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的思想中，既有儒家，又有道家，二者孰轻孰重，只能根据他自己的言行判断。
    从“言”这一层面，因为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唯一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的人，要研究他的思想，只能根据间接材料窥测一二。《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
    朝贤尝上巳禊洛，或问王济曰：“昨游有何言谈?”济日：“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
  《世说新语·言语》云：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乐广)问王夷甫(王衍)曰：“今日戏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王戎以平吴功封安丰县侯)说延陵、子房，亦超然玄著。”
    元康元年(291年)，张华、裴頠为侍中，与王戎共同辅政，永康元年(300年)四月，张华、裴頠同时被赵王伦杀害。是以此三人并提，大约是在291年至300年之间。王衍称裴頠为“裴仆射”，考裴頠元康九年(299年)八月始代贾模为尚书左仆射，而上巳则为三月上旬，故应是永康元年(300年)之事。张华“儒雅有筹略”，“造次必以礼度”，阮籍赞他有“王佐之才”，他协助晋武帝伐吴，立有大功，但为武帝所疑，“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贾后执政后，因张华出身庶族，“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遂委以重任，张华“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堪称一代贤相。他“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显然，张华对前朝往事、旧典甚为熟悉，故善说《史记》、《汉书》。裴頗“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通博多闻，……辞论丰博，……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也符合他的思想和身份。王戎所论二人，子房即张良，秦末为刘邦出谋划策，灭项羽，定天下，建不世之功，后功成引退，辟谷学道。季札则是春秋时吴国贵族，多次推让君位，封于延陵。身为西晋高官的王戎，谈此二人，“超然玄著”，实与其身份不合，但仔细推敲，却又与其思想一致。
    晋武帝时期，王戎有意当世，尤其在伐吴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然其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步阐之役，险被羊祜所斩，后来又因遣吏修园宅，几被免官。为侍中时，南郡太守刘肇赠细布五十端，王戎并未接受，仍遭群臣非议，以至晋武帝不得不出面替王戎解释：“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
  《世说新语·俭啬》“司徒王戎”条注引《晋阳秋》曰：“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或谓戎故以此自晦也。”显然，王戎并不想贪财，只是不想和时俗相差太远。《晋书》卷五十二《华谭传》载：华谭为郏令，“于时兵乱之后，境内饥馑，谭倾心抚恤。司徒王戎闻而善之，出谷三百斛以助之。”此事亦可为王戎多殖财贿以自晦的旁证。在官场上屡经磨难之后，王戎慕张良、季札之为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西晋后期，王戎数度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治国平天下”已成泡影，“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虽未如张良、季札一样彻底远离政治，然“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也正是“与时舒卷”、“与时浮沈”，王戎才能躲过一次次政治灾难，在乱世之中成为政坛不倒翁，直至司徒高位。
    乱世之中，王戎以避祸全身为上，他寄情于饮酒、服药和清谈，毕竟清谈内容为玄远虛无之事，不会引起执政者的猜忌与不满，而玄学清静无为的理论，又成为王戎从政的理论根据。王戎深通道家的无为之道，早在263年，钟会伐蜀前造访王戎，“问计将安出”，王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钟会不从，不久败死。291年，杨骏被杀，东安公司马繇“专断刑赏，威震外内”，王戎告诫他说：“大事之后，宜深远之。”司马繇不听，旋即被废。王戎为吏部尚书时，李重和李毅为吏部郎，李重“以清尚见称，(李)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王戎“委事僚采”让李重和李毅具体处理吏部事务，自己则从日常俗务中摆脱出来，逍遥无为。
    此外，《晋书》卷四十九《阮瞻传》还记载了涉及王戎思想的一条重要史料：
    (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 
    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儒家言人事，贵名教，道家主无为，任自然，二者具有明显的差异。自夏侯玄提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以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魏晋名士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到儒学在魏晋时期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对此，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们，依据自己的需要，作出了不同的探讨和回答。