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车辖》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书圣王羲之其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千百年来，引无数英雄竟折腰，研究的文章，汗牛充栋，就国内近年研究而言，大体生平方面有《王羲之评传》、《王羲之志》等；书法方面有《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卷》、《王羲之书法全集》、《迈世之风》等；关于研究方法，祈小春概括为三类，一类是法帖流传、版本优劣的考证，二类是法帖字迹优劣的评论，三类是书迹真伪的议论；另外节庆活动，光临沂市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工0届书圣文化节，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上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节庆活动等，仍有继续深入研究和举办的必要，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王羲之书法研究必须要创新，才能有新成果。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总结出了“文律运周，曰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的文
学发展规律，认为只有新变才能使文学不断发展。萧统在《文选序》中指出：“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指出增华、加厉之变正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书法也是这样，创新才有活力．王羲之及其书法研究要开拓新的思路。从书法地理学的角度研究王羲之及其书法，可谓是条有意义的途径。     文学艺术与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地理环境影响了文学艺术，文学艺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地理环境。《尚书·禹贡》是第一部涉及人与地关系的经典，“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以高山大河划分界域，它打破了以部落血缘的旧观念而代之以地缘的政治的文化的区域地理观念，并从文化地理角度确立文教中心和语言符号中心，首次展现了人文地理观念。中国的文学艺术，一开始就显示了鲜明的地域色彩。《诗经》中的风雅颂，就是以地理特色为编纂标准的。
  《文心雕龙·物色篇》言：“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文学艺术与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互动共生的关系古人已经意识到，也有一定的论述。中华古代先贤早就认识到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与水土之关系。《管子·水地篇》言：“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这些均涉及到水土之性与民性、民风的密切关系。大而言之，作为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文学艺术，与水土之性也分不开。“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各自的地域中生活，形成了各自的特点，《礼记·王制》描述上古四方的的风俗说：“东方曰夷，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是说环境对民俗的影响，同样也可以扩展到环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地理的各种可居住性和不同的纬度有关。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说：“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人类的一切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这些论述有合理价值的成分，但把地理环境看成决定性的因素，又有失偏颇，不过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肯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时间与空间观念，特别是“时空交织”的理念，已成为当今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遵循“时空交织”的原则，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全面深入认识并把握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是这样，书法也如此。南宋赵孟坚就看到了书法的南北差异，认为书法有南北之分。清人冯班在《钝吟书要》中发挥了明代董其昌关于画有南北宗之说，认为“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钱泳的《履园从话·书学》中也说：“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对地域风格影响书法风格作了比较详细研究的当推清代朴学家阮元，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罐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罐、索靖及崔悦、卢堪、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微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犊，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
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诏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志同道合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褚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阮元《历代书法论文选。南北书派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630页)阮元还在《北碑南帖论》中说：“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拒其盛。”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论述了南北书法之别：“吾中国以书法为一美术，故千余年来，此学蔚为大观焉。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等方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代表。……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
