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及其以前的各种王氏谱，到了北宋初期修《新唐书》时，还有少数几种存在，其《艺文志》中著录了唐武后时王方庆所修的《王氏家牒》、《王氏谱》及不知作者的《王氏著录》三种。按，王方庆所修的谱，其时间下限，顶多是武后时代，而《新唐表》王姓时间下限晚至唐昭宗时代，因知修《表》的人，应当有另一部修于唐末甚或五代的王氏族谱作根据，这是上述三谱之外的又一谱，只是经靖康之乱、高宗南渡，这少量的旧谱也都佚失了。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新唐书》修竣面世，其中新创的《宰相世系表》，由于世系衔接，几乎等同于曾为宰相的98个大族369人的族谱。它们的一个特点是：世系之外，又加上了各族姓得姓之源以及唐朝以前传衍世代这两部分。都是此前无人系统收集刊出过的资料，故此表一出，在姓氏谱牒学领域中，堪称石破天惊，影响极大。一部分学者或讥其无据，或指其多处疏失，但后代人(明代以后)修谱时，却绝大多数予以转抄，确信它是惟一可信的上古、中古资料。就其中王姓部分而言，后代所修谱中远祖及两汉至唐的传承部分出现的多处矛盾，都与此(表)有关。时至今日，专门研究此表(后面都简称《新唐表》)的学者已大有人在，本文只针对有关琅邪王部分作一初步探讨。为了对某个问题正本清源，有时涉及表中太原王氏的那一部分。
    《新唐书》是北宋时官修的唐史，参加编撰者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其中四表(包含《宰相世系表》），原由吕夏卿修纂，“但由于全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完成的，《志》、《表》的序……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欧阳修本人又是个“谱牒学”专家，他主修的《欧阳氏谱图》和苏洵主修的《苏氏族谱》，今已成为私家修谱的典范之作，故《新唐表》应视作代表欧阳修谱学新观点实践的产物，这样才好分析《新唐表》创新部分的得失与其资料的真实性。
    《欧阳氏谱图)，创新之处甚多，今只标出其与《新唐表》有关的两点：一、修谱必先搞清本家族的先世，即始祖及其居地，得姓的始末。因此在其(谱图》序中，一上来便有：“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至于允常，子曰句践，世为越王，越王传九世至王无疆……无疆之子蹄，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欧阳亭侯，其后子孙遂以为氏”一大段。二、上溯始祖以来各代名讳，有不可考查，宁可缺着，只写明：“口世生口口”，绝不造几个假名字填上。这在《序》中，便有好几个例子，引一段于下：“渤海之显者曰建，字坚石……建遇赵王伦之乱，见杀。其兄子质以其族南奔，居于长沙，其七世孙曰景达，仕于齐，不显。至其孙顾，顾子纥仕于陈。纥子询、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闻，遂显。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自琮八世生万，又为吉州安福令……”
     在《新唐表》中，曾出过宰相的98个大族，其世系都按欧阳氏谱图的格式制成谱图，并在每族谱图的前面写一个序，内容就是得姓之始，始祖以下各代名讳，直至隋末唐初，再用谱图表明进入唐朝以后的世系。明白了《新唐表》的这个体例，再联系前面所介绍的战国至两汉的六种著作、唐代的四个墓志铭，通盘考查’就可以对《新唐表》是否有根据，是否可信，其王姓部分有多少文献价值等问题作一些分析，并给它一个评价了。
   
     为着考证《新唐表》王姓部分的《序》是否可信，有必要将其中令后人看了生疑的部分引录于下：
     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贲，为中大夫。贲生渝，为 上将军。渝生息，为司寇，息生恢，封伊阳君。生元，元生颐，皆以中大夫召，不就。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侯。生离，字明，武城侯。二予：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
     这一部分包括三个问题：一、得姓王氏的是太子晋的儿子宗敬。二、自宗敬至王错之间空了八世(或以为自太子晋至王错共八世)，以后就代代有名有字有官职了。结合太原王氏的《谱图序》首句“’看，显然表明自王元、王威以后，才分为琅邪王及太原王两大支的。三、王元以下空了三世而至王吉。