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之说，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出于自然，以此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并由此引申出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和人生态度，为曹魏政权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也为士族阶层获得的政治利益寻找哲学依据，这便是正始玄学。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所说：“盖玄风之始，虽崇自然，而犹严名教之大防。……清谈者，原笃于君父之大节……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也。”魏晋之际，嵇康、阮籍将正始玄学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推向极端，他们不满司马氏对名教的利用，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竭力攻击礼法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待到西晋后期，郭象提出了“自生独化”说，认为“名教即自然”，力图使儒道为一，提出“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名教即自然”将自然与名教融为一体，既为维护封建专制秩序建设了更具操作性的理论基础，又约束了士大夫具有极端倾向败坏社会风气的思想言行，使知识分子依违儒道之间而游刃有余，最终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从时间上看，王戎正界于嵇康、阮籍与郭象之间。他虽与嵇、阮同为竹林七贤，但嵇、阮是诗人、学者，王戎则是政治家，在竹林之游时，便与嵇、阮意见相佐，被讥为败人意的“俗物”。嵇、阮推崇的道家思想，对王戎来说主要是取其实用而非理想追求，他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身名俱泰，因此，他没有嵇、阮的苦闷矛盾，名教是否虚伪亦不以为怀。鲁迅先生曾言，嵇康、阮籍等人认为司马氏打着儒家招牌施用种种卑劣阴谋手段篡夺政权，是“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嵇康、阮籍外似放达，内心始终不能摆脱礼教束缚，终于一死于名教屠刀之下，一因无法消除“胸中垒块”忧郁而亡，他们的鲜血和苦痛证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人生观是条不归路。王戎则不同，从他赞赏“将无同”三字来看，可知其思想不仅与嵇康、阮籍不同，与何晏、王弼亦有差异。他认为自然与名教是可以调和，并行不悖的。因此，他可以既为朝廷高官，拥有权势、财富，又可以不拘礼制，逍遥无为。王戎赞同名教、自然“将无同”，以他的身份与名望，无疑是促进了玄学的发展，使儒、道同，名教与自然同逐渐成为玄学的发展趋向，从而将元康玄学推入高潮，新的玄学理论进展，最终引出了郭象“名教即自然”的命题。
    从王戎“行”这方面看，显然是在其仕途前期重儒，秉持“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为西晋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做出了一定贡献。在王戎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其思想中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逐渐虚化，道家的保身哲学被发挥到极致。在实际的生活中，王戎身上也体现出王氏家学的新变化。一方面，儒家伦理纲常根深蒂固的保留在他的心里，另一方面，在礼法的遵从上，尤其在形式上，已经远远不及此前严格。《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王戎丧母守孝期间：
    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奕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頠 (《世说新语·德行》考证为裴楷)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濬冲 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踰于戎。
    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
    由此可见，儒家极力倡导的孝道已经渗入到王戎骨子里，而他在司马氏推崇名教“以孝治天下”的时代，表现出对孝道的遵从，也获得时人的赞誉，称其为“至孝”、“死孝”。
    如果说王戎在孝亲伦理上还保留着儒家传统意识，只不过在礼制表面略微松动而已，那么在夫妻关系、与儿女的关系方面，王戎的礼教观念已经趋于淡漠。
《世说新语·惑溺》记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桓听之。
    《世说新语·任诞》载：
    裴成功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
   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盲之疾。女适裴頠，货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戒色不悦，女遂还直，然后欢，从子将婚，戒遗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
    按照礼制规定，妇人应以“君”称其夫，“卿”乃是夫对妻的称呼，以明尊卑之别，这就是王戎为什么说‘‘于礼为不敬”并要求妻子改正的原因，但经妻子从亲情角度解释后，王戎释然，‘‘遂桓听之”了。王戎与子女的关系，也没有严格的礼教束缚。他一大早到女婿裴頠家，不经通报，直闯女儿、女婿卧室，竟然能毫无异色的寒喧。家资雄厚却又对子女索债，很难想象家庭内部父子之间如此斤斤计较财物往来，简直有些不近人情。由此可见，在王戎的家庭里，夫为妻纲、父慈子孝的儒家伦理道德约束能力已经逐渐减弱了。
    总之，在血腥的魏晋禅代和晋室内争道路上，“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安身立命的主要哲学依据，由儒入玄是提升家族文化影响进而保全家族社会地位的必由之路，琅邪王氏家族的玄学化的过程正是由王戎开始的，直接导致了王氏家学从此走向了儒玄并重，对王氏家族文化和王氏子弟的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