    从以上的论述中，足以看出书法地理学深入研究的必要．近三十年来，随着文化地理学的兴起，有人首先关注到了书法与地理之间的联系，书法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努力的结果，地域因素显然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但可惜的是，从书法地理学的角度对王羲之书法的研究成果甚少。     从书法地理学的角度如何研究王羲之书法，本文认为可围绕下列几点：     古代的临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沂源猿人”的出土，表明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人类已活动在这一地区，并创造了远古的文明。《左传》关于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的记载，说明了该地区东夷文化深厚的积累和发达。战国时期，大体上说，沂蒙山区北部属齐，南部属鲁，部分地区又一度属楚。齐文化的开放进取，鲁文化的敦厚重礼，楚文化的豪放、典丽，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都对沂蒙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铸就了古临沂独有的文化特征。临沂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区东南部和鲁东丘陵南部，有鲁山、沂山、蒙山、尼山四条主要山脉呈西北东南向延伸，以沂沭河流域为中心，北、西、东三面群山环抱，向南构成扇状，冲积平原，山区重峦迭嶂，千峰凝翠，丘陵逶迤蜿蜒，连绵起伏，平原坦荡如砥，一望无际，河道纵横交叉，碧水如练。居山、顺河、临海的地理环境，为沂蒙文
学提供了赖以产生、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源地，形成了临沂人浩然大气、踏实、敦厚、坚定的精神风格。历经两干余年的积淀，这种风格已经是一种区域文化的象征。他们有山的坚毅，水的包容，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前苏联作家K·巴乌斯托夫斯基把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所接受的文化影响当作是一种“最伟大的馈赠”，他在《金蔷薇》一书中写到：“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K·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李时、薛非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25页。)王羲之接受了这种“最伟大的馈赠”，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培育了他基本的人生观、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基本的文化态度。这些东西构成了他这棵文学艺术之树的“根”和“本”，构成了他生命的“原色”。沂蒙人的吃苦耐劳，体现在王羲之身上，他练字专心致志，以致把墨汁当成蒜泥吃掉。据说他门前的池塘因为长久洗刷笔砚，池水尽黑，故称洗砚池，遗址今仍在临沂城内。王献之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就开始练字，曾写尽九缸水，因持之以恒，才登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王羲之早年随卫夫人习书，卫夫人的《笔阵图》以一种最高境界的教育理念，在大自然中教育他们学习书法，王羲之书法美的源头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沂蒙大地的熏陶。沂蒙地理环境与书法家的文化品格，其表现的多面性，很值得进一步挖掘。     社会的大动荡，大量北方士人举族南徙，把北方的书法也带到了南方地区，“王导初师钟、卫，携《宣示表》过江，此可见书派南迁之迹”。“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齐王僧虔《论书》，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陶宏景也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响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
    (陶弘景《论书启》，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71页。)江南气候温暖湿润，以“水乡泽国”为特色，冬温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山体轮廓柔和优美，湖泊众多，各种常绿花卉覆盖率高。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正是这灵山秀水的江南自然环境陶冶了文人的心灵，也影响了王羲之。如果说“本籍文化”是根，那么“客籍文化”就是枝叶。“本籍文化”使根扎得深，“客籍文化"使枝叶更加丰满、粗壮。南方秀丽的自然山水孕育了行书的灵动和典雅，秀美飘逸的行书更加适合这山水秀丽的三吴地区。两相结合的结果使得王羲之书名大胜，加之玄学的兴起，崇尚风流倜傥，登山临水而放达不羁，造就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江南书风。
    书法是写字，但更是艺术，有格调高低之分。王羲之书法，或敛气回锋，安雅端丽；或节奏和谐，蕴藉风流；或俊逸潇洒；或悲情外露。书法艺术的成功，主要决定于他的艺术造诣，同时，地理因素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江南地理环境对王羲之书法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书法的结体、运笔、线条当中，而且体现在其内容之“韵”上。“晋人尚韵”，韵者，不单单是线条这种外在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情感的体现，喜怒哀乐，形诸笔端。
    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顿首．便陟冬日，时速感叹，兼哀伤切，不能自胜，奈何。初月一日羲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际，致叹至深。初月一日羲之报。忽然改年，感思兼伤，不能自胜，奈何奈何。初月一日羲之顿首。忽然此年，感远兼伤，情痛切心，奈何奈何。
    从“奈何奈何”字中看到他哀伤之情感，时节变化在王羲之胸中引起的感慨，体现了江南风景对王羲之的影响。     书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其互动关系也值得深入探讨。杜佑《通典》云：“闽越暇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间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杜佑：《通典》，卷182，中华书局，1988年，第4850页。)文学如此，书法也是这样。一个书法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感受、体验、生命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倾向等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除了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当地的人文养料，他在当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总体构成给予或多或少的影响，即反哺于当地文化。永嘉之乱后，琅琊王氏南迁，为当地书法增添了活力。尤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不仅引导了书法潮流，而且完成了书体上的变革，成为影响当地书坛上最为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与北方中原书法迥异的书法文化景观，推动了书法的普及与发展。
    “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研究书法地理学与王羲之书法，对于书法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高度关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书法家、书法爱好者恢复对自然的记忆，从而有助于重建书法与自然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这对于保护自然环境、建立人类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也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号召做出的积极响应，其意义远远超过了研究书法地理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