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戎生于儒学世家，却长于玄学盛行之时，他最终由儒入玄，与他极强的思辨能力、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仕途经历密切相关。而他作为西晋时期琅邪王氏家族的代表，其思想的变化，折射出了王氏家学在面临新的社会环境时的变革。     自西汉王吉以经学起家，在两汉“独尊儒术”的社会风习中，琅邪王氏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王氏家学。魏晋之际，儒学的经世功能弱化了，玄学成为学术的主流，“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王戎由儒入玄，名列竹林七贤，使王氏家学开始了一个结构更新和内容充实的过程，儒玄兼修成为这一时期王氏子弟的主要文化特色。
    王戎(234—305年)，字濬冲，自幼聪慧过人，善于观察、思考。“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王戎异乎常人的举动，被坐在楼阁上的魏明帝看得清清楚楚，不由为其超常的胆略而惊叹。而王戎更为时人和后人叹服的是其极强的辨析能力，他曾与一群儿童在路边玩耍，“见李树多实，等辈兢趋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少年时期，王戎结识了父亲王浑的同僚阮籍。《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
    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
    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王戎十五岁是正始九年(248年)。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振起玄风，玄学清谈风靡上层知识界。这一“谈”字，无疑是玄学清谈。清谈并不限制谈者的身份、年龄、资历，但却要求有严密清晰的逻辑推理能力。阮籍名高于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参加玄学清谈是毋庸置疑的。而王戎童年之时即神悟过人，又在盛极一时的论辩风气中长大成人，受其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观阮籍之言行，可知王浑似未染玄风，王氏家学中的儒学仍是其主流思想，以致身为玄学名士的阮籍对王浑兴致缺缺，反倒与年龄相差二十余岁的王戎结为忘年交，并将他引入嵇康隐居的竹林，与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等人悠游竹林，饮酒清谈，后人誉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思想与政治抱负并不相同，正始后期，他们置身山林，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卷入曹爽与司马懿政治斗争的暂时举措，他们始终密切关注着洛阳的政治风云变幻，待机而动。不久爆发的高平陵政变，司马懿尽诛曹爽一党，趋于明朗的政局，直接导致了七贤的分化。阮籍、山涛、王戎先后入仕，嵇康被杀，向秀、阮咸、刘伶也相继进入官场。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记载，王浑死后，王戎“袭父爵，辟相国掾。”按，司马昭为相国是景元四年(263年)十月。是年四月，钟会伐蜀，出发前曾造访王戎，“问计将安出”，王戎回答说：“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则王戎于此前已投身司马氏。另据《世说新语·德行》“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条引《晋诸公赞》曰：“文皇帝辅政，钟会荐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即俱辟为掾。”此处“文皇帝辅政”，是正元二年(255年)。综合两条资料可知，王戎由钟会举荐，被司马昭辟为掾，时间当是在255年至263年之间。此后，王戎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豫州刺史、侍中、光禄勋、吏部尚书、司徒。   
    王戎仕宦生涯的前期和中期，恰逢西晋初建，晋武帝励精图治，力图完成全国统一之时，他在仕途上一路前行，其主要思想支柱自然源于家传儒学，儒家传统思想对士人的政治要求是成为辅佐圣君治国平天下的股肱良臣，建功立业，仕途显达是理所当然的目标。王氏家学传承二百余年，其政治理想已渗入每一位家族成员内心深处。王戎虽名列竹林七贤，但他身上所表现的玄学精神显然远未撼动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因此，早在竹林之游时，他就被阮籍讥为“俗物”，这正是王戎希冀入仕追求功成名就的理想与阮籍避世逍遥思想的冲突体现。也正是这种理想追求，促使王戎在仕途生涯的前期和中期实现了建功立业的抱负。《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称王戎“在职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也就是说，在日常的政务处理中，王戎还是发挥了一定的治世理民之才，而他最显著的功业，无疑是任豫州刺史时参与伐吴之战。
    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不顾一部分朝臣的反对，乘吴国国疲民弱之机，发兵20万，在沿长江千余里的战线上，六路齐进，发动了灭吴之役。这次统一南北的战争，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国家统一战争，王戎作为晋吴前线的六路军政长官之一，坚决主战且积极参与此次军事行动，属于值得肯定的进步人物，此时主导着王戎思想的无疑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王戎渡江后，竭力安定、抚慰归降西晋的吴国臣民，施以善政。吴国原光禄勋石伟秉性耿直，为吴主孙皓所不容，被迫称疾归家，王戎欣赏石伟的刚直品性，赞其“清节”，上表推荐石伟于朝廷，后石伟被拜为议郎，以二千石俸禄终其身。抛开收服民心的政治需要，可以看出王戎为国选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此举体现的正是王戎自身的儒学政治伦理修养。他在江南为安定社会所作的努力，终使江南士民诚心归附，为江南局势由混乱转向安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巩固了西晋统一的局势。
    总之，王戎平吴前后的政治举动，确实是积极为国家统一并长久统治着想，符合儒家为国尽忠的行为规范。不久，王戎被调到朝廷任侍中，深受晋武帝的器重。
    西晋统一后，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经济繁荣，有“太康之治”的美誉。但平静的表象下，潜伏着几大隐患，随着时间的发展，构成了对晋王朝的严重威胁。
    首先，晋武帝大封同姓王，本意是希望宗室出镇地方，以此藩卫皇室，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诸王大部分卷入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反而削弱了中央的统治。
