帝萧衍与萧道成本是一族，道成既然自称素族，可见萧氏虽自称西汉萧何之后，到了魏晋时，却仍是素族寒门，只因二萧接连建立了两个王朝，从此与王(琅邪)、谢，袁并称为南朝四大姓。到了唐朝，又成为著姓，定著二房(皇舅房、齐梁房)出了宰相十人。陈高祖陈霸先家世寒微，初仕乡任里司，后至建康，为油库吏，以后以军功升至西江都护，高要太守。破侯景，他的战功最多，算是寒门出身的武将。
    这四位开国皇帝，都有点恢宏气象。建立了新王朝，自然希望首先获得正统地位，其次希望在立国之道、在文治方面弄得像个样子。这时世家大族，在魏晋百余年间参综朝政，培养声誉，已经成为皇族以外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新兴王朝的两个希望，他们都能予以满足。前面说过，东晋的五大门阀世族，只剩下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还有在朝的人，而且家声不坠。因此就出现了下述两种现象。第一：朝代更易，皇帝玉玺代表了正统政权。主谋劝进，为受禅者奉玺的角色，多由这两个世家大族来扮演。宋受晋禅，谢澹授玺。萧梁代齐，王亮(王导六世孙)、王志（王导五世孙)授玺。陈氏代梁，王通(王导九世孙)王玚（王弘六世孙)授玺。第二、开国之时，必须有当时以为位望均高的人辅佐。宋开国，用王弘(王导曾孙)、王昙首（王弘弟)、王华(王导曾孙)为佐命大臣。齐开国，重用王
俭（王导曾孙)、王晏(王导曾孙)。梁开国、重用王志、王亮、王莹。陈开国，王通、王场、王劢、王质均居三品以上高位。当然，琅邪王氏人仕的，不只他们几个。任地方官及四品以下中级官员的，直到每一王朝灭亡时，都有相当数量。侯景之乱以前，他们还可以在旧朝品官的基础上，进入新朝继续递升。如果单从为官人数之多以及高品官之多统计，可以说南朝超过了东晋，称之为琅邪王氏的兴旺期或中兴时代，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