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临沂人王羲之(303-361年)少时师从名家，年长后博学各流派法书，备精诸体，并择采众长，变古制今，晚年臻至化境，达登峰造极之妙，鼎获“书圣”美誉，以书法艺术闻名于世。但从他出任秘书郎始，到他宣誓永不为官止，从政长达30年(325—355年)。在官职上也曾先后担任秘书郎、会稽王友、临川太守、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虽然官职不高(最高为四品)，且为地方官、军职，但他在行政伦理方面，给后人留下了较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重国事和责任，轻权位及私欲
    王羲之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以国事为重。他无论主宰一方、僻处一隅，还是闲散在野，都关注国家大事，尤其关注关系到国运和百姓利益的大事，如北伐收复国土、漕运、赋税等。
    东晋偏安江左，始终想北伐收复国土。从司马睿、王导始，就立志“克复神州，还于旧都”。随后，有数人多次率军进行了北伐。343年，庚翼请求北伐，很多人反对，王羲之则大力支持。但他对随后殷浩的北伐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晋书．王羲之传》)因王羲之深知殷浩与桓温不和，认为殷浩北伐，实际上是为对抗桓温而采取的行动，动机不纯，故称其为“力争武功，作非所当”。而且王羲之知道殷浩“高谈庄老，说空终日”，缺少处理军政事务的实际能力。到356年桓温又北伐时，已誓墓归隐的王羲之则给予高度的关注和热心的支持，曾说：“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王右军集》)其实，从个人感情上讲，王羲之与殷浩交往甚密，感情很深，殷冶还曾举荐王羲之为护军将军，称得上是莫逆之交，关系比桓温好得多。而殷浩与桓温不和。但从大局出发，以国家利益计，王羲之支持桓温，而反对殷浩北伐。不仅如此，王羲之还从国家利益出发，主动协调殷浩与桓温的关系。他致书殷浩，晓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的道理。(《晋书.王羲之传》)又画了一幅廉(颇)蔺(相如)交欢图送给殷浩，并“密说浩、羡，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晋书．殷浩传》)表现了王羲之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顾全大局、不拘私情的可贵品质。由此可见，王羲之处事、虑事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为感情所扰，不为私利所困。在他眼里，知遇之恩、手足之情、个人的仕途等在社稷面前，无足轻重。
    在王羲之眼里，与国事和责任相比，权位和私欲不仅不重要，而且可有可无。实际上，从本质上讲，行政权力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但是，由于行政权力自身的层次性能够带来利益的差别，加之行政权力又拥声有效的行为手段，很容易产生权力崇拜意识。在权力崇拜意识支配下，人们有可能为追求权力而角逐，而全然不顾自己肩负的责任，甚至把对权力的追求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结果会导致行政权力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使手段变成目的。而且，有了行政权力后，往往按传统惯性，滥用权力。在王羲之所处的以恩赐官僚制为核心的人事行政时期，这是常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较普遍的现象。但王羲之出于污泥而不染，不仅没有角逐权力，滥用权力，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取私利，而且曾多次推让不就，甚至做出了誓墓辞官的惊世之举。
    王羲之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在任职期间，他有较强的行政责任意识，不随便出仕，出仕也不为享乐和私利。他能体察民惰，为民请命，对“百姓之命……倒悬”，“夙夜忧此”。(《全晋文》卷26)《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又，346年，共同辅政的司徒蔡漠、会稽王司马显和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殷浩都希望王羲之出山，拟任命其为护军将军，王羲之仍辞谢。殷浩致书劝道：“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复信表明心志：“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故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晋书．王羲之传》)说出了若为官也不愿在朝中任职，而愿奉使关陇、巴蜀的想法。事实的确如此，王羲之所做官职，多为地方和军中官，而少“廊庙”之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不羡浮夸、清谈、骄奢淫逸的士族生活，更不愿身陷当时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宦海漩涡，而愿意为百姓干点实事。他向往的奉使关陇、巴蜀，虽未成行，但他“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的想法再一次说明，他重责任、使命，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官位不是他进退的目的。他最终退出官场的方式也说明了这一点。
    354年，王述出任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有意为难他，且向会稽征调大批北伐军用粮米。王羲之深以为耻，于355年率众子孙到父母墓前宣誓，表示永远不再为官。在誓文中，他说：“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曒曰。”(《晋书.王羲之传》)显示了他的无奈和不为官的决心，当然也有抗争的意味。此举引起朝野震动，劝慰者众多，但他不为所动，彻底告别了官宦生涯。但他仍对国家大事，如上述他对北伐战事等非常关心，与国家忧喜一致。
    二、施仁政以利民
    王羲之接受了孔孟的仁政思想，主张“政以道胜宽和为本”，但他认为施仁政的主要目的是利民。他阻止殷浩北伐，就有怕战争涂炭生灵、劳师无功而“疲竭根本”、加重人民负担、引发人民起义的考虑。他曾说：“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众望，救倒悬之急……”又说：“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措。自顷年刻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惨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晋书．王羲之传》)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他认为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苛政。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同时也是他提倡施行仁政的原因。