    其次，为维护白痴太子司马衷的地位，晋武帝相继培植了皇后杨氏家族、太子妃贾氏家族等外戚势力，但二者之间的争权夺利，爆发了惨烈的宫廷政变，埋下了日后大动乱的祸根。
    再次，平吴后，晋武帝曰渐骄奢淫逸，上行下效，群臣也多奢靡无度，为了支持豪奢的生活，达官显贵们多不择手段地盘剥百姓，聚敛财富，致使国内流民曰增，大大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太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死，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次年，大权即落入惠帝皇后贾南风手中，直至永康元年(300年)三月，贾南风专执朝政长达10年，期间她诛杀宗室王公、顾命大臣，废杀太后、太子，毁弃人伦，引发了刀光剑影的皇位争夺战，由宫廷内讧发展为波及黄河以北大部地区的诸王混战，直到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击败河间王颙，毒杀惠帝，另立怀帝，战乱才告一段落。
    在这场浩劫中，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斗争旋涡的士大夫，朝不保夕，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功臣卫瓘家族、权臣裴頠家族皆遭重创，外戚杨氏、贾氏以及名士张华、石崇、潘岳、欧阳建等，皆被夷三族。此时已经成为高门士族的琅邪王氏亦深陷其中，王戎一度被免官，几为齐王冏所杀，在黑暗险恶的政治形势下，他逃祸不暇，再也不能赖“治国平天下”安身立命，儒家信仰的天平倾斜了。
    当然，王戎早已不是纯粹的儒家弟子了。自少年时期与玄学名士阮籍、嵇康携手入竹林，至成年后仍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若说完全不受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嵇康被杀时，王戎二十九岁，因此“二十年”未必是个准确的数字，但王戎与嵇康的长期交往是可以肯定的。这期间，嵇康的玄学理论大作如《释私论》、《声无哀乐》、《养生论》相继问世并流传一时，身为好友的王戎岂能不拜读?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甚至接受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观点也是有可能的。王戎与阮籍交情更深，经常共饮酣醉，看着阮籍喝醉了便躺在酒店老板娘身边睡觉，也看着他在母亲葬礼上饮酒食肉，对前去吊唁的礼法之士翻白眼。嵇康和阮籍站在竹林玄学的最前沿，他们一个主要从理论，一个主要从实践，向王戎展示了追求自由的道家精神。好友长久的熏陶，更兼身处玄学日盛的文化风潮中，足以使王戎在保持儒家传统的同时，适当变通，将道家思想引入王氏家传儒学。
    而嵇康和阮籍的遭遇，也不能不让王戎思索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协调好儒、道之间的关系。嵇、阮二人都是内心真正尊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人，对司马氏表面高举儒家名教大旗，实际上却是以卑劣残酷的手段诛杀异己、篡权夺位极为不满，于是激而变为批判礼教、破坏礼教，嵇康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惊世骇俗之言，阮籍公然宣称：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在《大人先生传》中猛烈抨击礼法之士，讥刺他们“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将他们比为裤缝中的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裩裆”。在实际生活中，阮籍放浪形骸，做出许多有悖名教的狂怪举止，被当时和后世的礼法之士指责为名教罪人，比之桀纣。景元三年(262年)，秉性刚直、拒不妥协的嵇康被扣上“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押赴东市，刑场上，嵇康旁若无人的弹奏千古绝唱《广陵散》，从容赴死。仅一年之隔，违心与司马氏合作的阮籍在苦闷忧愤中病亡。在那个充满血腥与虚伪的年代，司马氏的“礼法”、“名教”接连葬送了王戎的两位挚友，这让初入仕途的他不得不深思为官处事之道。从景元四年(263年)四月，王戎告诫钟会“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已经一扫年少时的轻狂，处处小心谨慎。此后的王戎，在官场周旋中既尊奉儒家哲学，同时兼奉道家处柔不争平和守中政治哲学，既能积极入世又圓滑世故，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方针，在仕途上越走越远。
    多年后，已是朝中显贵的王戎，再度经过竹林七贤曾经畅饮的黄公酒垆时，触景生情，感叹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西晋后期的动荡政局，迫使王戎加快了走向儒、道融合之路，而且，儒家经国治世济民的理想和忠义正直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日渐流于形式，道家的保身哲学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晋后期，政治风云迭起，已是琅琊王氏家族代表的王戎，为保全自身权益和家族利益，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纷争，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大大弱化了。于是，在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为维护白痴太子而逼迫德高望重的齐王司马攸离京回封国的事件中，当大部分皇亲国戚、元老重臣为了晋室安危上书反对时，身为侍中的王戎明哲保身，并未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逃避应担负的国家社会责任，显然是背离了儒家匡扶社稷的传统精神。此后王戎升任吏部尚书，掌管朝廷官员的选拔，“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致有“驱动浮华，亏败风俗’’之讥。元康九年(299年)太子司马遹被贾南风诬陷谋逆，当张华、裴頠力保太子，在朝堂上与贾南风据理力争，以致朝议竟日不决，同为辅政大臣的王戎为保全自身利益而舍弃儒家道义，“竟无一言匡谏”。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起兵攻打齐王司马冏，司马冏问计于王戎，时为朝廷重臣尚书令的王戎，所提意见竟是屈膝投降：“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也。”司马冏的谋臣葛旗大怒说：“汉魏以来，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危急之中，王戎佯装五石散药力发作，掉到茅坑中，一身恶臭却暂时保全了性命。为了避祸不依良心，不择手段，也不顾尊严，毫无儒家人臣的责任感和传统士大夫的君子气节，与王氏家学中传统儒家教育的信念、节操相去甚远，足见其儒家政治理念的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