     近代及当代学者，不相信上述资料的代表人物有二位。一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世家》部分，介绍琅邪王氏，引用了《新唐表》王姓序文，开始于“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终结于“融字巨伟，二子详览。”下面又引《晋书·王祥传》“王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接着下案语：“案，唐书表所载世系，其见于汉书王吉传者，自属可信。其后诸世当有脱误，然为王吉之后，要无可疑。”
     陈寅恪谈琅邪王氏的由来，引《新唐表》为证，未引周灵王太子晋至王元的一段，以为那还算不上琅邪王氏，道理上说得运去。但一连两次说琅邪王氏的先祖以王吉为可信，显然含而不露地认为以王元为琅邪王氏始祖为不可信。王元既不可信，则王错以上各代，于史多无据，自然也就不可信了。因为不涉及王氏得姓之说，尚不知道陈先生对太子晋及宗敬的父子关系，是否相信。
    另一位学者毛汉光先生，话就说得十分明白了，他的《中古大氏族的个案研究——琅邪王氏》一开始，引了本文前面所引的加了陈寅恪所引的《新唐表》文字，再引前述陈寅恪所引的《晋书·王祥传)文字，最后又加引了《汉书·王吉传》的开头：“王吉，字子阳，琅琊皋虞人也。”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比较上列三部正史的记载，《晋书》及《前汉书》对于琅邪王氏的源流，皆云始于前汉的王吉。而欧阳修修撰的《新唐书》远在班固撰《汉书》及唐太宗御撰《晋书》之后，却能自王吉以上，祖述至周灵王，是必欧阳修有新证据之发现；然而，魏晋之际，门第标榜之风极盛，各族皆喜将祖先追溯极远，以旧门自豪。若这些远祖有高官伟业之事迹，则更以此作为炫耀家族地位的最佳资料，设如琅邪王氏果与周灵王、王翦辈有蛛丝马迹之关系，则魏晋间王氏们必不会缺漏，盖王氏家谱在当时亦甚著称。故琅邪王氏源起周灵王之说，可能为隋唐以后的王氏附会之说。”
    两位学者的治学态度都素以谨严著称，对《新唐表》王姓序的怀疑都集中在王吉以前的世系，这种怀疑是否可以否定《新唐表》呢?笔者以为：陈寅恪下笔慎重，他认为以王元为琅邪王氏的始祖，不但没有其他文献资料可资佐证，其说法本身也有启人疑窦之处，故怀疑王元，肯定王吉，虽然这么一来，他把琅邪王氏的始祖推后了百余年，其观点却无疵可指。毛先生的观点及论据，就必须分开研究了。前面说过，上引《新唐表》序，包括了三个部分：一、王氏得姓于周灵王太子晋之子宗敬。二、宗敬以下的世系、自王错一直排至王元。三、配合《新唐表》太原王氏谱图序，明示了王元、王威避秦乱，分走两地，从此形成琅琊、太原两大支。毛先生如果就此三点分别指出欧表多有失据及错误，其说或可以成立。但是以《汉书·王吉传》及《晋书·王祥传》成书在前，均没有周灵王太子晋至王元一段资料。《新唐表》修于北宋时，欧表何由得来这些资料作理由，因而全盘否定了它，就有些武断了。
    根据前文列举的两汉以前六种文献资料，除了《列仙传》及《天问》王逸注只言王子乔以外，其余四种都具体记述了王子晋，并且涉及到他直谏周灵王的事。《逸周书》与《国语·周语》都是可以相信的资料。《潜夫论》又明确写出太子晋仙去之后，他的后嗣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因此得姓一事，汉代已有记载了，欧阳修、吕夏卿，只是给太子晋之嗣起名为宗敬而已，欧表还是有比《晋书》写定时间更早的文献根据的。关于宗敬以下从王错到王元那一大串王氏祖先，诚然在两汉至魏晋南朝之间传世的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但也不能肯定为“隋唐以后王氏附会之说”。前文特引了四则地下出土的墓志铭，意在说明，那一大串人名中主要的几个，即王翦祖孙三人，已经在后三则中或暗示(第二则)或明示(第三、四则)有记载了。特别第四则中，以王翦、王离和王吉、王昌同列为祖先，极可
能是墓主人之家将家谱一类的资料提供给撰写墓志铭的人，其人才敢这样写。考此墓的主人是高宗显庆3年（公元658年)5月人土的。其时王方庆尚未为官，故知此谱为墓主人自娘家带来的，并非王方庆所修的王氏谱。这就打破了毛汉光无蛛丝马迹可寻的说法。宋人洪迈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新唐表》的这一大段及王元，王威分投两地一节，平心而论，应是根据旧王氏谱编次而成的，倘说旧谱有谬误，《新唐表》未予纠正，看法还是客观的，据成书年代晚来否定它，就不客观了。
    因此，可以说，《新唐表》谱图序，是据传世旧谱整理而成，并非向壁虚构，基本上是可信的。但是原谱修谱人，追溯前代祖先，不无拉古代名人入谱的嫌疑，欧、吕二公修(表》，涉及九十余个大族之谱，无力一一为之辩正，故《表》中存在着很多错误，也是不容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