    王羲之通过观察、调查和思考，看到了东晋的种种弊端，并敢于直抒胸臆，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今事之大者未布，槽运是也。”希望朝廷“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晋书.王羲之传》)针对“仓督监耗盜官米，动以万计”，“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的情况，他主张用“诛翦一人”的严刑，以达到“其后便断”的效果。(《晋书.王羲之传》)
    他还分析了百姓流离失所、户口日减的弊病和原因，指出：“白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晋书．王羲之传》)针对这种状况，他建议采取具体措施，防止人口流失，即“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晋书.王羲之传》，并认为：“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晋书．王羲之传》)显然，他没有看到百姓逃亡的真正原因，只看到“征役及充运”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所采取的措施，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把本来不合理的严刑重罚改为劳役，相对说来要人道一些，反映了王羲之的仁政思想。此外，针对粮荒，他曾用断酒之法令节约粮食，以救民命。《断酒帖》载：“断酒事终不见许，然守之尚坚。弟亦当思同此怀。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解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王右军集》)用禁止酿酒这种办法节约粮食，确实是不得已之法。但一个郡断酒一年，即节约粮食一百多万解，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他作为地方长官，能看出时弊，且能采取可行的补救措施，尽管属于权益之计，但尚足以称道。
    三、勤政爱民
    很多人认为，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是廉政，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是勤政。笔者不揣浅陋，认为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包括廉政和勤政，而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是优政。当然，无论如何，勤政都是行政伦理的重要内容。王羲之在从政的30年里，不仅做到了勤政爱民，而且力争优政。329年后，王羲之初任地方官，出任江州临川郡太守。到任后，他一改政务大都由椽属和小吏办理的魏晋时尚，关心民瘼，工作勤奋务实。他从清理积弊入手，多为百姓着想，政务大有起色，享誉一方。348年，他到任护军将军不久，即发现兵营中瘤疾丛生：营兵员额不足，军队装备如恺甲、兵器、箭支、船只等破旧残缺，马匹瘦弱不堪，兵卒老弱疲嬴。
     而且每任刺史离任时，“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胜计”。(《晋书.苑宁传》)东晋沿袭曹魏制度，齐民编户之外设立兵户，世代相袭，身份永不变更，被称为“兵家子”。兵产户籍不属郡县而属营部，称为“士籍”或“兵籍”。兵户身份低下，生活困苦，入营后依旧，因此逃亡的很多。而一人逃亡，需一家补兵；一家逃亡，需亲戚旁支补兵。甚至一人逃亡，需邻伍补兵。积弊很深。他无力改变这种制度，但他在仔细观察、深思熟虑后，力求减少弊端，发布了《临护军教》。规定：“今所在要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履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太平御览》卷240)体现了他从实际出发，求实、求治的行政管理意识、古代名将风范和朴素的人文关怀思想。351年，他抱着为民分忧、造福一方的愿望，携全家赴会稽郡就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很想有一番作为，因此到任后，即着手了解全郡的户口、赋役、山川、风习、物产、气候、人文等情况，很快进入角色。在亲理郡务中，他发现花费时间最多的并非传统的听讼、劝农、兴教化、举人才等事务，而是应付上自尚书省、下至扬州刺史府下发的公文令符。而且，政务在由郡守交给县令、县令委之青吏办理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弊病。如田赋军米，层层克扣，加上监官的明取暗盗，民间交上百石米粮，及至扬州，只能剩下四五十石。而不足之数，由郡县再次征收补齐，这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为此，他每每上疏荐言，为民请命。这一切都说明，王羲之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出色的地方官。
    以上是王羲之行政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值得肯定的部分。应该指出的是，他虽然为官30年，但没有尽全力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不是职业政治家。这有时代原因，也与他的思想、性格及他酷爱书法的心境有关。从时代上讲，在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官职是“恩赐”的，从政是官差，不是事业，知识分子总是游离于“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之间，而学习经史，玩味琴棋书画则是不可或缺的。王羲之或人世为官，或辞职归隐，但一生都在学习书法、研究书法，终成书圣的事实，即是写照。从思想上讲，王羲之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文人一样，思想是儒释道杂糅的。琅琊王氏世世代代信奉天师道。王羲之在家庭与时代的熏染下，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但对老庄学说及神仙之术也深信不疑。所以他在积极入世、敬德保民、施仁政以利民、勤政、务实、爱民的同时，也流于清谈时尚。从性格上讲，是因为“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的缘故及道教的影响。
     他性格骨硬孤傲，不拘于俗，追求自然和个性，且爱惜生命、轻视功名利禄并推己及人。因此，对他的轻权位及私欲举动，不宜评价过高。尽管如此，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行政伦理思想还是值得研究和称道的。