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旷，王览之孙，王正的长子，王羲之的父亲。他与司睿是姨兄弟，为司马睿画南渡之策的主要人物。在司马睿到达建邺后，官拜淮南内史，明面上是屏障江南，实际上是替马睿为夺取督扬州江北二郡(淮南、庐江)兵权所安下的棋子。当时司马睿的官职是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共七郡)诸军事，决心夺取整个扬州的兵权，故安排亲信王旷去淮南，准备选择时机代替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北诸军事的周馥。结果是，王旷被派率领三万大军参加指挥一场远在并州(今山西)上党的战争。三万兵马几乎全军覆没，属下两个将军战死。王旷下落不明，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按体制说，淮南国没有三万兵马，内史也无权指挥两个官品相同的将军。令人怀疑这是周馥设计的一个阴谋，但史书记载不详，且疑点颇多，导致了《晋书》未给王旷立传。关于王旷，笔者有《一千七百年未解之谜》一文予以考证，这里却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司马睿永嘉南渡的画策者乃是王旷，而且由他说服王导、王敦助成其事。
     下面先引有关资料：
      1、王羲之，字逸少……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谋。(《晋书·王羲之传》)。
      2、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此时（涛按，指公元307年7月以前之某日)，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太平御览》卷184，引裴启《语林》)
     3、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晋书·元帝纪》
     4、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东海王司马越的妻子)之意也，(元)帝德之。(《晋书·东海王越传》)
     5、晋元帝为安东将军，(裴)邰为长史，侍中王旷（王旷曾为晋惠帝侍中，非怀帝时为侍中)与司马越曰：“（裴）郃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宏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
     6、永嘉元年五月，上(司马睿，当时尚为琅邪王，未称帝）还国。六月，进军下邳，治严。九月，到扬州治……裴郃为长史，王导为司马，顾荣为军司，贺循为军祭酒。（《世说新语》敬胤注。载于赵宋朝汪藻《世说新语考异》中）
     7、九月戊申(农历十一)，琅邪王睿至建业。(《资治通鉴》卷86)
     8、王导……后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帝(司马睿)为琅邪王，与导雅相亲善……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晋书·王导传》)
    9，东海王之收兵下邳也，假帝(司马睿)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镇下邳。俄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书·元帝纪》)
     上面9条材料，可以互证，但是人、时，地、事交错。今按时间前后，予以考证和说明。说明时，涉及其他事件，非关本文证据，就不再引证原文了。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北方并、冀、青、徐各州，乱象已成（故王旷说“天下大乱”)。东莱反了个王弥，有进犯青徐二州迹象。身为青州刺史的驸马王敦，借口朝廷（实际掌权者为东海王司马越)征他为中书令，不顾公主之丧，单车出走。他顺道先回家乡琅邪临沂。王导本为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事”，不知为何不在司马越身边，也回家乡来了。王旷本为丹阳(今南京市一带)太守，305年12月，陈敏反于历阳，伪称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任命他为扬州刺史，又任命顾荣为丹阳太守。原任扬州刺史的刘机，丹阳太守的王旷，便弃位让出城池。307年2月，陈敏乱平。刘机又回到扬州任他的刺史。王旷却因为顾荣既为江东四大姓顾氏的头面人物，又有里应外合平定陈敏的功劳，不愿意与他争丹阳太守的位子，也回到了家乡。这时他姨兄弟司马睿任平东将军镇下邳。王旷先去到他那里，不免提到北方的乱象。王旷很了解建邺有长江天险，而尚没有一个亲王镇守，说服了司马睿请求移镇江东。他与司马睿商议，为增厚力量，设法说服王氏长门嫡长子王导率领全族同行，王旷便去家乡找王导（从王旷剔壁窥之判断，王导是在自己宅中)，导恰巧和王敦，也许还有王颖、王敞、王含、王邃等人也正聚会，“共为谋身之计”，也就是商议他们这一伙人的前途问题。王敦被司马越征为中书令，王导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司马越当时又独掌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想来他们的谋身之计是大家一齐投奔司马越。当时司马睿刚从八王之乱的中心洛阳逃回封国不久，想当然地不愿意再去洛阳，故王导等人不但不去约他，还背着他开会。王旷来到，王导、王敦知道他是司马睿的亲信，也就不让他进屋参加会议。王旷呢，先打破窗子往里看，然后说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欲告官”。他们大部分都是官，王敦还是未来掌朝政的三品官中书令，谁能管他们?但是，临沂属琅邪国，司马睿是琅邪国王，军事上琅邪又是平东将军的辖区。王旷不啻告诉他们，自己乃是奉了司马睿的命令而来的。加以王旷移镇江东之策又确实比不带兵马，赤手投奔司马越的办法为优，所以王导、王敦等人也就同意举族(王导留下了两个兄弟在原籍)随司马睿南渡了。但是，亲王移镇必须得到皇帝的允许，恰巧王敦要去洛阳任中书令，于是请求移镇的奏表就交他带去。这时，司马越并不在洛阳，他于三月份出镇许昌了。他知道王敦要去洛阳上任，告知王敦，自己的妻子(裴妃)在洛阳，可以帮得上忙。果然，大约王敦307年6月(资料第6条，“6月，进军下邳，治严”。治严即整理行装)通过裴妃，获得怀帝的允诺，有信息告知司马睿，睿才令全部南迁者治严。七月已末（农历十一)下诏以平东将军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九月戊申(也是十一日)琅邪王睿至建邺。
     因为有资料第3条第4条的记载，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才用有饼大家吃的办法，写道：“它说明南渡的问题不是一人一时匆匆的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策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其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于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当然，此事的促成大家都有份不假，但田先生的解释有三处不当：1、共谋于密室分前后两截，前半截王敦，王导共为谋身之计，显然是背着司马睿的，也当然不是打算移镇江南，只能是投奔司马越，因此才不允许王旷进屋，后半截是待到王旷先威胁，后说明依司马睿移镇江南之利，才使得敦导同意。王导怎能算关健人物？考：他那时连司马睿的部下都不是。等到诏书下来。司马睿从平东将军改为安东将军，从都督徐州诸军事改为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应当重组军府。据材料第6条，知道新班底四个主要人物为裴邰、王导、顾荣、贺循，全是新人，王导是此时才为安东司马(不是平东司马)的。看第5条，组织安东军府，应该是王旷的建议。因为四人中，顾荣、贺循是江南头面人物，王旷任丹阳太守时自然相识，他又在陈敏败亡后给了顾荣一个面子，未重回丹阳太守原任。王导，既已决定率领全族南渡，自然不能再作参东海王军事。司马睿让他作安东司马，是最合理的安排，只有这个裴邰，任安东长史似乎是王旷推荐的，因此王旷，才写信给司马越报告裴邰在建邺受人欢迎的情况（裴郃是裴妃之兄)。综上所述，司马睿的永嘉南渡，王旷（而非王导)才是关键人物。2、说“裴妃亦有其意，居内大力费助’’也不含乎事实。王导等人密议的地点在琅邪临沂，事先连王导都想不到会去江南，裴妃在洛阳，怎么能“亦有其意”呢？她所以参与其事，只是因为此事必须由晋怀帝下诏书，司马越在许昌，裴妃在洛阳，她能替王敦将申请移镇江南的奏表送达怀帝并劝说怀帝批准而已。3、说这件事最终由司马越、王衍决策，也对也不对。王敦由临沂去洛阳，路经许昌，自然与司马越商议此事，司马越自然是同意的，所以才有裴妃在洛阳帮助操作。至于王衍，他一直在洛阳，官拜司徒。308年5月，尚有他击败寇洛阳的王弥的记载，那时司马越在鄄城，王衍尚未入司马越军府，二人不在一起，怎能共同决策?事实上直到310年司马越率众出许昌时，王衍才作为他的军司与之同行。司马越死去，王衍代领其军，为石勒所破。衍越二人的经历，《晋书·元帝纪》记载历历分明，田先生坚持司马越王衍之间已有“王与马共天下”的关系，不顾时与地的变化，司马越的事，过早地加到王衍身上。
    以上旨在考证王旷在司马睿决策南渡上的作用。南渡对琅邪王氏兴盛的作用，前文已予以考辨。决策的到底是何人，正史中记得含胡，埋没了王旷的功绩。兹事体太，故立专节以辨之，顺便说一句，记此事最详尽的，是《太平御览》所引《语林》之文。《语林》，裴启所撰，他成此书时为公元362年，时王羲之刚死一年。王旷之孙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俱健在。王导之孙王殉、王珉也都健在，对裴启所记，王氏诸子弟都没有异议，可见裴启所记不虚。当时人记当时事，算得上是接近第一手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